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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核心理论基础是产业集聚及其相关理论，这些理论搭建了专业村形成及优势发挥的逻辑框架，是本研究赖以开展的根基，是实施实证检验的依托。
产业集聚的相关思路可追溯至亚当·斯密时期，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区域分工专业化中可见一斑。随后，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直至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都在不断丰富产业集聚现象的理论基础。此外，分工专业化理论、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理论，以及威廉姆森假说也对产业集聚形成的优势与问题加以阐释，丰富了本研究的理论内涵。
本小节首先对既有理论进行梳理，并分析既有理论在农业领域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蔬菜专业村形成及如何依托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带来溢出效应的基本逻辑框架，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产业布局与区域化分工可追溯至由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商品交换产生于绝对优势，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等优势能够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擅长生产某种产品，那么它便应专门从事该产品生产，并用以交换其他国家或地区擅长生产的产品。但是，该理论的主要局限在于，以绝对成本衡量国家间的贸易将使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或地区无法参加贸易，这与现实情况不符。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优势理论，指出即使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或地区，只要该区域内部的产品之间存在差异性劣势，就可以通过专门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参与贸易分工，继而获得需要消耗较高成本的产品的利益。亚当·斯密与李嘉图都认为专业化产生于比较优势，但相较于亚当·斯密的内生专业化，李嘉图的外生专业化更符合现实，对区域化布局与专业化生产的研究思路更有指导意义、适用性更强。图2-2直观展示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两条线分别为甲、乙两国生产 A 、 B 两种产品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两条线的斜率分别代表了甲、乙两国分别用 A 产品生产来衡量 B 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如图可知，相比乙国，甲国生产 B 产品的机会成本更高。因此，甲国需要通过生产并出口 A 产品来与乙国贸易，换取 B 产品。
图2-2 比较优势理论
赫克歇尔和俄林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假定两个国家分别生产两种产品，具有相同的技术和生产函数，不存在规模经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国家之间贸易自由。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各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产生于本地拥有的不同的生产要素，出售由充足的要素生产的产品，买入由稀缺的要素生产的产品，以此实现比较优势，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土地、资本、劳动与技术等要素禀赋差异对区域分工的影响，则图2-2可转化为图2-3。其中，令 A 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则甲国为劳动丰裕的国家， B 产品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乙国为资本丰裕的国家，甲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更偏向于 QA 轴，乙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更偏向于 QB 轴，甲国通过生产并出口 A 产品与乙国生产的 B 产品交换。
图2-3 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对于立足自然再生产的农业而言更加重要。对自然资源依赖的不可替代性，使农业生产区域选择对于自然资源（土地、水资源）、气候条件等的选择更加严格，这不仅是当地能否进行农业生产，也是当地能否获得比较优势进行经济再生产的基础，还是农业产业布局的决定性因素。尽管要素禀赋理论中也考虑了商品运输费用及其他要素流动成本，但是仍在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区域分工进行分析，这意味着区域分工专业化仍是由外生禀赋差异所决定的。
杨小凯在前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更贴近现实。杨小凯指出，内生比较优势是通过后天的经验积累、专业化学习或技术创新等人为方式获得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化和动态化。具体而言，分工专业化可以通过“熟能生巧”提高一国或地区的生产效率，而伴随生产效率的提升，比较优势将会进一步提高，形成正向循环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对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对于分工过程的参与能推进其自发获得并实现内生比较优势。
在农业领域，自然禀赋约束是难以逾越的标准，人力资本与技术运用则可以通过训练、培养得到强化。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主体——农户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执行者，农户生产水平决定了农业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农业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生产过程中，“干中学”是农户提高技术储备与田间管理水平的主要方式，多年来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有助于农户在重复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且在应对突发灾害时更加娴熟。由此观之，相比文化素质低、种植经验少、培训经历不足的农户而言，受教育年限与种植年限更长、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户在生产中会更富有比较优势，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益更高，更容易形成专业化生产，更容易形成农业优势产区并发展壮大。
空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早期经济学家却一直忽略了空间因素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空间因素一直难登主流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减（不变）、商品可以贸易且运输成本为零，是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在这样的背景下，是杜能将运输成本作为区位分析的起点，提出了农业生产布局中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发现了农业区形成的动力。在地租与运输成本的共同作用下，杜能的孤立国以城市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排列形成6个生产同心圆，从第一圈发展生鲜易腐或运输成本大的产业，如蔬菜、水果，直至第六圈发展运输成本较小的产业，如畜牧业。
式（2-1）展示了杜能区位理论形成机制。
（2-1）
其中， R 为地租收入； P 为农产品市场价格， C 为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 Q 为农产品总产量（销售量）， K 为生产地与城市（市场）的距离， t 为农产品运费率。
据此，图2-4展示了“杜能圈”格局，由地租曲线组成。具体而言，每种作物都有一条地租曲线，其斜率大小由运费率决定，不容易运输的农作物斜率较大，容易运输的农作物斜率较小，构成了杜能圈层式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图2-4 “杜能圈”格局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写到，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和技术外溢3个因素是工业组织专门集中于特定地方从事生产的原动力，也是后果。马歇尔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以工业组织为例，说明除自然禀赋、市场需求与政治影响外，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获得收益是导致企业在特定地区形成集聚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中间投入品、公共基础设施和专业化服务的共享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大型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促进了企业获得更稳定的劳动供给，并保障了劳动者的稳定就业；集聚区技术和知识的溢出促进了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迅速扩散，即要素共享、劳动力池和技术溢出三者共同作用形成规模报酬递增优势，进而实现集聚区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竞争力加强，如图2-5所示。
图2-5 马歇尔产业区理论
在农业产业中，由于生产过程具有高交易成本，高度依赖密集投入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特征，使农业生产更倾向于向优势区域集中，从而形成主产地，以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优势降低专业资产投资风险，提高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的利用率等。反之，集聚发展模式下的马歇尔外部性也会形成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强化本地优势，使优势区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集聚→规模报酬递增→集聚”的正向循环。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一书奠定了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奠基人的地位。韦伯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是什么力量导致了企业区位的选择，以及区位的转移，这对集聚理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前提是：费用最小的区位是最好的区位。韦伯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单个企业由于无法干预市场价格，只能通过减少产品的运输费用来谋求最大利润，即企业要考虑原材料到工厂及产品到市场的距离，以及原材料的消耗，以实现区位费用最小化，而当所有企业均按照该原则进行选址时，就形成了企业的特定空间集聚现象。
式（2-2）为总运费 S 的计算方程。
（2-2）
其中，假设原材料、市场有 n 个，运量分别为 m 1 ， m 2 ，…， m n ；距离最小运费点 P 的距离分别为 r 1 ， r 2 ，…， r n ； f 为运费率。欲使 S 最小，需对 X 、 Y 分别求导，并令其等于0。通过求解方程组，可获得最小运费点 P ，图2-6直观地展示了这一过程。正是在运输成本节约的基础上，集聚中心的吸引力得到强化，即集聚程度增加→集聚的节约指数提高→吸引力的范围扩大。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思路和结构可以归结为区位三角形理论，他进一步将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划分为特殊因素和一般因素：特殊因素主要指交通条件、资源禀赋，而一般因素则包含对专业化技术设备、专业化劳动组织的需求，市场条件和主营业务成本等。
图2-6 韦伯工业区位理论
工业区位论与农业区位论的核心主张具有相似之处，均强调了交通成本对生产布局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农业产业而言，农产品具有季节性、地区性、易腐性、不便储存等特点，是否靠近市场、市场规模与数量、交通是否便利是影响农业主产地形成的重要因素。但工业区位论除论述产地与市场之间的交通成本对产地布局的影响外，还考虑了生产资料供给的交通成本对产地布局的影响。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代生产资料投入更加密集，农户生产更倾向于在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生产资料获得便利的区域扩大生产。此外，依照选址的“一般因素”，当地的技术支持、政府支持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一度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但自20世纪以来，经济世界的非平衡性让空间经济学再度受到广泛关注，克鲁格曼、Fujita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将空间的概念与产业集聚再度纳入主流经济学视野。新经济地理学可以被理解为“空间意义上的经济学”，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不同，是在规模报酬递增与不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对经济集聚现象进行解释的流派。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规模报酬递增。具有密切经济关联的企业由于地缘的邻近性而形成外部规模经济，继而带来成本节约。第二，空间集聚。由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和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联合作用形成产业集聚。具体而言，价格指数效应意味着运输成本的存在使企业集聚的区域消费者价格指数较低，集聚区工人即便与非集聚区工人名义工资相同，但具有更高的实际工资，促进工人进一步流入集聚区。同时，劳动供给的增加使集聚区的企业能够支付更低的名义工资，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即通过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本地市场效应则指企业为尽可能降低运费而倾向于选址在市场需求（潜能）较大的区域，而企业建立的同时将增加当地的消费者数量，进一步提高当地的消费需求，需求的增加将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即所谓的“后向关联”效应。第三，路径依赖。克鲁格曼认为产业集聚的形成是基于循环积累而强化与调整的偶然事件，即产业集聚往往始于当地初始优势的“路径依赖”放大效应，即所谓的“锁定效应”（见图2-7）。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把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模型化并应用于产业集聚中。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心—外围”模型、区域专业化模型，以及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总体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是对既有集聚理论的提炼与升华，并将数理模型纳入分析中，成为研究集聚现象及其效应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新经济地理学还逐步向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方向扩展，因这不在本研究的范围内，故不加以赘述。
图2-7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秉承了马歇尔产业区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内涵，同样强调了生产者空间集聚形成的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区域竞争力。同时，新经济地理学还突出了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结合本研究而言，在农业主产地中，生产资料需求与供给都更加集中，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农产品价格的连带下降，而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将增加消费者的需求，消费需求的增加则会进一步增加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吸引更多要素供应商集聚。生产资料供应者、生产者、消费者都在集聚过程中享受到更多收益，促进空间集聚。此外，产地的初始形成往往由于历史偶然因素，但一旦形成了先发优势，就将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优势形成这种经济活动的长期集聚过程，如寿光蔬菜产地的发展壮大。
波特正式对产业集群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在特定行业中，在空间上集聚的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联关系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机构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竞争力的经济体即产业集群。波特认为，产业集群具有三大基本优势：第一，集群内经营主体通过接近中间产品供给、“劳动力池”、技术溢出等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集群内经营主体的生产率，提高集群经济发展水平与竞争力。第二，有利于提高集群内经营主体的创新能力。集群内经营主体彼此通过非正式或正式渠道互通信息，能够更迅速地获取市场需求，降低搜寻成本，增加其创新激励。第三，有利于强化集群内既有经营主体的竞争力，同时降低经营主体进入与退出的风险。波特将成功集群具备的共同要素整合成了著名的“钻石模型”，涵盖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持性产业及企业策略、企业结构与同业竞争4个基本因素，以及政府政策与机遇两个附加要素（见图2-8）。波特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但亦有研究认为，波特对产业集群内部经营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的形成原因缺乏探讨（郑宏星，2008）。总而言之，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集群表现形式，并系统地分析了产业集群发展优势所在，为研究农业产业集聚及竞争力发挥提供了分析框架。
图2-8 波特竞争优势理论
由前述分析可知，外部性（外部规模经济）是除交通成本、自然禀赋外，影响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动力，本部分梳理出前述各个理论中涉及外部性的部分，这也是后文中专业村产业集聚的溢出机制的核心理论基础。
外部性思想最早由马歇尔提出，即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通过中间产品、服务与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池”和技术溢出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影响集聚区技术创新、生产效率、经济水平，以及区域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外部性带来规模报酬递增的思想为新经济地理学所吸收，并以此为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模型化，构建了“核心—外围”模型。同时，马歇尔外部性还被扩展为马歇尔-阿罗-罗默外部性（Marshall-Arrow-Romer Externalities），MAR外部性主要在同一产业内产生，强调区域专业化的外部性，并指出垄断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与之相对应，雅各布斯外部性（Jacobs Externalities）则强调了在不同产业之间形成的外部性，突出多样化的外部性，并强调竞争是经济增长的源泉。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将静态的马歇尔外部性扩展为针对技术的动态外部性。在20世纪末，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与MAR的关于专业化，以及Jacobs的关于竞争的观点一致。因此，也有学者将波特的观点单独称为波特外部性。
此外，依据作用方式，可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主要依赖物理距离的接近，货币外部性则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溢出，即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使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形成溢出关系。依据作用范围可将外部性划分为产业外部性、地理外部性和时间外部性：产业外部性是由于产业特征产生的外部性；地理外部性也叫空间外部性，主要与距离衰减和规模经济有关；时间外部性则强调经营主体间过去的相互作用对当前生产率产生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既有理论的分析与梳理，假设在农业主产地中，具有合作与竞争关系的生产者、专业化服务供应商，以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在空间上形成集聚，在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下，能够通过技术溢出、专业化服务共享、基础设施共享，以及要素集聚等溢出机制形成外部规模经济。而这将影响集聚区生产效率、经济水平，以及区域竞争力，并进一步推进主产地的发展壮大，这是本研究依托与检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由2.2.2的理论梳理可知，产业集聚优势发挥的关键体现于企业空间集中通过中间产品、服务与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池”和技术溢出等溢出机制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对集聚区的生产效率、经济水平以及区域竞争力产生影响。但是与此同时，分工专业化理论、创新产业集聚理论、威廉姆森假说等也是与集聚相关并对集聚区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理论。
分工专业化起源于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斯密指出分工能够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分工与生产率提高之间互相推动，是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劳动分工形成专业化，并通过“干中学”积累、推动技术进步，产生收益递增，从而增加国民财富，但斯密认为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规模。在斯密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中如杨格等，意识到分工深化虽然受制于市场规模，但亦能够扩展市场规模：随着分工的深化，生产迂回环节增加，生产迂回方式演进，技术不断进步，产品价格持续下降，需求和市场不断扩大，导致分工进一步深化，形成“分工—市场”的自我循环，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由此可知，在产业集聚区中，同类产业或同类产品生产企业之间存在着分工网络，通过信任、合作来建立贸易伙伴关系，有利于交易效率提高；同时，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使得资源的共享、知识的扩散，以及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分享规模效益，从而提高企业效率，提高集聚区收益。此外，随着集聚区内迂回市场产业链条的延长，市场范围不断扩大，促使分工进一步深化，提高集聚区竞争力（见图2-9）。
图2-9 分工专业化理论
在农业主产地内部，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各司其职，农户依托种植传统与家庭禀赋专业从事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将农户组织起来，担负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指导、生产性服务、产品销售等功能，解决一些一家一户干不了或干不好的事情，农业龙头企业将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农业生产，并将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在这个过程中，各个主体分工协作，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生产效率与经济收入的提高，享受集聚发展模式下的分工协作、外部性带来的规模经济。与此同时，由于主产地对产品与生产资料的需求巨大，将吸引、衍生更多经营主体加入，延长产业链条，扩大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主产地的规模，提高主产地的专业化水平，促进主产地提质、增效、增收。
以创新经济学理论著称的熊彼特还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联系在一起。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新技术、新发明在生产中的首次应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或供应函数，是在生产体系中引进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包括5种情况：创造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开辟新的市场，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来源，实现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或企业重组。熊彼特指出，创新并不是孤立事件，不是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相反，它们更倾向于通过成功者的带动扩散而具有群集特征，形成一种互为促进的关系，是一个创新者、模仿者、改进者相互竞争和蚕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创新发展和成熟的过程。集聚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学习平台，使创新可以在多个层面、多个环节中发生。在集聚区内，新的思想与技术出现后会迅速扩散并频繁反馈，在反复碰撞和震荡中，进一步激发新体系、新方法、新模式等，实现互动共赢。换言之，由于创新不单是企业的个体行为，更需要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和竞争才得以实现，所以产业集聚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提高农业产出、维护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在主产地，具有血缘、地缘与业缘密切联系的农户之间通过社会网络彼此交流学习，对于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共性与特例问题进行相关意见交换。同时，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及政府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也积极发挥作用，为农业生产注入新要素，提供科技支持。在整个过程中，主产地内部的新技术、新方法被不断传播，并通过不断实践得到优化，技术的适用性与效果不断突破，有利于主产地农产品稳定供应、农民增收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威廉姆森假说（Williamson Hypothesis）是指产业的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显著促进效率提升，但达到一定程度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小，“拥挤”效应超过集聚效应，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是由于在产业集聚初期，特别是交通与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时，空间集聚有利于基础设施共享、提高生产效率，但随着基础设施和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企业过度集中导致的“拥挤”会造成资源争夺、地价提高、环境污染，反而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经济活动趋向分散。图2-10展示了产业集聚程度与效率之间的倒“U”形关系。
图2-10 威廉姆森假说
当今的农业是商品化的农业，是现代化的农业，对机械、基础设施等投入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对于主产地而言，良好的灌溉条件、稳定的电力供应、适合的农机服务等对于保障农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交通条件则是将产品转化为收入，实现经济再生产的重要保障。但是，公共基础设施与社会化服务具有一定的竞争性，过多的农户使用会产生“拥挤”问题，如水、电供应不足，交通堵塞，服务质量下降，等等。因此，产业集聚程度过高会因集聚引发的要素比例失衡（过度集中或相对稀缺）而造成规模不经济，进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与收益。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人类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公平，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有关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谁优先的问题，不仅涉及经济学，还涉及社会学，以及人类的文化和道德观念问题。尽管当代人掌握着生产与发展的优先权，但“节俭原则”“高效原则”“创新原则”和“人道原则”应得到同等的重视，即当代人在处理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与环境问题及其他有关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关系的问题时，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不能毫无节制地使用资源或占有福利。要节约利用资源，注意资源利用的集约化，有意识地通过创新来破解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人类后代秉持人道主义原则。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对资源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在主产地，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农户往往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加大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力度，并密集投入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导致水资源紧缺，碳消耗增加。这对资源与生态环境产生了较高的要求与压力，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由此观之，在市场需求与自然约束的双重压力下，农业主产地应逐步由以增加面积为主的粗犷扩张型发展模式向以改进质量、提高效率和效益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转变，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提高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