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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影响相关文献主要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各个维度与资本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及其环境维度对企业总风险、系统风险和特质风险的影响。
现有文献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Husted，2005；Richardson and Welker，2001；Dhaliwal et al.，2011；Cheng et al.，2012）。目前的文献主要基于资本市场风险视角，根据美国KLD社会责任度量指标的构成，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正面企业社会责任（Strength）和负面企业社会责任（Concern）。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有道德的经理人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战略风险管理水平的工具，最终企业风险会随着社会责任业绩的提高而降低。Spicer（1978）以美国污染控制报告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首次检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产生的影响，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总风险、系统风险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Godfrey（2005）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积累道德资本、建立稳固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能起到类似保险的作用，降低企业被利益相关者制裁的可能性，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业绩越好，企业面临的风险越低。Husted（2005）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业绩与企业事前的下行商业风险负相关。Gaspar和Massa（2006）认为，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企业通常面临较高的特质风险，此时良好的经营战略，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能帮助企业建立稳定的利益相关者关系，降低企业特质风险。Comincioli等（2012）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贝塔系数衡量企业风险，发现贝塔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履行社会责任能减少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风险。有些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提高企业声誉、道德资本、员工忠诚度和顾客的信任降低企业的特质风险（Lee and Faff，2009；Luo and Bhattacharya，2009）。Lee和Faff（2009）研究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业绩与企业特质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业绩与特质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可持续发展业绩越好，面临的特质风险越低，特质风险对资本市场定价的影响越大。Luo和Bhattacharya（2009）研究了两个重要的战略营销杠杆（广告支出和研发支出）在企业社会业绩和特质风险之间的调节作用，发现研发支出和广告支出越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业绩对特质风险的降低效应越显著。Harjoto和Jo（201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降低坏消息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将股价下跌风险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Godfrey等（2009）研究发现，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负面冲击所造成的股东价值损失越少，再次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类似保险的功能。Oikonomou等（2012）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系统风险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但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加大系统性风险。Jo和Na（2012）研究有争议行业（酒精、烟草、博彩等）和正常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风险的影响，发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降低了有争议行业的资本市场风险。Albuquerque等（2013）利用产业均衡模型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会显著降低系统风险，增加企业价值。Mishra和Modi（2013）区分正面企业社会责任和负面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发现正面企业社会责任降低了企业特质风险，而负面企业社会责任增加了企业特质风险，正面企业社会责任的风险降低效应随财务杠杆的增加而减弱。Bouslah等（2013）研究了KLD各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总风险和特质风险的影响，发现负面的员工关系、多元化、公司治理与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风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正面的社区关系（多元化）正向（负向）影响企业风险，对于非标准普尔500 指数公司，负面的员工关系和正面的多元化正向影响企业风险，正面的环境责任会显著降低企业的风险。Orlitzky和Benjamin（2001）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市场风险系数比财务风险系数显著。Bouslah等（2018）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前后（2008—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企业风险存在显著异质性，在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经济环境下，企业社会责任积极行为可以作为降低风险的工具。Benlemlih和Girerd-Potin（2017）研究了制度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风险之间的调节作用，将研究样本按照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进行分组，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显著降低了大陆法系国家企业的特质风险。也有文献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风险无关（Kim et al.，2010；Humphrey，Lee and shen，2012）。Chen等（2018）按照台湾股市行情，研究不同市场状态下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特质风险的影响，发现总体上企业社会责任能降低企业特质风险，而较差的社会责任业绩会增加企业特质风险，特别是在市场下跌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特质风险的增加效应较显著。Hockerts（2015）认为，将社会责任战略融入企业日常运营可帮助企业建立稳定的利益相关者关系，进而增加企业利润、降低企业经营风险。Shiu和Yang（201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类似保险的功能，可以降低突发事件对股价造成的影响。刘媛媛等（2018）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积极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减少负面事件对股东财富的冲击，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东财富具有减损效应。Gupta和Krishnamurti（2016）将社会责任分为道德资本和交换资本，研究两类资本与破产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道德资本有助于减少破产企业陷入困境的天数，增加陷入困境的企业与债权人签订协议的可能性，而交换资本与破产企业获得债务融资的可能性正相关。此外，有学者从宗教信仰的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风险治理效应。Cui等（2017）研究发现，宗教信仰越浓厚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的降低效应越显著。
过度投资观（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风险。Barnea和Rubin（2010）认为，管理层为提高自身声誉或降低未来被替代的可能性，倾向于以牺牲股东的利益为代价过度投资企业社会责任。Surroca和Tribó（2008）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是管理层壕沟战略的一部分。Waddock和Graves（1997）认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未来面临不确定性和法律诉讼风险，从而会增加经营风险和运营成本。Kim等（2014）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利工具假说，认为管理层会通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掩盖自身的不当行为，此时履行社会责任可能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甚至使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Humphrey等（2012）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业绩评级对资本成本和企业风险的影响，发现企业的社会投资未对资本成本和企业风险产生显著影响。
部分文献基于风险承担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风险治理效应。Verwijmeren和Derwall（2009）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某些方面（员工福利）与最优负债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员工福利水平较高的企业通过降低负债率降低破产风险，员工福利水平较高的企业，信用评级水平也较高。Erhemjamts等（2013）研究发现，业绩越好、研发能力越强、财务状况越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同时，以资本支出作为投资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支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Ayadi等（2014）研究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企业社会责任对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发现社会责任业绩较好的企业管理层风险承担水平也较高，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能够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Barnea和Rubin（2010）的过度投资假说认为，企业管理层会从社会责任活动中受益，企业社会责任是管理层的“自利工具”。此外，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也会进行过度投资，目的是从社会责任活动中获取个人声誉（Preston and O'Bannon，1997）。
企业社会责任对战略风险的影响。随着CSR理论探讨与实践的逐步深入，出现了将CSR与企业风险防范放入同一理论框架的尝试性研究。Ackerman（1976）构建的社会压力回应模型被认为是CSR影响战略风险的研究开端，他在此模型中从企业内外压力源视角展开分析：对于企业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动，企业需要重新思量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对来自外界的社会与环境等议题作出回应，防范相关风险，避免经营失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股东、管理者等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等，会给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因此，企业要充分考虑内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通过合作确定战略发展方向。Forstmoser和Herger（2006）研究后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可以提升企业形象，防范声誉风险的发生，同时促使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Marta Gonzalez等（2006）认为，企业把CSR分解到经营过程的各个环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还能够规避一些企业的消极影响。Neubaum（2012）等指出，履行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非常显著，当企业关注外部自然环境责任时，能够受益更多，并通过有效利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权力，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减少竞争风险。Daniel（2012）的研究也证实，通过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交流，可以有效传达企业的有效信息，提高企业的声誉资本，拓展品牌形象，减少企业声誉危机等造成的风险。Michel 与Olivier（2012）基于实践得出结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相关关系均能降低企业的特有风险。相玉姣（2017）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验证了CSR履行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CSR履行对降低企业风险、市场风险有显著的功效。由上述社会责任的研究成果可知，从最初社会责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探讨到影响因素的识别，再到结果变量之间“黑箱”的打开，社会责任进一步得到完善。
虽然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已逐渐丰富，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①目前对社会责任的测量主要采用数据库指标法、内容分析法、问卷量表法等。在问卷量表法中，缺乏基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测量量表。虽然部分研究者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或其他理论视角开发了适合自己研究的量表，但在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及测量指标的设置上仍存在较大差别。②对于CSR与战略风险之间关系的探究，主要是从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优势、企业声誉、价值创造、企业风险等方面的影响进行间接研究，虽然一些学者分析了社会责任如何通过风险预防行为规避战略风险，但仍未改变当下两者直接关联研究较少的现状，且对社会责任影响战略风险的中介变量及调节变量的研究较为缺乏，即对于CSR影响战略风险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陈辉宏（2016）通过对比中西方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国内学者发表的高水平论文中，极少提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可见，对于如何将CSR理念真正融入企业战略风险管理活动、两者有怎样的一致性、CSR与战略风险管理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以及基于CSR的战略风险管理体系等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书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责任与战略风险的关系进行拓展，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等为基础，研究CSR对战略风险的作用机理。注重CSR战略决策以及可持续发展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逐步将这些变量纳入企业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将风险管理的目标拓展到利益相关者方面，是CSR战略与风险管理综合应用的新趋势。Kim（2014）的研究表明，CSR有助于企业增加市场份额、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开拓新的产品市场，从而降低消费者投诉和抵制风险。
从国内当下CSR与风险管理的融合研究成果来看，本书主要集中于CSR投资、CSR信息披露及CSR履行等对企业合法性、竞争优势和风险管理目标实现方面的研究。CSR投资是指企业在决定投资项目时，会综合考虑员工、消费者及社区环境等因素，而不只考虑企业的财务绩效问题。它是一种基于社会责任活动的投资理念。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支出不仅可以带来利润的增长，还可以为自身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李朝晖（2009）认为，CSR投资要基于经济、社会与环境产生三重盈余的目的，增加CSR层面的资金投资，进而影响企业的风险投资目标选择、投资内容范围边界及风险退出方式，为企业投资者和社会大众创造共同的生存空间及共享价值。贾兴平等（2016）指出，来自利益相关者层面的压力会激发企业对资源及合法合规性的进一步需求，同时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而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又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田虹和王汉瑛（2016）在社会责任投资理念的指引下，系统分析了在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情境下，企业构建包括组织层次、东西方文化融合、治理、时间跨度四个维度的社会责任投资模型对在业务经营中避免冲突、创造社会价值的意义。
CSR信息披露是企业对外界做出的一种“非财务性”信息报告，通过此机制，社会大众能够详细了解企业在环境保护、公司治理、公益慈善、客户关系维护及社区发展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彭华岗（2009）指出，自愿进行信息披露的企业，可以提前识别战略风险、法律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及社会责任风险等。李新娥和彭华岗（2010）通过对我国企业五百强中的前一百强CSR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声誉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CSR信息披露的评分越高，企业的声誉得分也越高，即CSR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声誉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宋献中等（2017）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CSR信息披露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指出CSR信息披露能够降低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投资者的投资热情，降低企业未来股票价格大跌的风险。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大众利益、对社会负责的具体体现。李海琴和张子刚（2010）研究发现，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可以在产品市场上树立良好的声誉与形象，吸引消费者注意，赢得员工忠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刘红（2014）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大大降低期货公司的战略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杨艳和兰东（2015）研究表明，企业履行对股东、员工、顾客、环境和社区发展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均能降低企业的特有风险。相玉姣（2017）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验证了CSR履行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CSR履行对降低企业风险、市场风险有显著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风险。现有关于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经营风险关系的文献，大多是从资本市场风险视角研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理论分析的基础是Godfrey（2005）提出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具有类似保险的功能。考虑到已有文献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缺乏合适的理论支持，Godfrey（2005）从风险管理的视角提出了理论解释，即参与诸如慈善等社会责任活动能够帮助企业形成良好的道德资本，而且这种道德资本作为企业特有的无形资产，可对股东财富发挥“类似保险”的保护作用：当企业遭受负面事件影响时，一方面可以防止关系类无形资产的减少，另一方面能够缓和并减少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惩罚，降低企业未来现金流的风险和脆弱性，发挥风险管理功能，进而减少企业价值的损失。Godfrey（2009）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在受到负面事件冲击时，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股东价值损失较少，证实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确实可以发挥“类似保险”的作用，有助于企业应对风险的冲击。Jo和Na（2012）基于烟酒、博彩等争议性行业样本，直接检验了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资本市场整体风险的影响。他们以企业股票收益的标准差作为企业经营风险的度量指标，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资本市场整体风险负相关，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降低企业的资本市场风险。根据KLD社会责任度量指标的构成，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可分为正面行为和负面行为，而企业资本市场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所以有学者在研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资本市场风险进行了细分。Luo和Bhattacharya（2009）、Mishra和Modi（2013）直接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非系统性风险的影响。Luo和Bhattacharya（2009）的研究证实了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降低企业的非系统性风险，并且由于企业的广告支出和研发支出可以促进道德资本的形成，从而在企业社会责任与非系统性风险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当企业广告支出、研发支出较高时，企业社会责任对风险的影响更明显。Mishra和Modi（2013）将企业社会责任区分为正面社会责任和负面社会责任，并指出企业的正面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的非系统性风险，但负面社会责任将会增加非系统性风险，并且当企业财务杠杆较高时，正面社会责任对非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会减弱。与Mishra和Modi（2013）的思路类似，Oikonomou等（2012）也对企业社会责任做了区分，不过他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贝塔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发现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系统性风险呈弱负相关关系，但企业的不负责任行为则与企业系统性风险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当资本市场波动较大时，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的降低作用将更明显。Bouslah等（2016）基于金融危机影响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正面社会责任对风险的降低作用更明显。与大多数研究不同，Francois和Savaria（2004）、Lee和Faff（2009）从社会责任投资的视角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社会责任表现落后的投资组合收益率明显高于社会责任表现领先的市场投资组合，原因在于社会责任表现落后企业的非系统性风险较高，给投资者的风险补偿溢价较高，而从企业视角来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降低企业的非系统性风险。此外，由于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Salama等（2011）、Cai等（2016）、Muhammad等（2015）从企业环境责任视角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资本市场风险的影响，发现企业在环境责任方面的积极表现将会提高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形成良好的声誉，从而减少未来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现金流变动，降低资本市场风险。不过，Cai等（2016）发现，环境责任与企业资本市场风险的关系会受行业的影响：制造业企业对环境的破坏性较大，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可以降低企业资本市场风险；服务业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承担环境责任发生的支出会增加企业资本市场风险。
企业社会责任与信息风险。根据信息风险的定义，会计信息风险主要取决于会计信息质量，而盈余信息是会计信息的核心内容，所以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信息质量即盈余管理的关系，可以反映社会责任表现对会计信息风险的影响。不过，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现有文献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Hemingway和Maclagan（2004）认为，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引发其利用承担社会责任来掩盖自身不端行为的动机。Prior等（2008）通过实证分析证实，由于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管理者常常利用承担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管理特别是盈余操纵行为，所以大量进行盈余操纵的企业也可能有较为积极的社会责任表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正相关。Jennifer和Isabel（2015）也证实，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壕沟战略效应，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较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减少来自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和激进行为，为企业管理者的盈余管理等不道德行为掩护。不过，在利益相关者保护制度不完善的国家，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会减弱。Jennifer和Isabel（2015）认为，由于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声誉，并降低资本成本，所以企业管理者会通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管理行为，从而缓和企业盈余管理对企业声誉造成的损害，避免由于盈余管理导致的资本成本上升，而资本市场并不能很好地识别管理者所采用的社会责任“壕沟战略”，当企业盈余管理水平较高时，依然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给予较高的评价。从社会责任的道德伦理要求和约束出发，Kim等（2012）认为，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遵守诚实、守信、道德等较高的行为标准，所以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形成的较高道德伦理标准会约束管理者做合法正确的事情，避免盈余管理等不道德行为，表现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应计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都比较低，并且较少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调查和处罚，管理者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比较高。Shafer（2015）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道德氛围会影响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当企业的社会责任道德氛围浓厚时，会计人员会减少盈余操纵行为。Choi等（2013）则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为了增强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管理者会减少盈余管理等短期行为，积极提高信息质量，以期促进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所以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但这种负相关关系在财团控制和股权集中的企业中会减弱，而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会增强。
与上述研究基于盈余管理视角不同，有学者从会计信息质量等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Gelb和Strawser（2001）从企业信息披露整体水平视角进行研究后指出，信息披露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行利益相关者管理的一种行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会披露更多、更广泛的财务信息，在投资管理报告中获得的信息披露排名也会比较高。Choi和Pae（2011）从盈余管理、稳健性和应计项目准确性三个方面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道德伦理水平较高的企业较少有盈余管理，会计盈余更加稳健，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也更加准确，会计信息质量比较高。Chih等（2008）则从盈余平滑、盈余激进和亏损规避三个方面，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具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的企业较少有盈余平滑和亏损规避行为，但盈余激进行为较多，所以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盈余信息的质量。Cheng和Kung（2016）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可以促使企业披露稳健的财务报告，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不过这种作用在国有企业表现较弱。
企业社会责任与自愿性信息风险。根据信息风险的定义，自愿性信息风险主要取决于自愿性信息的披露数量和质量，所以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可以反映社会责任表现对自愿性信息风险的影响。当前，企业自愿性披露的信息主要包括社会责任报告和管理层盈利预测报告，但由于近年来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较高，从社会责任报告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产生影响的文献较多，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意愿和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社会责任表现主要反映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履行程度，而社会责任报告则是企业对自身社会责任实践情况的自我表述，同时是利益相关者判断和识别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为了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判断，企业管理者可能会利用社会责任报告和鉴证的自愿性进行选择性，甚至虚假性自我表述，从而使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呈现多种相关关系，现有文献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背景分别得出了正相关、负相关或不相关和U形关系多种情况。
正相关：从信号传递理论视角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优劣会决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Spence，1974），绩优企业会通过自愿信息披露机制将企业自身的优势信号传递出去，使外部人员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并作出合理的决策，以帮助企业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Al-Tuwaijri等（2014）对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经济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Clarkson等（2011）根据GRI的可持续发展指导设计了内容分析指数，并将其作为评估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针对美国五大高污染行业的191家企业和51家澳大利亚企业的研究发现，环境绩效好的企业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黄语等（2012）以我国2008—2009年上证治理板块39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贡献度与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并且政府贡献率、职工贡献率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显著。吴红军（2014）针对2006—2008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关系。Herbohn（2014）利用Ullmann（1985）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对澳大利亚矿业能源行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可持续性绩效与其可持续性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具有积极沟通战略的公司会更多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Qiu和Amama（2013）认为，与资源基础理论和自愿信息披露理论一致，前期良好的经济绩效会促使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并且较高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能够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负相关或不相关：在制度合法性压力下，企业可能会利用信息披露影响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认识和了解，进行合法性管理（Dowling and Pfeffer，1975），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客观性，产生信息披露不完全甚至扭曲，即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或不相关。Freedman和Wasley（1990）针对环境绩效评级排名位于前列的美国公司的研究发现，环境披露和真实的环境绩效之间没有关系。Patten（2002）采用有毒物质排放指标度量环境绩效，发现环境绩效和环境披露之间呈负相关关系。Rockness（1985）将财务分析人员、环保组织成员、环境相关法律制定者等不同职业人员对企业年报进行分析得到的综合评价作为环境信息披露变量，将企业环境绩效排名作为环境绩效变量，得到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负相关的结果，这说明环境绩效不好的企业对其环境信息披露更加充分。
U形关系：有学者利用信号传递理论和合法性理论进行分析后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可能呈现U形相关关系。例如，沈洪涛等（2014）融合信号传递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基于2008—2010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当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较高时，环境表现越好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并且信息质量较高；当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较低时，环境表现越差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这一特征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并且以披露的信息数量而非质量取胜。Dawkins和Fraas（2011）以标准普尔500企业为研究样本，用KLD排名度量环境绩效，利用回归分析发现环境绩效和披露是U形曲线关系，表明环境绩效好和环境绩效差的企业都会披露较多的环境信息。此外，Lee（2015）研究了管理层盈利预测信息质量是否会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一方面，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分析，认为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为了在利益相关者中提升诚实守信、高透明度的企业声誉，将会披露准确性较高的盈利预测信息；另一方面，基于代理理论，认为如果管理者基于机会主义动机开展社会责任活动，那么有可能会操纵盈利预测信息，使得盈利预测信息的准确性较低。他还基于2001—2009年KLD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盈利预测准确性正相关，具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的企业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质量较高，但这种积极作用在200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颁布RegFD（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公平披露规则）和SOX（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前并不明显。
与前述研究者关注某一方面信息披露质量不同，Cho等（2013）、Cui等（2016）、Kerstin等（2016）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整体信息环境的影响。Cui等（2016）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声誉基础理论进行分析，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提高声誉，而为了保持这种良好的声誉，企业会尽力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良好的企业声誉也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信号，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实证结果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信息不对称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高风险企业中这种降低作用更显著。Cho等（2013）的研究也证实，企业社会责任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且负面社会责任表现对信息不对称的降低作用比正面社会责任表现大，机构投资者由于自身的信息优势，会减弱企业社会责任对信息不对称的降低作用。Kerstin等（2016）从投资者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内部交易者获取的超额收益比较低，说明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使投资者要求的收益比较低。Cahan等（2015）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媒体关注的影响，发现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受到媒体的正面关注较多，从而可以获得更加正面的媒体形象，降低资本成本。Wang和Tuttle（2014）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报告可信性的影响，认为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有助于形成管理层诚实可信的整体印象，在“晕轮效应”下这种印象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财务报告可信性的评价。
环境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分支之一，受到理论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我国的生态环境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高度重视。例如：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相当于保护生产力，将生态环境视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将防治环境污染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Sharfman和Fernando（2008）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维度，发现环境风险管理可以降低系统风险，企业风险管理以系统风险为路径降低权益资本成本。Salama等（2011）对美国1994—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企业环境责任降低了系统风险。Cai等（2016）发现，企业环境责任能降低企业风险，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因素的影响，制造业的环境责任对企业风险的降低作用较为显著，而服务业的环境责任与企业风险并不存在显著关系。Benlemlih和Bitar（2018）发现，企业环境和社会信息披露可降低企业总风险与特质风险，这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相符。部分文献分维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风险存在显著的关系。Bouslah等（2013）研究发现，正面的环境社会责任显著地降低了企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