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的影响

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一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具体财务活动的影响；二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消费者支持、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的影响；三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员工的影响。本章的文献梳理主要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对具体财务活动产生的影响。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财务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二是对企业其他财务活动的影响。

2.1.1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文献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一直以来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直至今日，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有关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1972年。当时，Moskowitz对67家公司的社会责任水平进行了排名，发现排名靠前的企业股票收益较高。自此，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支持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三种关系。有些学者支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观点。此外，一些学者间接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企业社会责任能提高经营效率（Brammer and Millington，2008）、产品市场收益、员工生产力、资本市场收益（Godfrey，2005）、风险管理。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先负相关后正相关或不相关的关系（陈玉清、马丽丽，2005；Brammer，2006）。

很多学者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企业价值、企业竞争优势和竞争力、企业声誉和形象、企业身份、企业寿命、投资效率、企业生产率等企业整体表现的影响。一些学者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如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绩效、客户信任和忠诚、社区发展等的影响。也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学者虽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并未获得一致结论。目前，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结论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二是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负相关（Brammer et al.，2006）；三是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Nelling and Webb，2009；石军伟等，2009）；四是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非线性关系。虽然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但整体上现有研究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一部分学者借助中介变量和情景变量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以及特定情境进行了深入分析。Pivato等（200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总是通过一定的路径影响企业绩效，因此重视诸如顾客满意度、顾客忠诚度和品牌信任之类的中介变量，更有助于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Malik（201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管理工具，通过影响资本市场（市场回报率、资本成本、信息不对称和风险）、产品市场（顾客的忠诚度、产品的差异化、品牌创造和市场份额）、企业运营效率（企业声誉和管理绩效）、员工（员工的忠诚度、工作满意度、工作效率）等影响企业绩效。Barnett（200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以及突发事件可能造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不统一。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可能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而在其他情境下，两者可能呈负相关或不相关。

本书认为，造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研究结论不统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选取的绩效指标和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不统一。在实证研究中，企业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度量方法很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结论不统一。第二，企业社会责任缺乏理论支撑，理论瑕疵造成研究假设存在一定差异。第三，受当时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的影响，早期的研究将慈善捐赠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并不会带来企业绩效的增加。此外，早期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意识较弱，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差或样本选择受限。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影响员工、顾客、社区、投资者以及供应商和监管机构影响企业绩效，具体见图2-1。

2.1.2　企业社会责任与具体财务活动相关文献

本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梳理企业社会责任对具体财务活动影响的相关文献：一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投资活动的影响；二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融资活动的影响；三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2.1.2.1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相关文献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研发投资、投资策略等产生的影响，认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更易于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通常承担社会责任公司的投资效率也较高。曹亚勇等（2012）研究了政府干预、社会责任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抑制地方政府干预的非效率投资现象。Erhemjamts等（2013）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影响并购和资本性支出，正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投资支出，而负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并购和资本性支出无显著影响。Benlemlih和Bitar（2018）以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发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降低非效率投资，提高投资效率。Cook等（2019）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①企业社会责任业绩越好的公司投资效率越高，这些公司不太倾向于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过度投资），也不太倾向于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投资者不足）；②社会责任绩效较好的企业一般有更多的发明专利；③投资效率与创新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Hull和Rothenberg（2008）研究发现，与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相比，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研发支出较多。Luo和Du（2015）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通过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智力资源，促使企业开展创新活动。Benlemlih和Bitar（201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能降低信息不对称，便于企业获取稳定的利益相关者关系，降低代理成本，企业社会责任发挥了优化管理层投资者决策和提高投资效率的作用。

2.1.2.2　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活动相关文献

企业融资活动主要包括融资的资金来源和融资条件。融资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融资条件指融资成本、融资金额和契约条款。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资本成本、债务期限、债务违约风险、权益资本成本、融资约束以及商业信用融资等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Smith（2005）认为，环境和员工方面的社会责任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股东价值。Berman等（1999）认为，降低融资成本是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动因之一。

Richardson和Welker（200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投资者估计风险以及满足投资者估计偏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Dhaliwal等（2011）以美国1993—2008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196家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在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后权益资本成本越会降低，并且会吸引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关注。El Ghoul等（2011）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业绩越好，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员工关系、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方面的社会责任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越显著。李姝等（2013）研究发现，与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相比，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更低，且社会责任报告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存在“首次效应”。Wu等（2014）以台湾2007—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发现社会责任业绩越好，企业资本成本越低，其中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业绩对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显著。Xu等（2015）以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社会责任业绩越好，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越显著。沈艳和蔡剑（2009）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意识越强的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能力越强，与无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相比，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获得贷款的比重平均高出8%。Goss和Roberts（2011）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缺乏担保的情况下，放款人对企业社会责任较为敏感。肖翔等（2013）研究发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低，所以企业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李姝和谢晓嫣（2014）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贷款。Benlemlih（2017）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优化了债务期限结构。Cheng等（2014）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业绩与融资约束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业绩以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为路径，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王建玲等（2016）研究发现，与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相比，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债务资本成本更低，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和非环境敏感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债务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更显著。冯丽艳等（2016）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违约风险负相关，社会责任业绩越好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越低。

2.1.2.3　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相关文献

目前，相关文献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有些学者提出道德关注假说和声誉建立假说，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能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而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的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能会掩盖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社会责任活动会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提供堑壕机制，成为企业掩盖其盈余管理行为的“遮羞布”。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道德型管理者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的重要工具。Kim等（2012）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较少进行盈余管理，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差的企业会进行较多的盈余管理。Choi和Pae（2011）、Hong和Andersen（2011）、Scholtens和Kang（2013）得出了和Kim等（2012）一致的结论，认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通常具有讲道德和负责任的企业文化，较少进行盈余管理行为。刘华等（2016）研究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后显著降低了操控性应计，企业社会责任抑制了盈余管理。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利工具假说和风险策略假说，认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反而会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管理层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作为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降低企业负面行为影响的工具，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降低盈余管理风险。Fukui（2000）发现，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会进行较多的盈余管理，使其所得分布呈现盈余平稳化现象。Prior等（2008）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常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降低财务报告质量，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活动转移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Chih等（2008）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企业会进行较多真实项目盈余管理。Salewski和Zülch（2014）研究发现，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存在较多的操控性应计，通常会计信息质量较差。Stevens（200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存在言行不一致现象，讲道德、负责任的企业可能在其他行为中不负责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企业一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一边进行盈余管理。

哪些因素会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披露其社会责任行为？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制度层面、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陈宏辉等，2016）。从制度层面出发，企业所感知到的各种来源的制度压力，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驱动因素。例如，政府部门及相关组织机构制定的强制性政策产生的规制压力（Campbell，2007），行业或其他非官方组织的规范压力（Tenbrunsel et al.，2000），社会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认知压力（Ioannou and Serafeim，2012），利益相关者压力（Yu and Choi，2016），媒体关注度（Zyglidopoulos et al.，2011）等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都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从组织层面出发，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学习（Schultz et al.，2013），企业使命、身份与组织文化（Gupta et al.，2016），企业治理结构（Khan et al.，2013），企业的商业战略或贸易导向（Attig et al.，2016；Cruz et al.，2015），高管团队特征（Harjoto et al.，2015）等都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个体层面出发，企业管理层的自利驱动（Aguilera et al.，2007）、内部员工和外部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Flammer and Luo，2016）等都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披露其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与具体财务活动如图2-2 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