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大多数森林、湿地、草原等自然资源有属地性质，由其所在地的社区管理或使用。社区成员如何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管理公共池塘资源？其效果如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池塘资源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在认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之前，首先要了解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公共池塘资源学派推进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和实证演进的历程，以更好地理解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研究重点。归纳起来，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演进历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挖掘社区在公共池塘资源管理中的成功或失败案例，论证自主管理的可行性，找出影响公共池塘资源社区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案例研究是从反思哈丁“公地悲剧”开始的，认为国有化和私有化是克服公地悲剧的出路。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困境揭示了理性的个人因“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集体行动或合作的困难，造成了公共资源的退化。早期公共池塘资源领域的研究学者注重在现实和历史中挖掘和整理以成功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案例，涵盖森林、草原、农业灌溉、湖泊、海洋渔业等资源，以论证公地悲剧的逻辑和事实缺陷以及自我管理实践的可行性（Wade，1987；Ostrom，1990；Baland and Platteau，1996）。这一阶段的成果体现在奥斯特罗姆在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上。Ostrom（1990）归纳了清晰界定的边界、因地制宜的占用与供应规则、照顾到少数人的集体选择安排、有效的监督、分层级的制裁、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存在社区自主治理的空间、分权制的管理单位八个社区成功自主管理自然资源的条件。成员权确定、资源使用者的规模、市场远近、资源条件和社会资本等社区内在条件，以及产权保护、赋予社区足够的自主权、财政和技术支持、司法服务等社区外条件，都逐渐被发现影响了社区集体行动的生成和社区制度的维护（Ostrom，1990；Agrawal，2001；Campbell et al.，2001）。这一阶段的成果总结集中体现在2001年Agrawal在World Development上发表的文献综述，其对各种影响成功社区集体行动的因素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需要突破案例方法局限、引入计量分析、大样本数据的设想。
第二，引入博弈论、计量分析、实验方法、荟萃分析等多种方法来规范化和检验各种条件与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效果的关系。这方面有两个最为显著的工作。首先，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将博弈论进一步引入对公共池塘资源的分析，帮助不同学科学者在分析公共池塘资源时使用共同的解释语言。其次，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建立了国际林业研究网络（IFRI），从1993年开始逐步收集16个发展中国家200个社区森林使用者群体的数据，形成了可多次访问和代表性相当广泛的数据库。这套数据在2005年以后主导了森林资源领域与集体行动有关的重要计量研究（Gibson et al.，2005；Agrawal and Chhatre，2006；Chhatre and Agrawal，2008；Persha et al.，2011）。根据艾米·波蒂特等（2011）的统计，已经证实有超过30个因素被认为影响了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涵盖资源流动性、成员权确定、资源使用者的规模、异质性、社会资本、司法服务等。
第三，拓展对全球、国家层面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解释，提出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拓展多中心治理在自然资源治理中的应用，寻求解释国家、全球等宏观层面公共产品集体行动的条件，如气候变化、海洋保护、空气污染等（Dietz et al.，2003；Ostrom，2010；Nagendra and Ostrom，2012）。尤其是，考虑到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不可预期性、非线性、弹性，Ostrom（2009）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帮助研究者评估特定措施的作用机制、适用性和效果。SES框架提出研究者要避免陷入单一措施可以包治百病的错误思维，因为从制度的角度，需要考虑到制度的多样性，将制度复制移植到另一个环境的困难、路径依赖问题，以及现实中多种机制、多元制度和政策的共存（Ostrom，2007）。SES框架已被应用在海洋捕鱼、毁林、水资源管理、草原管理等领域（Basurto et al.，2013；Guevara et al.，2016；Tenzing et al.，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