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养老社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年龄分布向老龄化转变，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老年人比例的增加。就描述人口结构指标而言，最简单、最常见的标准是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和中位年龄，而涉及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社会保护时，经常使用老年抚养比指标。联合国人口司第一任司长Frank Notestein在人口司出版的《标准指标汇编》中介绍了老年抚养比，指出这是用来估计与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有关的经济依赖程度的第一个指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见图1-1），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7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高速增长期。在常住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5.7‰的条件下，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年均0.9个千分点的增速迅速由1949年的16‰上升到1957年的23.23‰，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生产生活进行了必要的劳动力储备。第二阶段（1957—1961年）为短期急剧下降阶段。自然灾害致使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1960年甚至出现了罕见的-4.57‰的人口负增长。在第三阶段（1961—1980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整体上趋于下降，但整体水平较高，与同阶段的出生率变化趋势基本吻合，尤其在1962—1969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年均27.7‰的高速，主要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生育政策。第四阶段（1980—2016年）为有计划地稳定增长阶段。1980年刚性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行，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老龄化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该阶段生育政策经历了从全面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再到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增长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医疗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1999年我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口的数量和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见表1-1），老龄化问题随之而来。2012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已达到了35.12岁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9.40%，老年抚养比为12.7%。在第五阶段（2016年至今），在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依然逐年下降，相对应地老龄化程度日趋加重，至2019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达17725万，占总人口的12.57%，当年的老年抚养比为17.8%（见表1-1）。

（二）我国养老产业有很大投资空间

2019年6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19：发展提要》 ，指出世界人口继续老龄化，预计到2050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由2019年的9.1%上升至15.9%。而据相关预测，全世界老年抚养比将由1950年的8.4%增至25.3%，年龄中位数升至36.2岁，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增速甚至会超过65岁及以上人口增速，其数量将从1.43亿人增加至4.26亿人，2100年预计将增至8.91亿人。东南亚地区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将是2019年的2倍，占比预计将由2019年的11%升至24%。就中国而言，2020—2050年，预计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12%升至26.1%，老年抚养比由17%提高到43.6% ，人口年龄中位数由38.4岁提高为47.6岁，15岁以下人口比例则由17.7%下降到13.8%（见表1-2）。与同阶段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人口呈现“三高一低”状态，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老年抚养比和人口年龄中位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15岁以下人口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老龄化是年龄中位数增加、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少儿人口比例下降和老少比增长的年龄结构变动，是典型的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加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在世界范围内，潜在支持率（2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处于下降态势。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到2050年，东亚或东南亚地区的潜在支持率将低于2%。较低的潜在支持率突现了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表现的潜在影响，以及许多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可能面临的公共卫生保健、养老金和老年人社会保护计划等方面的财政压力。从老龄化的情况来看，我国“三高一低”的状态意味着我国的压力将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1-2）。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养老产业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养老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11月21日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将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明确要求“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多渠道、多领域扩大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吴帆教授指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社会和企业，养老服务体系内容包含医、养、住、行等诸多方面。在养老服务已然成为社会基础公共服务的同时，养老产业发展空间相当广阔。综观当前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养老模式在我国的基本情况，其分布比率约为：居家养老占96%、社区养老占1%、机构养老占3%。不管是“9073” 还是“9802” 养老规划，无论社区养老的标准如何界定，居家养老都是中国人最愿意选择的养老方式，而养老社区则是居家养老的重要依托。加上日益增加的高端化、个性化老龄服务需求，养老服务及其产业链建设必将积极跟进，中国养老市场规模将大幅扩大，养老社区发展的空间将相当可观。

二、国内外养老社区蓬勃发展，资金需求量大

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养老社区应运而生。与中国的养老社区相比，国外的养老社区建设时间较早，发展时间更长。早在20世纪，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在这些发达国家，社会养老的绝大部分责任都由养老社区来担负，以期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同时，不让养老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美国的太阳城、日本的港北新城等都是世界知名的养老社区。

（一）国外养老社区发展情况

社区养老的概念最早产生于“二战”后的英国，此后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除了熟知的英国社区式居家养老模式，还有美国的“社区—国家”型养老模式、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强调社区在居家护理、生活照料等方面的责任）等。

1.英国

英国最早步入老龄化，老龄产业发展相对完善。最早的社区服务是为了让智障人士或精神疾病患者享有正常人的待遇，能够融入日常生活环境，其服务对象是这些特定的人。“二战”以后，英国的政界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去机构化”的建议。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社会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剧，1985—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英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了1000万，增长了20%，占英国总人口的17%以上，其中有多达140万名85岁以上的老年人。英国政府无力承担如此严峻的老龄化局面下的财政支出，所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开始启用地方政府和非营利机构提供养老服务，90年代起，社会机构甚至个人也被允许提供养老服务。服务主体数量增加，不仅政府负担得到了一定的减轻，服务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2.美国

在养老社区发展方面，美国后来居上。世界上最早的养老社区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太阳城养老社区，可追溯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房产开发商Del Webb在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建立的第一个养老社区——杨格镇养老社区。由于美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住房法》的颁布等，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兴建的太阳城养老社区，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后声名远扬。至2000年，Del Webb公司已经在美国兴建了13个名为“太阳城”的大型养老社区，分布在全美各地。“太阳城”作为美国养老社区的品牌，成为全世界养老社区的典范。太阳城养老社区，实质上属于一种养老地产，开发商负责完成房产开发及配套设施建设工作，由社区成员组成的志愿组织CA负责社区的日常运营活动。这种模式被全美所有太阳城养老社区所采用。CA成员必须由社区居民全体投票产生，并依据社区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开展与社区有关的日常工作。社区管理的资金来源于社区居民缴纳的年费和设施使用费。太阳城房屋均价为15万～34万美元，居民购买太阳城养老社区的不动产后，不动产将成为私有财产，居民可向任何符合太阳城居住条件的个人出售。在太阳城养老社区生活的普通老人，每月大概有500美元的基本支出。老人们可以在太阳城的餐馆里有偿用餐，每月只需缴纳几十美元。同时，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比较完善，美国公民在公立医院看病通常不需要花钱，太阳城的非营利组织也常常为老人提供多种医疗保健服务。因此，生活在太阳城里的老人在饮食与医疗两方面的花费较少。美国太阳城养老社区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与美国的本土文化有关，美国老人喜欢独自生活，愿意选择养老社区方式养老；二是太阳城成熟的运营与管理模式、较低的成本，以及丰富的服务内容，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三是太阳城与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等的互动交流顺畅，能获得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可持续发展动力较强。

3.日本

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的养老社区发展也较为成功。“二战”中日本损失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生育率也因此受到巨大影响，战后不久即转变为老龄化社会。据统计，1975年，日本大于65岁的老年人口已有739万，占总人口的7.1%，标志着日本老龄化社会正式拉开序幕。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根据老龄化、少子化和家庭养老模式逐渐退化的实际情况，对国内社区养老服务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及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市场体系，组织形式种类繁多，服务内容丰富全面。日本的社区养老体系主要由政府主导型、政府资助下的民间组织、志愿者及其组织和企业主导型四种组织形式构成。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日本政府也同样面临财政负担的问题，相关政策也悄然发生改变，鼓励通过社会的、民间的力量和组织发展养老服务组织，提升服务质量，为老年人提供适老的居住环境。

从实践来看，国外养老社区主要有共同住宅（Cohousing）、自助/互助小组（Self-Help and Mutual Aid Groups）、LETS（Local Exchange and Trading Schemes）、时间银行（Time Bank）等几种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和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各国都在不断探索新的运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为更多的老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

（二）国内养老社区建设情况

与美国和日本相似，我国早期养老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政府投资或非营利组织开办的养老院、福利院等机构，服务于城市低保户，农村五保户或无家人照看的失能、不能自理的老人。多数老人是不得已才选择入住养老院或福利院，而大部分中国人也认为将家中老人送进养老院是不孝之举，加上养老院设施条件和服务质量一般，所以养老院入住率不高。随着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入住养老院不再被看作无奈之举和不孝之举。同时，部分社会经营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退休老人对养老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高端营利性养老机构开始出现。

1.北京太阳城养老社区

北京太阳城是我国第一家由民营企业主办的、从事健康养老事业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CCRC）。北京太阳城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周边交通便利，附近有百里长河、千亩果园、万亩草坪，2000年开始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发展，社区内医院、超市、银行各项配套设施齐全，可为社区老人提供医疗、商业、娱乐等方面的服务。同时，旗下各企业以健康持续养老为主业，形成了集医疗、饮食、娱乐于一身的健康养老产业链。在运营模式方面，通过合理调配内部产业结构比例，实现了资金运作上的平衡。除了出售的房产，其内部养老公寓采取租赁模式，是自持物业。太阳城运营收入主要有房产销售收入、租金收入、综合商业服务收入、自有物业收入和其他相关收入。

2.乐城养老恭和苑项目

“恭和苑”是乐城集团的养老品牌，由成立于2007年的乐城老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城养老”）负责投资运营，目前已经布局了北京、浙江和海南等地，拥有北京双井恭和苑、海南海口恭和苑、浙江慈溪恭和苑等运营项目（见表1-3）。其中双井恭和苑位于北京市CBD核心，是乐城养老的旗舰项目，还是北京市“医养结合”的试点单位。恭和苑的市场定位为满足高端人群的养老需求，收费较高，入住老人享受到的服务涉及养老居住、饮食、基本照护、休闲娱乐及基本医疗保障。在老年人群收入日趋增加、对养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类似恭和苑的高端养老模式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3.上海亲和源项目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专门从事高端养老社区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上海康桥老年公寓作为其旗舰店，于2008年开始运营，至今运营状况良好。近年来，亲和源在上海、浙江、辽宁、海南等地探索连锁经营模式（见表1-4）。亲和源是企业主导下的养老模式，运营模式采取会员制，与台湾长庚养生文化村类似。老人通过一次性购买社区居住权并每年缴纳年费的方式，获得社区提供的各种养老服务，不拥有社区房屋的产权。亲和源是属于高端人群的养老社区，其目标客户群定位为高级知识分子及高级干部。入住亲和源的老人需要每月缴纳2000～6000元的服务费。上海康桥老年公寓的运营收益主要包括老年服务、老年护理和公寓租赁三个部分，运营收益中有一些资金被用作社区的运营维护，还有一些资金转化为企业的利润。社区配备了阅览室、运动场、舞蹈房等，为老人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养老服务，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娱乐休闲活动。另外，上海康桥老年公寓在内部管理和服务上有自己的义工组织，并把时间银行管理模式引入义工组织管理，既提升了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又大大降低了老人使用服务的成本。

总之，国内外养老社区实践表明，养老社区主要为有养老需求的老人提供固定的集中居住场所并提供配套服务，一般建设在风景优美、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的区域或者社区。目前养老社区的客户群体多为有较高、稳定收入的中产阶层。养老社区对投资的依赖性非常强，投资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成熟养老社区运营能力与盈利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其能否生存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国家财政负担的增加为民间资本和企业投资养老社区提供了可能性，大量稳定的资金储备和必要的经营管理经验则是投资建设养老社区并使其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三、我国保险业发展迅速，有规模巨大的可用资金

1805年，我国第一家保险公司——谏当保安行成立，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保险业在我国出现。1865年，上海华商义和保险公司成立，我国有了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至今，我国保险业历经了四大发展阶段（见图1-2），真正得到发展是在1979年以后的这两个阶段。2002年以后，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历了由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型，直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时期。目前，我国拥有包括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在内的完备的保险市场体系，保险产品种类和服务形式不断丰富，监管日趋完善，行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服务经济社会能力大幅提高，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保险业以年均20%～30%的速度高速发展，保险资产总量稳步提升，2020年总量达232984.3亿元，是2002年的近38倍（见图1-3），其中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为760.63亿元。原保费收入持续增长，至2020年总额达45257.34亿元，其中寿险原保费收入为33328.76亿元，占总保费的73.64%，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也明显提高（见图1-4）。保险行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偿付能力充足率较高，风险评级为A类和B类的公司占到绝大多数（见表1-5）。但同时，保险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保费收入增速上看，2011年是转折点，不仅是最低点而且出现了负增长，但也是我国保险业由追求规模发展的野蛮增长向追求质量、效益、品质发展的转折（见图1-4）。经过近十年的调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我国保险业发展没有达到5%的保险深度和3500元/人的保险密度的目标（见图1-5）。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就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指示与部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高质量发展，是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为中心、高质量的政治发展为保障、高质量的文化发展为灵魂、高质量的社会发展为条件、高质量的生态文明发展为基础的发展，是“五位”高质量联动、统筹兼顾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必然要求保险业的高质量发展。2020年1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保险要回归其保障本性，充分发挥“减震器”和“稳定器”功效，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同时修订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强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进一步提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能力。尽管相对于其他行业，2020年，保险业依然以较高的保费增速（6.13%）（见图1-4）完美收官，但高速增长将不再重现，保险业必须开启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支撑的新征程。

四、国家监管政策逐步放开，险资服务养老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工作，颁布多项文件支持、改进养老服务。自2005年民政部颁布《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以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以地产公司和寿险公司为代表的大公司相继加入养老社区的投资与建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社区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2012年7月民政部出台的《民政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和2013年9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更是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用以增加养老服务供给的政策。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提出，调动社会资本投入老龄事业的积极性，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其中“十三五”规划强调夯实居家养老社区服务基础，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适度拓宽保险资金投资建设养老项目资金渠道，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投资养老服务机构或参与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和运营。

与此同时，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政策也在不断调整。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支持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和养老实体。200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拓宽了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增加了保险资金可投资“不动产”的规定。之后的《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等为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明确了具体条件并允许保险资金可以直接或间接投资企业股权。2011年《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养老实体、医疗机构……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和范围”。2012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的通知》《保险资产配置管理暂行办法》等陆续出台，进一步规范了投资不动产和股权的范围，扩大了投资比例。直到目前，相关法规依然在监管保险资金运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20年1月，银保监会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指出要优化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支持政策，并提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保险资金进一步加大养老产业投资力度，鼓励保险资金与其他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投资康养小镇等复合业态，进一步调动保险资金投资社会服务领域的积极性。同年9月印发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为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建设养老社区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规范保障。 aMUByDALgn4TMap+SgKyZGWp795DWFmaA+cPQ4uNml1dJOfQq7EDsG+uskD1jNHy

第二节
研究意义

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国内养老社区蓬勃发展，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为其积累了大量可用资金，近年来不断拓展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和国家对涉老产业的政策支持为保险公司涉足养老产业提供了依据和保障，涉老保险产品和人身风险管理经验为保险公司经营养老社区提供了专业支撑和发展动力。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保险资金纷纷涉足养老产业，在全国布局养老社区。然而，大部分保险公司都选择在京津地区布局保险养老社区，保险养老社区在燕赵大地寥寥可数，目前只有恒大·养生谷在唐山布局了养老社区、合众人寿签约了秦皇岛旅居基地，这与河北省优越的区位条件、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以及雄安新区“未来之城”的地位不相匹配。引进保险资金投资河北省农村养老社区、构建农村养老体系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与国家重大战略相契合、与保险基本理论相切合，是助力保险企业发展、创新农村养老模式的重大举措，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有很好的示范效果和推广价值（见图1-6）。

一、契合国家重大战略

（一）完善农村养老体系契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老龄化战略

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是我国的根本问题，中共中央自1982年以来共发布23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9年4月和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分别发布，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落地，“三农”发展进入城乡融合新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农村60周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7.2%，明显高于当年全国16.7%的平均水平；2019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57%，老年抚养比为17.8%（见表1-1），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融合了“三农”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的农村老龄化问题成为阻碍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堵点”和“痛点”，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已不能满足需求，社区养老成为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必然选择。

（二）城乡老年人对养老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

中高端养老社区建设是我国老龄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状况有了极大改观，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形成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和一定数量的富裕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我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见图1-7），2020年已达32189元，其中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00年的7.5倍。同时，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2019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52918.83亿元，参保总人数逐年增加，2009—2012年呈阶梯式上升，至2020年达99882万人；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从无到有，2011年以后参保人数大幅提升，尤其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后，每年参保人数都超过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见图1-8）。收入的提高使得国民个人财富积累增加，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增加了养老金的供给，部分老人拥有了较为充裕的养老资金，对养老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考虑养老安排时，他们的观念更为开放，更倾向于环境优美、设施完备、服务周到的新型养老方式和养老机构。单纯的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方式都不能很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差异化的需求，因此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也是基于这些原因，近年来为满足高层次养老需要的新型养老方式，如“候鸟式”养老、旅游式养老等悄然兴起。

与此相对应地，我国的养老供给尤其是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供给明显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养老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合计823.8万张，社区服务中心2.9万个，社区服务站39.3万个。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9059万，这样算来全国每千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43.2张，比例低于发达国家的5%～7%。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公共卫生保健、养老金和老年人社会保护计划等方面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同时，已有的养老服务供给还存在严重的匹配不当问题，主要表现为当前的养老供给与高质量的养老需求不匹配，条件较好的养老机构供不应求。这种日益增长的对养老服务数量和质量的需求与高端养老服务不充分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解决这种矛盾的关键在于政府在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制定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兴办老年福利机构，增加养老服务供给，填补供需缺口。

二、切合保险基本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年修正本）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商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是保险公司，其业务范围包括人身保险业务、财产保险业务和其他业务（见表1-6），其中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第九十五条）。从理论上看，保障是保险的基本职能，主要是在被保险人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进行经济补偿和保险金给付。养老护理类产品以被保险人年老为条件给付养老金，如人寿保险中的各种养老保险、年金保险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资金；健康保险中的护理类产品可以满足老年人长、短期护理需求。这些基本保险产品是保险产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补充，能为人们的老年生活提供必要的保障，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构建养老社区、完善养老体系是内在统一的。

不仅如此，在保障职能的基础上，保险还具备风险管理、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派生职能。根据保险经营的基本要求，经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的公司都可以进行保险投资。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财产损失保险（可以包含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与保证保险，具体险种中大部分都是期限短、赔付波动强的业务，所以其投资要求非常严格。可以投资的产品种类多集中在现金、同业存款、货币市场基金以及期限小于7天的债券逆回购等银行间和交易所各类货币市场工具上，强调的是高流动性。相反地，人身保险业务中大部分业务都是长期性险种，其中人寿保险的长期性最为明显。这部分长期性保险业务积累了大量资金，为了保证若干年后的偿付，本身有强烈的保值增值需求，投资对象有较大的选择空间，目前我国政策允许投资的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等各类资产均可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选择投资。同时，人寿保险中有部分创新险种本身与资本市场挂钩，更多地强调收益性。在长期投资中，寿险资金管理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经验，寿险资金可以进行多维度、全方位的投资。由此可见，无论是产险资金还是寿险资金，都可以在监管要求下进行投资，参与社会管理，在老年风险管理、养老社区投资建设以及老龄化问题的社会管理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尤其是人寿保险业务经营过程中形成了大量保险资金，其期限的长期性特点与养老社区建设有着天然的匹配性，加上保险的风险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保险与养老社区是天作之合。

三、助力保险企业发展

（一）有利于缓解保险资金“长短错配”的压力

资产负债的匹配风险，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保险公司的资产现金流与负债现金流的不匹配而造成保险公司收益损失的可能性。保险公司资本与负债在期限、数量，乃至未来价值方面的不匹配，都可能给其带来流动性不足的风险，甚至引发偿付能力危机。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向客户出售保险产品而收取的保费。保险产品一般具有保险期限长、对资金的安全性要求高等特点，所以非常适合进行中长期投资，而法律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方式具有收益性和流动性较高的特点，期限都较短，与其负债的长期性存在较大的资产负债不匹配的风险，且保险公司绝大部分资产配置到与资本市场相关度较高的产品上，受经济周期和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极大。而保险资金与养老产业有着很好的契合点：养老产业具有需求刚性、与保险主业紧密相连、与资本市场关联度极低、投资回报周期长且收益均衡稳定等特征，能有效提高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匹配水平，有助于缓解保险资金“长短错配”压力。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养老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在城乡融合发展条件下，利用城市的资金资源和管理经验反哺农村，开发具有良好生态和自然环境的农村或城郊资源，建立农村养老社区，服务城乡老人，促进城乡资源自由流动，可以缓解保险资金收付之间因时间积累的资金差，尤其是涉老业务的资金运用中出现的时间差问题。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的客户群体可以成为社区的客户，其保险金的收益可以用于社区各项费用支出，甚至直接转化为养老服务，以保险服务代替保险金，这样既能支撑养老社区的运营，又可以缓解城乡养老压力。

（二）有利于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

如果把保险资金投资养老社区比喻为人体，那么保险公司就是心脏，资金流就是血液。人体想要使各个器官正常运行，心脏必须具有足够的造血能力和供血动力，血管必须保持畅通。所以，保险公司必须具备强大的融资实力和投资动力，以满足养老社区开发和运营的大额资金需求，同时，投资到养老社区中的资金必须保持高效才能保证养老社区项目的正常运转。在整个过程中，保险业务链的正常运行是保险公司这颗“心脏”保持跳动的基础，保险业务链主要包括产品开发、营销、承保、保险金赔偿或给付等环节。

首先，产品开发是整个保险业务链的基础环节，对产品营销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相对于城市更为突出，尤其是农村空巢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寿险公司在设计养老产品时必须考虑这部分老人的需求，通过开发新型涉农涉老产品，有针对性地服务这部分群体，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地方加大宣传力度，为寿险公司增加客源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其营销目标的实现；同时，创新型老年服务保险产品也可以创新给付方式，直接提供养老和护理服务。因此，通过产品开发，可以将寿险公司涉老业务链的产品开发、销售与理赔等环节完美结合。

其次，营销环节是核心。保险公司的经营环节中，营销环节承上启下，一头连着客户，另一头连着公司，衔接了开发和后续的管理。其业绩的好坏、客户质量的良莠直接影响着保险公司经营质量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好的产品只有销售出去，获得了销售收入才可能有盈利。在保险养老社区的运营管理中，对接保险产品的成功销售是保险业务与养老社区经营的关键。在营销过程中，将养老社区的入住资格与养老保险产品挂钩等浅层次方式，或者将保险金收益转化为养老社区的养老服务等深层次方式，可以使保险产品与保险业务和养老社区运营有效衔接，为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提供资金保障，也为下一轮保险产品开发提供实践经验，以完善保险业务和养老社区的经营管理。

再次，承保环节是中心。承保的核心是核保。保险公司通过核保工作，在做好风险控制的同时积累相应的客户资料，既可以直接控制承保工作的道德风险，节约理赔成本，又可以为保险产品设计提供第一手资料，有利于开发和销售涉老保险产品，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最后，保险金的赔偿或给付是保险合同的终点。保险合同是保障性合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购买保险的基点是寻求保障。在涉老保险业务中，被保险人往往要以保险金作为养老金，保险金的赔偿或给付就成为保险合同存在的真正意义。理赔工作是保险公司的结点也是其新业务的起点，通过优质的理赔服务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吸引更多客户，增加保费收入。在积极探索保险养老社区与保险业务对接模式的过程中，应深化保险金赔偿或给付与养老社区服务的对接，实现服务实体化或实物化，不仅可以有效减少理赔的道德风险，还可以减少经营环节费用、提高效率。

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实质是保险资金通过在养老社区项目开发与运营环节中的流动来实现保值增值，属于保险经营中投资环节，主要包括投资养老社区的资金筹集、养老社区开发过程中的资金流动、养老社区建成后的资金回收等内容，是保险经营诸环节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险涉老业务链的关键。保险资金从“心脏”流出到回流的过程中，回流资金额必须大于至少不少于流出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保险公司的预期利润，从而保证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

（三）有利于提高保险公司的综合收益

保险企业投资养老社区具有天然优势，养老产业和保险企业的主营业务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保险公司投资养老产业、设计养老保险产品，丰富了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类别；通过拓展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为客户提供医疗、金融理财、健康管理等增值服务，可以提高保险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客户忠诚度；保险企业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可以转化为养老社区的潜在客户，而覆盖全国的养老机构网络同样可以成为保险企业的销售和宣传平台，推动保险企业快速发展养老项目，成为养老产业的主力军。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收回养老社区的投入资金并获取回报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产权转让模式，通过销售，一次性回收资金并获取回报；二是长期持有模式，通过入住押金或会费的投资收益、房屋出租收益及配套设施的使用收益等形式获取长期性收益。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收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出售养老社区物业收入，即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出售养老社区房屋，获取一次性销售收入；二是出租养老社区物业收入，即出租养老社区的房屋，获得租金收益；三是养老社区物业增值收入，在长期持有养老社区物业所有权的前提下，获得的土地和房屋的增值收益；四是养老服务收费，通过为入住老人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而收取的管理费和护理费，是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重要收入来源；五是养老社区配套设施使用收入，即养老社区中收费项目所取得的收入；六是其他附加收入，如带动保险产品销售、扩大保险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等带来的收入。

保险机构通过投资养老社区，向上衔接保险业务，向下链接康养、护理等老年服务产业，并在其中完成资源整合，打造一条完整的涉老产业链。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产业链的整合，在集团公司内部各子公司或部门之间、区域之间、业务合作方之间，在业务衔接过程中不断整合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协同效应：一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养老社区的推广带动保险产品的销售，减少广告和展业带来的额外费用；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对入住养老社区的客户开展持续性的健康管理工作，可以降低其疾病发生率，进而降低赔付率，控制保险成本。此外，保险公司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整合，可以促进资金在该链条中的高效流转，提高集团或区域效率，从而实现其保值增值的目标，进而提高保险公司甚至集团公司或合作公司的综合收益。

四、创新农村养老模式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河北省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几年河北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1-9）。但同时，不论是人均生产总值还是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河北省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人均生产总值，距离全国平均水平越来越远（见图1-10）。这一方面说明河北省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农村地区老龄化呈现出的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特点使农村养老问题更为突出；另一方面说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依然处于经济实力较弱、发展水平较低的状态，进一步增加了其处理老龄化问题的财政压力。另外，河北省虽然养老基础相对较好，人均养老床位较多，但是对应的医卫人员不足（见图1-11）。随着京津地区和雄安新区对康养专业人才需求量的增加，巨大的虹吸效应将使更多的医卫人员流向这些地区，河北省医卫人员不足的现状将进一步恶化。

现有的河北省农村养老院多以福利院的形式提供服务，适老设施、养老服务等都处于一般甚至较为落后的水平，根本无法满足现有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更不要说吸引城市老年人甚至京津等地的老年人到河北农村养老。河北省的区位条件、公共设施、自然资源优势等与养老社区选址的条件完全吻合，还具有“邻京津、环雄安”的独特优势。吸引保险资金在河北省尤其是具有良好条件的城郊、城镇和农村投资建设高端养老社区，完善“邻京津、环雄安”的养老体系，是促进河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与保险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社会的本质属性具有天然的协调性。同时，在养老社区运营过程中，城市反哺农村，城乡资源自由流动，不断强化“反虹吸效应”，将因虹吸效应而产生的“工作在京津，根基在河北”的离冀“原生”老年人以及部分不喜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和“城市病”的老年人吸引到河北地区养老，促进京津冀资源流动、协同发展，服务雄安“未来之城”建设，有助于构建协同养老服务体系、创新农村养老模式。 aMUByDALgn4TMap+SgKyZGWp795DWFmaA+cPQ4uNml1dJOfQq7EDsG+uskD1jN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