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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针对水资源核算体系开展了大量研究。
在水资源核算体系整体框架研究方面，De Haan等（1997）通过整合用水、水污染等信息，并与社会经济核算进行有机联系，构建了荷兰水资源核算体系框架；吴优等（2007）、邓俊等（2009）指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是建立水资源核算体系的基础。甘泓、高敏雪（2008）提出了在我国开展水资源核算工作时应遵循的基本思路，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指出了开展水资源核算工作可能面临的问题。
在水资源核算衔接方法研究方面，古伟宏等（1995）对水资源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衔接进行了分析，初步尝试建立了水资源实物账户与价值账户。沈菊琴等（1998）对水资源资产的界定、特点以及水资源资产评估使用的价格标准、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李代鑫等（2001）对澳大利亚的水权制度进行了研究，指出水权可进行上市交易，为水资源资产核算奠定了基础。吕雁琴（2005）探讨了从微观角度把水资源纳入到会计核算体系、从宏观角度把水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方法。王萍（2007）从水资源核算体系与绿色GDP的关系出发，探讨了当前水利统计指标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相应提出了水利统计指标体系需要改革的方向。卢琼等（2010）指出了我国水资源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之间的衔接问题，介绍了水资源核算的实物量供给使用表与资产账户。
在水资源核算账户编制研究方面，王瑜（2007）阐述了水资源核算中的流量账户、资产账户与水资源估价。李花菊（2009，2010）从水资源数据统计的重要性和数据收集、处理的原则出发，基于对水资源数据整合的标准化，阐述了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产生的背景和作用，对水资源核算体系中的混合账户、经济账户进行了介绍。许雪琴（2012）系统总结了水资源核算的基本方法，并指出建立水资源各类账户的基本步骤。刘亚灵等（2017）介绍了水资源账户建立的背景、框架、账户构成，提出了建立水资源账户的简要思路和关键问题。
在水资源核算实际应用方面，Schoer等（2000）根据涉水有关信息，建立了德国水资源排放账户和水循环账户。陈东景等（2003）建立了2000年张掖地区的水资源实物账户、价值账户以及综合账户。阮仁良等（2009）介绍了上海市开展水资源核算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关键技术，从节能减排的角度对水资源开展考核与评估。马俊等（2011）尝试建立了浙江杭嘉湖地区的水资源核算账户，建议对各行业的取水、水消耗、排水等方面加强监测和计量，进一步细化数据采集分类。邢智慧等（2014）通过分析水资源核算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目标及技术路线，建立了太湖流域的水资源账户。薛淑娟等（2018）按照水资源核算体系的基本理论和框架，建立了简要的江苏省水资源账户。
水资源综合核算是为了揭示水资源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开展的研究，主要包括水资源产出效益研究、用水效应研究和废水排放影响研究。
学者针对水资源产出效益开展的研究相对较早。Stoevener和Castle（1965）首次把投入产出法与水资源核算进行结合，运用投入产出模型以及效益成本分析法进行了水资源核算研究。Hassan（2003）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鳄鱼河流域水资源的直接经济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高峰等（1998）通过编制灌区投入占用产出表，建立灌区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分析了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及间接影响。王智勇（2000）指出河北省平原地区工业用水边际效益大于农业用水边际效益、综合用水边际效益。罗利民等（2006）把水资源投入产出法和节水调节因素相结合，分析了2000年盐城市4个用水领域的节水经济效益。张郁等（2006）利用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吉林省1997年水资源直接产出系数和完全产出系数。秦长海等（2008）认为针对节水措施的常规评价方法只能用来分析其对各行业部门内部的水资源产出、用水效率的影响，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则有助于分析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的用水关联性以及行业部门之间用水的竞争性，有利于分析节水对整个经济系统用水效益的响应。张霖（2008）建立了黄河流域的水资源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黄河流域水资源的经济效益。文淑凤等（2012）认为要充分考虑水资源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效益。李友辉等（2013）依据2001—2009年江西省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能值分析理论，对农业水资源投入产出和水资源能值进行了分析计算。李丽莉等（2014）运用水资源投入产出法，基于甘肃省1998—2010年有关数据，核算了该省16个部门的水资源直接产出、完全产出、相对产出系数。蔡国英等（2013）通过编制张掖市价值—实物混合型水资源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了该市六大部门的水资源直接产出系数、完全产出系数以及产出乘数，以此评价该地区的水资源产出效益。刘爽（2018）利用水资源结构偏差系数和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新疆国民经济5个经济活动领域的直接产出系数、完全产出系数、产出乘数、相对产出乘数。杨硕等（2018）分析了2015年北京市18个行业的用水效益，认为教育、农业等行业的用水效益较低，应重点进行调整布局。
Canion（1968）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水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Kumiko（2005）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水资源与日本制造业产品的相关关系，并指出直接用水系数变化、间接用水系数变化以及出口量变化等因素可以影响虚拟水的出口。Velázquez（2006）通过建立水资源消耗投入产出模型，对经济系统中水资源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进行了区分，以用于分析经济系统的水资源消耗和生产潜力，并针对西班牙南部某地区各部门的直接、间接虚拟水消费进行实证分析。Guan和Hubacek（2007）通过采用扩展型投入产出模型对虚拟水贸易进行计算，指出中国南方地区虽然水资源丰富，却是虚拟水净进口区域；中国北方地区虽然存在缺水情况，却是虚拟水净出口区域。Ignacio Cazcarro等（2010）利用非聚合社会核算矩阵建立投入产出分析模型，以此量化分析了社会各部门的水资源消耗、虚拟水进出口以及农业灌溉用水。
陈锡康等（1987）把用水信息与传统经济投入产出表相结合，构建了水资源投入产出表基本结构，对水资源的利用与分配进行了理论研究。田廷山（1992）通过编制经济与水资源投入产出表并建立相应模型，计算得出哈尔滨市62个部门的直接和完全用水系数，并分析了产业结构对水资源的影响。王维平等（1995）通过建立烟台市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烟台市16个部门的用水系数和用水乘数。刘新建（1997）在国民经济动态投入占用产出分析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水资源投入占用产出分析模型。许健等（2003）通过建立完全用水系数、增加值用水系数计算模型，核算了中国1999年各主要产业用水情况。许长新等（2006）把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与结构分解技术相结合，建立了水资源空间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方式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2007）通过编制2002年中国国民经济各产品部门的用水投入产出表，计算后得到了各产品部门的直接、完全用水系数，对各产品部门之间的用水关系以及产品进出口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田贵良（2009）通过编制宁夏地区水资源投入产出表，计算了该地区各产业的直接用水系数、完全用水系数和用水乘数，对该地区各产业的用水情况进行了分析。
张晓军等（2010）对北京市第三产业中各产业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与万元GDP水消耗进行了聚类分析，提出了北京市第三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王双英等（2011）通过构建区域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了江西省各产业的虚拟水消费量和各产业间虚拟水转移量，建立了虚拟水转移矩阵。魏胜文等（2011）在分析张掖市2007年产品调入、调出量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对该地区的水资源进行了乘数分析。张宏伟等（2011）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2007年我国第一、二产业各行业的直接耗水量、间接耗水量和完全耗水量，并分析了各行业间水资源消耗的拉动效应。李方一等（2012）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山西省虚拟水贸易的特点。王文静等（2012）依据2007年甘肃省社会经济和用水数据，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甘肃省各行业用水量、用水系数、用水乘数，分析了经济系统各行业间虚拟水的流动情况。王艳阳等（2013）利用投入产出分析的原理，分析了1997—2007年中国水足迹状况，计算了直接、完全耗水系数。成琨等（2013）通过构建黑龙江省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该省2002年、2007年的水资源消耗率、用水效益以及各部门的虚拟水量、用水关联度。刘轶芳等（2014）利用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和构建的结构偏差系数指标，分别从直接用水、完全用水角度，对水资源消耗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以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买亚宗等（2014）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分析了2000—2011年我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投入等因素均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影响。李守业等（2014）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甘肃省的水资源承担能力和各生产部门用水结构进行了分析。吕平毓等（2015）将2007年重庆市的产业耗水纳入到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计算了各产业的直接、间接、完全耗水系数以及耗水乘数。赵永等（2015）基于包含水资源的2010年河南省社会核算矩阵，采用社会核算矩阵账户乘数分析了各生产部门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马东春等（2017）通过编制价值—实物混合型水资源投入产出表以及建立各行业用水效率贡献模型，测算了北京市2010—2015年各行业用水效率及效率变动和产业结构变动对总用水效率提高的贡献情况。吴兆丹等（2017）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伪基尼系数差异成因分解法，估算了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足迹并分析了差异成因。毛玉姣等（2017）通过建立2012年贵州省水资源投入产出表，对该省国民经济的用水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陈秀莲等（2017）以中国2007年、2012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测算了中国各行业虚拟水进出口量；利用SDA结构分解法构建了虚拟水测算模型，分析了引起虚拟水贸易量变化的因素。李凤丽等（2018）把虚拟水贸易和调入调出贸易状况相结合，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山东省1997—2012年的虚拟水变化趋势。邓建伟等（2018）通过编制2007年甘肃省用水分析投入产出表，研究了该省各部门之间的用水相关关系，并对各部门间的水资源输入输出情况进行了分析。张信信等（2018）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法分析了黑河流域甘临高地区产业部门间的虚拟水转移及关联效应。曹涛等（2018）通过构建跨地区的虚拟水核算模型，核算了2012年京津冀各地区、各部门的直接、完全用水系数以及用水拉动系数，对隐含在经济贸易中的虚拟水量、各部门虚拟水进出口量进行了计算，并以此识别了重点耗水部门。
Grossman等（1995）指出经济贸易会对包括水资源在内的整体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可从技术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等3个方面进行分析。Letchumanan等（2000）指出在跨国贸易中采用环保技术将有助于进口国的环境改善。Okadera（2006）通过编制包含用水、污水的水资源投入产出表，分析了经济系统与水需求、水污染之间的关系。於方等（2003）分析了中国2000年重点企业废水排放的污染特征，指出了水污染治理的重点，并提出了相应建议措施。谢红彬等（2004）指出生产规模的扩大是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调整对工业废水的减排不具有实质贡献，技术改造是工业废水减排的主要途径。冯利华等（2006）通过对金华市用水信息、水质变化等方面的核算，指出该市总值的快速增长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全市的缺水属于典型的水质型缺水。肖建红等（2006，2008）基于中国1990—2003年有关数据，采用物质减量反弹效应方法建立计算公式，对全国工业废水排放的密度效应、增长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指出重工业对废水减排具有主要影响。唐志鹏等（2008）基于投入产出模型，采用损失量法对中国2002年工业废水排放重要系数进行了研究，并把产业规模、产业关联性作为受影响对象，指出了工业废水排放的关键生产链。方国华等（2010）通过把水污染数据纳入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江苏省最优水污染治理量。
彭水军等（2010）基于1997—2005年中国环境污染数据、可比价投入产出数据，对包括水污染在内的四类污染物进出口含污量进行了计算，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对中国环境的综合影响是负面的。张晓颖等（2010）利用2002年、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国工业各产品部门的废水直接排放系数、完全排放系数，认为废水处理技术、部门间产业结构相对变化、生产规模水平、管理水平等都是造成废水排放系数变化的原因。沈丰菊（2011）指出面源污染是造成中国农业污染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当前可行的农业废水处理技术以及控制农业废水排放量、处理农业废水的有效措施。谢锐等（2013）通过构建2007年湖南省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各行业的直接排放系数、完全排放系数和排放乘数。李长嘉等（2013）以1992—2008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数据为基础，对工业废水排放变化驱动机制进行了剖析，认为技术效应是减少工业废水排放的重要因素，规模效应是推动工业废水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张宇等（2014）通过研究指出，外商投资会对我国水环境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应该加强政府监管。张宁等（2017）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浙江省2007—2013年各工业部门的废水完全排放效应，认为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以及规模效应是造成工业废水排放变化的三大主要因素。
Carter和Ireri（1972）把投入产出法与水资源利用分析相结合，利用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深入分析了美国部分地区的水资源调配问题。Thoss和Wiik（1974）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水资源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Mensah（1980）通过建立投入产出与目标规划的多目标模型，预测水资源是否满足未来经济和人口的需求，为水资源配置提供参考。Pearson等（1982）以经济产值最大化为目标，以输水能力和预测需求值为约束，对英国Nawwa地区的用水量进行了优化分配研究。Carios Perrcia和Gideon Oron（1997）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建立了以色列Eilat地区包含有地表水、地下水、废水等各类水源的管理模型。Aviso K.B.等（2011）指出可把投入产出法和模糊集理论相结合对多区域之间各部门水足迹进行优化配置。
吴泽宁（1990）以社会经济效果最大化为目标条件，以水源供水量、水源向各部门输水能力、各部门需水量、各部门协调发展等约束条件，建立了经济区水资源分配多目标投入产出模型，对经济区水资源进行优化分配。李智慧等（1994）基于陕西省国民收入最大化建立目标函数，以社会总产值、部门产值、部门之间投入产出关系、需水量与产值关系、总供水量等为约束条件，对该省水资源进行优化分配。方创琳（2001）把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生产函数模型、AHP法等相结合，构建了柴达木盆地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赵惠等（2004）在编制东辽河流域经济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依据2000年行业调查数据，对流域内3个地市的5个行业部门用水情况进行了投入产出分析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王岩等（2007）把多目标规划和投入产出法相结合，对北京市虚拟水、污水排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严婷婷等（2009）以河北省各部门取水、排污数据为基础，编制了2002年该省水资源投入产出表，对全省各部门的取水、排污进行了投入产出分析，并对2010年该省国民经济用水开展了优化配置研究。
方国华等（2010）基于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对江苏省各部门的产出值、水资源使用总量以及COD去除总量进行了优化配置。徐征和（2010）以区域经济效益最优为目标函数建立模型，采用线性规划和动态规划方法进行求解，对龙口市农业水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苏伟洲等（2015）以农业、生活、工业等方面用水为输入指标，以万元省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加工产业生产总值为输出指标，从投入产出角度建立DEA模型，定量分析了四川省2013年18个地市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刘秀丽等（2016）基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3个方面的综合效益最大化目标，建立了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刘宁（2016）采用用水定额法和CROPWAT模型对京津冀地区水足迹进行了核算，依据基于水足迹的水资源配置系统动力学模型，制定了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刘爽等（2018）依据新疆2007年、2012年经济、水资源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模型以及水资源结构偏差系数，对新疆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建筑业、生态环境等五大用水方向进行了投入产出分析和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
从上述针对水资源核算体系开展的研究来看，各位专家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本书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水资源的界定、水资源核算的发展历程、水资源核算体系进行更加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从上述针对水资源综合核算开展的研究来看，投入产出法是研究水资源与经济活动之间相互关系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分析水资源在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效益拉动、用水拉动和废水排放影响拉动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上述关于水资源综合核算的研究成果中，涉及不同的行业部门分类、不同的评价指标，但大部分成果的行业部门分类细化不够，评价指标较为单一，对水资源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未形成综合分析结果，也未发现曾针对河南省开展过此类研究。本书将在上述研究文献基础上，首先针对水资源投入效应、水资源产出效应和水资源排放效应3个方面分别提出较为全面的投入产出核算方法并构建相关模型；其次基于上述3个方面的分析结果，对国民经济各产品部门的水资源投入产出效应进行综合分析，利用综合分析结果对国民经济各产品部门进行定性归类，从而形成一套相对系统的水资源投入产出效应综合分析框架；最后以河南省为例开展应用研究，以期填补该省在上述研究方面的空白。
从上述针对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成果可知，部分成果只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最优，没有顾及社会、环境等综合效益；体现水资源对整个经济系统所产生影响的完全投入效应、完全产出效应、完全排放效应，在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中较少得到体现。本书将以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为基础，建立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并把水资源完全投入产出效应分析结果融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丰富了水资源优化配置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