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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前半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纲要》发布实施两年多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一些国家不断升级的遏制打压、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各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扎实推动《纲要》实施，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迈上新台阶，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重要步伐，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良好开局
。根据我们的跟踪监测分析，总体上看，《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进展顺利，但在实施进展中仍面临不少问题。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党的二十大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部署，对《纲要》实施提出了新要求，必须辩证认识、全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坚定不移抓机遇、促发展、增实力，综合施策推进《纲要》实施，确保《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进展顺利。
《纲要》发布实施两年多来，主要目标和指标进展总体符合预期，重大举措重大任务进展顺利，重大工程项目扎实推进。
《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目标，并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五方面提出了20项主要指标。总的来看，这些目标和指标的实现情况基本达到预期进度要求，主要指标中有16项基本符合或快于预期，有4项相对滞后。
两年多来，《纲要》提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能源综合生产能力4项指标提前实现预期目标。202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5.22%，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为95%，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87.9%，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为46.6亿吨标准煤，均超预期完成目标，提前实现预期目标（见表1）。
表1 “十四五”时期4项指标提前实现预期目标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经网课题组。
两年多来，《纲要》提出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比重、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森林覆盖率5项指标快于预期进度。其中，如表2所示，202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为8.0%，高于预期目标（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稳步增长，快于预期目标进展；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9.4件），完成五年目标值增幅（5.7件）的54.4%，较时间进度（40%）快14.4个百分点；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3.12人）完成五年目标值增幅（0.3人）的73.3%，较时间进度（40%）快33.3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达24.02%，完成五年目标值增幅（0.9%）的91.1%，较时间进度（40%）快51.1个百分点，均有望如期实现预期目标。
表2 “十四五”时期5项指标快于预期进展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经网课题组。
两年多来，《纲要》提出的GDP增长、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城镇调查失业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预期寿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7项指标基本符合预期进展。其中，如表3所示，GDP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4.2%）高于GDP增长1.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年均增速（5.5%）与经济增长（5.7%）基本同步
；城镇调查失业率（5.5%）基本符合预期进展；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93年）基本符合预期进展；人均预期寿命（78.2岁）基本符合预期进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6.9亿吨）基本符合预期进展，均有望如期实现预期目标。
表3 “十四五”时期7项指标基本符合预期进展
注：*表示人均预期寿命2022年数据缺失，此处采用的是2021年数据。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两年多来，《纲要》提出的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4项指标滞后于预期目标时序进度。其中，如表4所示，2022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2.5个）距离预期目标（4.5个）还有不小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普惠性托育服务有效供给不足；2021—2022年单位GDP能源消耗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分别累计降低2.8%和4.6%，分别为完成5年目标值降幅（13.5%、18%）的20.7%和25.6%，分别较时间进度（40%）慢19.3个和14.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速的降低和能源消费的增长；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86.5%）滞后于预期进展，主要原因在于，在细颗粒物（PM 2.5 ）、可吸入颗粒物（PM 10 ）、臭氧（O 3 ）、二氧化硫（SO 2 ）、二氧化氮（NO 2 ）和一氧化碳（CO）六项指标中，臭氧平均浓度2022年较2021年上升5.8%，臭氧导致的超标天数增加了2.1个百分点，大气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仍然存在。
表4 “十四五”时期4项指标滞后于预期进展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两年多来，《纲要》提出的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发展格局、数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文化、美丽中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国民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举措重大任务进展顺利、成绩显著。
《纲要》明确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两年多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迈出新步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人才创新活力激发机制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发展新优势不断塑造。
（1）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迈出新步伐。一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布局。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实验室体系加快构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基本重组完成，已挂牌建成9家国家级实验室，超百家“省实验室”正式揭牌或启动筹建，126家实验室进入“十四五”重点建设名单，新型研发机构数量超过2400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断优化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分两批对全国349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进行优化整合，最终191家获准纳入新序列。二是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创性、引领性研究能力。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30870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5%，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4年超过6%，高被引论文数排名保持世界第二位。重点研发计划79个专项全面展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1年资助13个、2022年资助16个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原始创新能力有效提升，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利用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首次实现人体细胞发育过程“大逆转”，成功证明凯勒几何两大核心猜想。三是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显著，2022年香港—深圳—广州、北京、上海—苏州在全球科技集群中分别列第2位、第3位、第6位。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进展顺利。77个已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并投运35个，形成一批全球领先的科技成果。四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在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光通信、高速铁路等领域攻克一批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生物育种等“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多项“卡脖子”技术被攻克并实现产业化，核电机组关键部件实现整机国产化，腹腔镜手术机器人、体外膜肺氧合机（Extra 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深海采矿等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开展中国首次地外行星环绕、着陆、巡视探测，“羲和号”实现太阳探测零的突破。“科技冬奥”保障北京冬奥会高质量办赛、高水平参赛，科研攻关为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2）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一是多部门陆续出台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各类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集聚，将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至100%，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的比重超过77%，中央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3%，企业参与或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占比接近80%。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4.8万亿元，企业贡献超过80%的技术吸纳。截至2022年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9119家，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达40万家，被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的企业数量达到32.8万家，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业孵化载体超过1.4万家，覆盖95%县级以上地区。二是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研发平台不断增加。截至2022年末，125家机构入选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名单。批复19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涉及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数字信息等关键产业，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辽中南等城市群。成立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联盟、铁路科技创新联盟、张江元宇宙创新发展联盟等科技前沿领域共性技术创新发展联盟。三是企业创新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深交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成立，中关村科技园、武汉东湖高新区等全国首批10家科技金融创新服务中心试点成立，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以聚焦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3）人才创新活力激发机制不断完善。一是高水平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世界顶尖科技人才加速涌现，2022年中国内地世界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增长到1169人次。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2亿人，占就业人员比例超过26%；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30%。二是科创人才培育激励机制不断完善。40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试点，央企广泛实施科研攻关“赛马制”，加大人才评价和激励力度，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2022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增至36.7%，较2020年增加2个百分点。
（4）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一是持续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并重组了科技部，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进一步健全，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价制度不断完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使命导向的科研院所管理改革等试点稳步开展。二是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更加健全。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优化管理机构，使知识产权从“保护”转向“运用”。加大力度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至2022年底已达到97家。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2022年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案件5.8万件，办理维权援助申请7.1万件，受理纠纷调解8.8万件。全年专利商标质押融资额达4868.8亿元，连续3年保持40%以上增长。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突破7万件，稳居全球第一位。三是参与国际重大科创项目。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参与200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国际大科学工程。
《纲要》强调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两年多来，制造业竞争优势持续增强，完整产业体系和全链条产业链更加巩固，实体经济不断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并持续完善，产业向中高端稳步迈进。
（1）制造业竞争优势持续增强。一是制造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27.8%，占全球比重稳定在30%左右，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二是产业链补短板锻长板取得突出成效。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全面推进。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全产业链竞争力巩固提升。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取得新突破，腹腔镜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医疗装备填补国内空白，中国首台国产体外膜肺氧合机成功研制，国产四人雪车等冰雪装备实现零的突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三是重点区域产业集聚化培育成效显著。建设了445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022年，45个国家级集群总产值突破20万亿元，重点培育的2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主导产业产值近10亿元，集聚了规上企业2.5万家。四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8%，占GDP比重超过13%。新能源发电装机量、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智能手机产量、海洋工程装备接单量等均位居全球第一；新一代移动通信、核电、光伏、高铁、互联网应用、基因测序等领域均具备世界领先的研发水平和应用能力；首批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发展新引擎，数十个千亿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崛起；高端产业和重大装备创新发展取得积极成效，C919大型客机投入商业运营，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投产，国产核磁共振仪器实现量产，光伏电池、组件产量全球占比分别达到90.3%和84.8%。
（2）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一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不断深化。2022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1%和5.6%，合计拉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5个百分点。二是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不断加快。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体育、物业等服务业加速发展，新消费助力消费提档升级，2022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7.2%，5G网络建设速度加快，快递业务“进村”“进厂”“出海”深入推进。
（3）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并持续完善。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升级。5G网络建设全球领先，截至2023年8月累计建成基站313.8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城区和县城。5G、千兆光纤、移动物联网终端、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活跃用户数分别超过7.3亿户、1.4亿户、22.2亿户、7.6亿户。“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实施，国家算力网络加快构建，算力总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卫星遥感系统已具备全球观测能力。二是融合基础设施加快布局。立体智能交通体系加速构建，无人码头、自动驾驶等交通运输新形态不断涌现，北斗导航加速在交通出行、城市管理等领域深度应用，港口和高速公路智能化改造成果显著。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到665万台，比2020年增长近3倍。三是创新基础设施加快优化。布局建设的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了涵盖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前瞻引领型、民生改善型的设施体系，布局建设200多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600多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和一批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四是交通强国建设稳步推进。高速铁路营运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城市轨道交通通车里程两年分别累计新增4250公里、1.6万公里、2300公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世界级的港口群，截至2022年底全国综合交通网络的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网约车、网络货运、共享单车、无人配送、自动驾驶、无人机等蓬勃发展；铁路货运量、水路货物运输量分别增长22.2%、79.6%，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铁路水路联运量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民用运输机场新增13个，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空间格局基本形成。现代物流体系不断健全，“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一带一路”交通互联互通网络加快形成，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约25个国家217座城市，全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7.8万列。五是现代能源体系加快建设。全力推动煤炭增产增供、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油气增储上产，建成投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点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能力提升到3亿千瓦，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增量中的占比超过60%，全年风电光伏发电新增装机1.2亿千瓦以上。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70%以上，全国建成充电基础设施约560万台，有力保障了超过10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白鹤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自主第三代核电机组“华龙一号”投入商业运行，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并网发电，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西南水电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大规模储能、氢能等一批能源新技术研发应用不断取得新进展。六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再提速。国家水网工程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直接受益人口达1.76亿。建成349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整治近100万个取水口违规取用水问题。持续推动小水电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全面完成，3.4万座小水电站落实生态流量。基本完成85个水美乡村试点县建设，受益村庄4778个。
《纲要》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两年多来，国内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不断被破除，国内国际双循环质量和水平得到提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明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20年的74.7%提高到2022年的82.9%，强大国内市场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效应不断显现。
（1）国内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不断被破除。一是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不断提升。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实现较快增长，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明显；消费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年）》印发实施，深化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深入实施，文旅、家政、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高。二是各类资源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出台，北京、上海、广东等大数据交易市场，以及区域一体化产权市场建设成效显著；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县城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中的基础作用不断增强。三是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效实施，破除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成效显著；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县域商业设施和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成效。
（2）国内国际双循环质量和水平得到提升。一是进出口协同发展，国际市场布局持续优化。内外贸一体化试点正式启动，首批敲定9个试点地区。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大关，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位，前两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占外贸总值比重提高3.8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加速出海，国际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推进，货物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关税总水平降至7.3%。服务业对外开放深入扩展，服务贸易稳步增长，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二。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加快，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两年累计达4.03万亿元。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开拓取得积极成效。海南省已全面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准备，自贸港建设步伐加快。二是利用外资大国地位巩固，引资结构持续优化。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修订发布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202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以人民币计首次突破1.2万亿元，引资规模依然保持世界前列，其中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引资大幅增长；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3）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明显。一是消费市场发展韧性强劲，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消费经受住新冠疫情冲击并呈恢复性增长态势，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保持在5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在44万亿元，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达12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2023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8%。具体来看，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潜力有效释放，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前两年年均增长63.2%，2023年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44.1%，成为大宗消费新增长点；以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为特点的新型消费发展较快，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发展；服务消费加快恢复，2023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21.5%；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初见成效；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乡村消费品市场恢复较快。二是有效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结构持续优化。2022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1%，投资规模扩大至57.2万亿元。其中，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基础设施投资前两年年均增长4.8%，2023年上半年同比增长7.2%，大项目带动作用增强；制造业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进一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前两年年均增长4.9%，2023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8%，制造业投资2023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优化完善民间投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制造业民间投资2023年上半年分别增长15.6%、8.4%；探索建立多层次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REITs）市场，有效盘活存量资产。
《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两年多来，数字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网络强国战略深入实施，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整体布局。其中，数字经济快速构筑竞争新优势，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速升级，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明显，数字生态发展环境持续优化，数字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数字经济快速构筑竞争新优势。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达41.5%，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数据产量达8.1ZB，全球占比10.5%，位居世界第二。一是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取得重大突破。“芯片之母”EDA完成14纳米以上工艺国产化，国产操作系统厂商麒麟软件生态软硬件适配数量突破150万套，多个国产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参数达到千亿级，“九章二号”量子计算机完成快速求解的速度比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24次方倍，全球首创开放式架构实现615公里光纤量子通信。二是数字产业化加快发展。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大数据产业规模达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云计算市场规模约440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30%，网络安全产业规模近2200亿元，增速约13.9%。我国已成为全球电子元器件第一大生产国，产业整体规模已突破2万亿元，工业设备5G连接率超过60%的项目占比超一半。三是产业数字化取得明显进展。2022年，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达到24.0%，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增长至60.1%、78.3%，全国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8.6%，中央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73%，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77%，具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达到240个。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达10.5%，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25.4%，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农机应用北斗终端超过60万台套。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44.7%，全国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额43.8万亿元，全国网上零售额13.8万亿元。
（2）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速升级。一是公共服务更加智慧便捷。建成世界第一大教育教学资源库，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100%，超过3/4学校实现无线网络覆盖。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3.63亿人，占网民整体的34.0%，远程医疗服务超过2670万人。全民艺术普及资源总库数字资源量达1258TB，有线数字电视实际用户1.90亿人。二是城乡发展更加智能高效。智慧城市试点数量超过800个，有110座城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累计部署117个数字乡村试点，建设9个农业物联网示范省、100个数字农业试点项目，认定210个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累计建设运营益农信息设施46.7万个，提供各类服务9.8亿人次。三是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逐步清晰。全国96.68%的办税缴费事项实现“非接触式”办理。截至2023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10亿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43亿人，线上办公用户规模达5.07亿人，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3.64亿人，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达4.53亿人。
（3）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明显。一是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建设26个省级政务数据平台、257个市级政务数据平台、355个县级政务数据平台。二是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水平提升。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已实现县级以上行政区域100%覆盖，乡镇覆盖率达到96.1%。截至2022年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已归集汇聚32个地区和26个国务院部门900余种电子证照，目录信息达56.72亿条，累计提供电子证照共享应用服务79亿次。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排名保持全球领先水平。三是数字政务发展水平快速提升。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90%以上，90.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
（4）数字生态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一是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初步建立。“数据二十条”创造性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逐步探索建立更为便捷且安全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体系。二是政策保障环境更加规范有序。组建国家数据局强化统筹，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制定出台网络领域立法140余部，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三是网络安全保护能力持续提升。通过制定《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系统构建网络安全法律制度。四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序形成。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30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主持的国际标准已超过800项，其中数字人、端边云协同、数字视网膜、疫苗防控数字化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均为全球首创。
《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两年多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有序推进，各类经营主体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发展动能不断积蓄。
（1）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各类经营主体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一是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国企改革3年行动任务顺利完成，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引领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二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推动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董事会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更加稳慎深化，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签约工作主体目标完成。三是国资监管体制进一步健全。监管职责定位进一步明晰，监督方式持续优化，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全国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建设全面推进。四是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等文件，央地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针对性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前两年新增经营主体5795万户。五是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政策加大企业创新发展支持力度，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2）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一是全面完善产权制度。产权市场交易额再创新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实施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持续推进，数据、知识、环境等领域的产权制度建设不断加强。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了顶层设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稳步实施，清单管理措施比制度建立之初压减64%，将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三是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资本、能源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稳步推进。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改革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方式。2020年以来，自然资源部改革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方式，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加大存量用地盘活的力度。高标准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快建设，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技术要素加速向生产力转化，着力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加快推动构建全国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北京证券交易所顺利开市、平稳运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全面实行，沪深交易所分别正式发布退市新规，常态化退市机制逐步建立。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并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制度，建立电网市场化代理购电制度，推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四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效实施。常态化反垄断监管不断完善，着力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在进行第三次修改，石油天然气体制、电力体制、铁路行业市场化等改革积极推进。五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社会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不断健全，信用信息共享水平大幅提升，全面推动信用建设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政府机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持续推进。
（3）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一是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预算管理制度逐步健全，纵深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加速，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二是税收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优化税种结构，完善税收制度，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成功建立，企业所得税制度深度优化，增值税制度逐步完善，房地产税被纳入立法规划，税务部门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三是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力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保障和维护国债市场安全平稳运行。实施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监管体系更加完善。
（4）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升治理效能。一是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党和国家机构职能进一步优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印发，金融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数据管理体制、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等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加强政策跨周期设计、逆周期调节，强化宏观政策统筹协调，增强财政宏观调控效能，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组织开展新出台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政策协同效应明显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减税降费成效明显。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对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二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明显改善。简政放权优化服务，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市场准入特别措施相继出台，开展“证照分离”改革。三是基本形成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和治理机制。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能力显著提升，加大相关行业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扎实推进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打假治敲”专项行动持续深入推进。
《纲要》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两年多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农村发展呈现新气象。
（1）农业质量效益不断提高。一是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九连丰”。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0.65万亿公斤以上。口粮自给率在100%以上，谷物自给率在95%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大概48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二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落实。确保18亿亩
耕地名副其实，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新增高标准农田2.47亿亩，累计建成10亿亩以上，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扎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深入实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三是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更加有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60.7%提高到62.4%，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自主培育的3个白羽肉鸡品种打破国外种源垄断，市场占有率超过20%；两把基因编辑“剪刀”（CRISPR-Cas12i、CRISPR-Cas12j）加快研发应用；大型大马力农机装备实现国内无级变速拖拉机从无到有的突破。
（2）乡村建设行动扎实推进。一是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提升。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实现通硬化路，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农村光纤平均下载速率超过100Mbps，农村网民规模达3.09亿人，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55.9%。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乡镇保险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二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消除2200余个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达91%。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7%，新改建农村公路36万公里，北方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率超过62%，累计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约100万户。
（3）农业农村重点改革任务稳步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序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小农户超过9100万户。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制逐步健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已取得重要成果。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基本实现省级全覆盖。
（4）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一是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出台实施30多项过渡期衔接政策，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约65%的监测对象已消除返贫风险，没有发生规模性返贫问题。二是继续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全国每个脱贫县都培育了2～3个特色主导产业，近3/4的脱贫人口与新型经营主体建立紧密利益联结关系，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14342元，较2020年增长33.5%。三是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带动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2022年，全国有22个省份在45个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实施了以工代赈，吸纳当地民众务工就业20.7万人，人均增收1.4万元。四是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截至2022年底，全国易地扶贫搬迁民众中有劳动力503.91万人，其中475.98万人实现就业，就业率约94.46%，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全部实现至少1人就业目标，并配套了教育、医疗、体育、养老等基础设施。
《纲要》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两年多来，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城市品质实现提档升级。
（1）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新增2910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非户籍常住人口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正式出台，在全国开展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相关政策，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规模大、新增落户多、基本公共服务成本高地区的支持力度。健全农户“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资产收益权等抵押质押贷款业务不断拓展。
（2）城镇化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城市群主体形态更加巩固，都市圈建设步伐加快，7个都市圈发展规划相继获得批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出台实施，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深入实施，县城补短板强弱项建设提速，120个县及县级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工作稳步推进，20个县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的“十四五”建设方案先后印发实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向乡村延伸覆盖，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45。
（3）城市品质实现提档升级。城市公共卫生、防洪排涝、风险防控等领域补短板工作扎实推进，2021—2022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08099个，出台《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关于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城市治理现代化迈出新步伐，全面启动国家、省、市三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体系建设，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推进资源服务平台下沉，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住房保障和住房市场“两个体系”不断完善，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住房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2021—2022年，全国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约360万套（间），确保租房公募REITs落地。
《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两年多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不断优化，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成效，海洋强国建设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加快形成。
（1）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不断优化。“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建立，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印发实施，“三区三线”全面划定并分类明确管控要求，省、市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陆续编制出台，用地用海等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政策力度加大。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成为区域强劲发展的动力核，城市化地区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性作用充分发挥，三大空间格局加快形成。重要功能性区域关键作用更加明显，农产品主产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不断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能源资源富集区的能源安全支撑作用加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边疆地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边境地区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2）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雄安新区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城市副中心加快高质量发展，京津冀三地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加快，产业协同水平不断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有力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污染治理“4+1”工程成效明显，干流全线连续3年达到Ⅱ类水质，“十年禁渔”进展良好，长江生态屏障进一步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设施联通和规则衔接不断深化，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显著，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深入推进。长三角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一体化水平明显提升，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协同发力的创新空间布局不断优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支持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印发实施，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干流全线实现Ⅱ类水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南、山东段建设正有序推进。
（3）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成效。西部地区发展协调性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效能进一步释放；东北地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持续巩固，2022年东北地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20.87%；中部地区电子信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快速发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印发为中部发展指明方向；东部地区创新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发挥，为其他地区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区域发展差距稳步缩小，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由2020年的1.67缩小至2022年的1.64。特殊类型地区的振兴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时代革命老区持续推进振兴发展，资源型地区和老工业城市转型深入推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生态保护补偿和区域间对口帮扶等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持续优化，到2021年底，全国共建立了13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4）海洋强国建设加快推进。2022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94628亿元，同比增长1.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8%。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美丽海湾建设全面有序推进，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彰显“大国担当”。
《纲要》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两年来，文化强国建设扎实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持续改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完善。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标准推进，重点古籍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取得积极进展。
（1）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一是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取得成效，社会舆论主旋律更加强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持续开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加快完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建成并对公众开放。二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取得进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持续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系统化构建持续深化。三是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文化遗产资源家底逐步摸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取得突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标准推进，重点古籍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成果丰硕。四是公民道德建设和文明创建工程深入开展。社会舆论主旋律更加强劲，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先进典型模范评选工作稳步实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逐步深化，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实施提高了群众文明素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迈上新台阶。五是网络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顶层设计逐步完善，网上宣传走深走实，网络文化不断繁荣，道德建设持续拓展，网络生态明显优化。
（2）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一是优秀文化作品的创作生产传播逐步加强。新时代艺术创作体系初步构建，《伟大征程》《奋斗吧 中华儿女》《我们的四十年》等重大文艺演出成功举办，文艺生态更加积极向上。二是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从国家到村（社区）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加快构建，文化惠民工程创新开展，智慧广电工程进展迅速，“书香中国”建设全面开花。三是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提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格局逐步建立，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在44个国家设立46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共建国家32个；在18个国家设立20个旅游办事处，其中共建国家8个。中国已与144个共建国家签署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文件，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2022年，人民日报39个海外分社向国外主流媒体推送覆盖13个语种的3000余件优质新闻产品，在1000多家外媒落地3.5万次。成功举办国际重大赛事。我国先后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以体育为场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生动展现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巨大潜力。
（3）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一是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水平持续提升。5G、大数据、增强现实/虚拟（Augmented Reality/Virtual Reality，AR/VR）、人工智能、超高清等数字技术在文化和旅游行业广泛应用，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线上演播、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发展迅速，《大鱼海棠》《舞上春》等一批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数字文化精品不断涌现。高清超高清电视加快转化，虚拟数字人提升电视制播效率。网络文学提质升级，2022年网络文学市场规模389.3亿元，同比实现了8.8%的高速增长。二是对外文化贸易实现大发展。文化贸易规模再上新台阶。2022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额超过220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1%。游戏、影视剧在国际市场异军突起。2022年，中国游戏在美德英等国市场占有率均超20%，《万国觉醒》《绝地救生》《原神》等爆款频出。网络文学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16部中国网文被大英图书馆收录，网文出海遍及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文访问用户规模达到9.01亿人。三是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提质升级。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2022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1805亿元，同比增长0.9%。国家文化产业园区布局逐步完善。截至2023年3月底，全国已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34家。四是文化和旅游融合逐步深入。“文旅+”新业态层出不穷，2022年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达到1134.7亿元，同比增长51.8%；带动市场规模5816.1亿元，同比增长52.6%。文旅优质产品供给持续增加，2022年新评定国家5A级旅游景区12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5家、旅游休闲街区54家、滑雪旅游度假地12家，推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10家、首批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53家、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12家、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298个。文化创意、非遗工坊、乡村旅游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截至2022年底，各地共建设非遗工坊2500余家，覆盖450余个脱贫县和8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五是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加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深入开展，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稳步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加速完善。
《纲要》提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两年多来，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环境质量改善成果不断巩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积极稳妥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一是生态安全屏障不断加固。全国省、市、县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经全部编制完成，全国计划编制的350个市级总体规划和2220个县级总体规划中超过90%已上报审批机关，且过半数已完成审查程序。截至2023年12月，已有青海、贵州、浙江、广西、内蒙古、吉林、河北、安徽、湖南、福建、山东、山西、江西、海南、宁夏、广东、江苏等省级国土空间规划获得批复。全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315万平方公里，将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以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完成造林11936万亩、种草改良9421万亩、治理沙化土地5699万亩，草原超载状况逐步扭转，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9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2.26%，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10余年保持“双减少”。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截至2023年10月，择优选拔了27个项目纳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正积极有序推进。河湖生态治理保护深入实施，完成整河治理108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3万平方公里，建设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5个，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区102个。二是初步建立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快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加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正式印发，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了海南长臂猿、藏羚羊、东北虎豹、亚洲象、穿山甲等研究中心。三是初步建成符合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建立用水权、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和交易制度，开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和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建设，重点领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细化实化，在19个省份、15个流域（河段）建立起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2）环境质量改善成果不断巩固。一是污染防治攻坚迈上新台阶。大气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深入推进，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 2.5 ）2022年平均浓度降低到29微克/立方米，首次降低到30微克/立方米以内，实现近10年来连续下降，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8.5%、6.8%。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分别降低3.9%、9.7%，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9.4%，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达81.9%，重点流域水质进一步改善。土壤污染风险防控和修复力度不断加大，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噪声污染防治行动启动实施。二是持续提升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继续加强，构建集污水、垃圾、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身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截至2022年，全国新增污水处理设施超过1500座，污水管网约30万公里，垃圾焚烧处理厂超过500座，危险废物处置能力达到1.6亿吨/年。三是依法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组织开展“绿盾2022”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不断加大生态保护监管力度。全面排查生态环境领域各类风险隐患，2022年调度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43起，推进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风险集中治理，完成全国1万余座尾矿库环境风险排查。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完成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三年行动。四是应对气候变化成效显著。建立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制定中长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编制实施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进工业领域提质增效，加快提升建筑能效水平。五是持续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十四五”生态环境标准工作方案》印发，发布80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不断深化排污许可制改革，积极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截至2023年9月，我国已将352.5万个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
（3）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一是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推进。重点领域、行业和产品设备节能降碳更新改造加快推进。“十四五”时期前两年，煤电“三改联动”改造规模合计超过4.85亿千瓦，其中节能降碳改造1.52亿千瓦；钢铁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1.34亿吨。国家节水行动持续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确定的2022年节点主要目标全面完成，全国单位GDP用水量下降7.6%。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2022年处置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461万亩。提高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共建设1100多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创建50家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认定和发布全国首批258个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二是循环经济加快发展。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加快构建，确定北京等60座城市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提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提质增效、再生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能力提升三大工程，再生资源已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三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加快构建。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至17.5%。2022年，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上升0.4个百分点。构建绿色交通运输体系，2022年铁路、水路货运量合计占比较2020年提高0.57个百分点。持续完善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标准体系，累计制修订绿色发展有关标准3000余项。四是依法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加快重大投资项目环评审批，推动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落实落地。生态环境部等出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运行。绿色金融加快发展。2022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8.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8.1个百分点。绿色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
《纲要》提出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年多来，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取得新成效，互利共赢局面持续拓展。
（1）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一是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修订发布。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断健全，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金融领域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2022年跨境收付金额达4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在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上调至12.28%，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并稳居世界第一。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拓展到11个省市，国务院印发《支持北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推动北京持续推进创新、探索服务业扩大开放，标志着服务业扩大开放进入新阶段。二是对外开放平台功能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布局逐步完善，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扎实推进，多次成功举办中外贸易展会，举办规模、签约金额屡创新高。三是区域开放布局逐步优化。西部地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高地，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辐射中心取得进展。四是开放安全保障体系逐步健全。首次使用“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进行制裁，建立健全全口径外债监管体系。
（2）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一是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稳步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累计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入推进。重大合作项目建设获得成果，“丝路海运”持续扩容，“空中丝绸之路”进展较快，“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提速。中欧班列“十四五”以来累计开行近4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17座城市，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快速增长，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三是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丝路电商”朋友圈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建设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体系完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持续健全，2022年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占整体对外投资比重上升到18.9%。四是架设文明互学互鉴桥梁。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人文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推进实施。
（3）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取得新成效。一是多双边经贸合作务实开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生效实施，建设性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金砖国家等机制治理合作。二是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初步构建面向全球的自贸协定网络，自由贸易区布局优化、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三是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以中国特色大国元首外交为引领，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作出了中国贡献。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全力支持全球抗疫事业。
《纲要》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两年多来，教育体系质量稳步提高，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国民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不断提升。
（1）教育体系质量稳步提高。一是基本公共教育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持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2022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提高到89.7%、95.5%、91.6%、59.6%，135个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县（市、区、旗）率先攻坚。二是职业教育适应性持续增强。全国职业学校共开设1300多个专业，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三是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接续推进，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人。
（2）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一是公共卫生体系持续做大做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取得新冠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快建设，县级医院设施条件和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区域布局更加均衡。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8万个。二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集中带量采购进入常态化制度化阶段。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增加到685种，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6亿人，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降至27.7%。三是全民医保制度进一步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更趋完善，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实现县域可及，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全面建成。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覆盖2亿多人。四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取得进展。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五是体育强国建设亮点纷呈。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已超过4亿人。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主要健康指标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3）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一是优生优育水平不断提升。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出台并实施。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其中二孩占比为38.9%、三孩及以上占比为15.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1，逐步趋于正常水平。二是托育服务行业发展迅猛。2022年，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总数7.57万家，每千人口托位数2.57个。三是养老事业和产业取得多项突破。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提质扩容。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有养老机构4.0万个，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56.4%，全国共有24个省（区、市）出台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
《纲要》提出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两年多来，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稳就业取得积极成效，收入分配格局更加优化，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妇女、儿童、残疾人权益保障稳步提升，促进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2022年我国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文化体育与传媒、住房保障五大类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5.5%、14%、7.8%、6.4%和2.9%，合计占比达到46%以上。
（2）稳就业取得积极成效。不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出台一系列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控制在5.5%左右，全国城镇两年半累计新增就业3153万人。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服务和保障制度加快构建。
（3）收入分配格局更加优化。2022年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2020年分别提高0.1个、0.2个百分点。2022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年分别提高9.1%、14.3%。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超过4亿人，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
（4）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57亿人、2.4亿人、2.94亿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正式实施。生育保险扩大受保人群覆盖面，保障内容增多。
（5）妇女、儿童、残疾人权益保障稳步提升。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未成年人福利与保护体系更加完善，新时代家庭建设展现出文明新风尚，残疾人教育和就业渠道持续拓展。
（6）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城乡社区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进一步夯实，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工作进展顺利，多元共治开创基层治理新局面。
《纲要》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两年多来，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不断完善，粮食、能源资源、金融等领域安全保障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高，社会稳定和安全得到维护，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更加坚实。
（1）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不断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不断完善，进一步从制度上强化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人才体系和运行机制持续健全，重要领域的国家安全立法、制度、政策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加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持续增强。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不断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全面加强。
（2）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持续强化。一是巩固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全面落实。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连续两年实现耕地总量净增加，新建改造一批大型灌区，粮食产量稳定在6.5亿吨以上，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构建。中央储备粮管理体制持续完善，粮食减损节约取得积极进展，农业国际合作走向新高度。二是着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水平。能源产供储销体系不断完善，能源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进一步加强。煤炭兜底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大力推进石油、天然气增储上产，抽水蓄能装机容量累计增长超过45%，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稳步提升，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等重点时段的能源供应总体平稳。三是稳妥有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扎实推进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果断依法处置部分地方村镇银行风险，“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平稳处置一批大型企业债务风险事件，稳妥化解不法金融集团风险。P2P网贷平台全部退出经营，存量风险持续化解。研究制订并实施一揽子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方案。积极做好受困房企风险处置，加大保交楼力度。
（3）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高。一是安全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安全生产责任制得到落实，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问题得到整治，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持续动态达标。二是食品药品安全得到严格监管。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得到改进和完善，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得到加强，建立包括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体系和有机产品等在内的10种国家推行的认证制度。药品安全风险管控力度显著加大，构建药品和疫苗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三是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加强。国家生物数据中心体系初步建立，生物资源目录不断完善，生物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更加积极。四是应急管理水平全面提高。跨区域、跨流域灾害事故应急协同联动不断强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加强建设，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与能力得到加强，应急指挥信息和综合监测预警网络体系正在构建，极端条件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能力得到加强，巨灾保险制度基本形成。2022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比2020年下降23.5%。
（4）社会稳定和安全得到维护。一是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持续健全。信访制度得到进一步优化，社会矛盾风险防控协同机制不断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持续健全。二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得到优化。扫黑除恶进一步深化，执法司法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不断完善，国门安全防控体系不断加强，国际执法安全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2022年起诉暴力犯罪人数为近20年来最低。
《纲要》围绕重点领域战略任务提出了102项重大工程项目。两年多来，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等要素跟着项目走，102项重大工程项目统筹推进机制不断完善，各有关部门各地方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明确责任分工，建立任务台账，加强调度监测，强化要素保障。截至2023年底，102项重大工程项目中，96项进展符合预期，6项基本符合预期，有力支撑了相关领域战略任务落实。
（1）关键领域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临床医学与健康等领域实现部分自主可控和国产化替代。量子信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打破多个世界纪录。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领域完成多个重大项目，“天问一号”成功着陆并开启火星探测之旅，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夸父一号”发射成功，“海斗一号”连续万米深潜与科考应用成功。
（2）多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等部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已竣工验收或投入使用。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实现全球首个广域确定性网络系统重大突破。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全面转入试运行。
（1）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高端新材料研发应用取得突破，C919开启常态化商业运行，CJ1000A发动机试飞成功，首批36个增材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名单公布，北斗进入规模化应用、产业化发展快车道，新能源汽车半固态电池实现大规模量产，多项设备研发制造填补了国内空白。
（2）现代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健全。酒额铁路酒东段、大瑞铁路大理至保山段、天津北疆港区C段集装箱码头、鄂州专业性货运机场4个项目已完工。川藏铁路伊宁至阿克苏、若羌至罗布泊铁路、日喀则至吉隆铁路、和田至日喀则铁路、上海经宁波至合浦沿海高铁、西部陆海新通道黄桶至百色、黔桂增建二线铁路、中卫经平凉至庆阳铁路、洋山港区小洋山北侧集装箱码头9个项目前期工作均如期推进。
（3）重大低碳清洁能源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金沙江上游苏洼龙水电站4台机组、下游白鹤滩水电站16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渤中A、B两个场址共90万千瓦海上风电场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重点建设五大海上风电基地最大规模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全面建成投运。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实现并网发电。山东海阳核电“核能+光伏”项目投运。闽粤联网工程投运。新型储能展开示范探索。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南段多段投产。
（4）多项水利工程取得积极进展。广东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顺利实现全线通水。引江济淮一期工程安徽段已开启试调水。黄河下游“十四五”防洪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吴淞江整治工程开工建设。浙江朱溪、福建霍口、西藏拉洛、重庆观景口等一批大型供水水库建设加快推进。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新增高标准农田2.47亿亩，累计建成10亿亩以上。2021—2022年，我国累计认定258个县（市、区）为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新库建成并试运行。首批72个国家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名单公布。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5亿元，在长江、黄河流域建设65个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县。新增24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2）乡村宜居宜业水平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7%，“吃水难”问题历史性地得到解决。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等其他地区农村改厕工作有序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90%以上的自然村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95%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
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重庆、武汉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宁句城际通车运营，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年度任务超额完成。遴选两批共45个城市启动海绵城市示范工作，城市应对洪涝灾害的弹性和韧性明显提高。全国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已达100%。
边境地区振兴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边境城镇水电路气热网等设施持续改善，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基本普及。中老铁路、布伦口至红其拉甫公路、巴里坤至老爷庙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改扩建公路等项目已开通运营。集安至桓仁高速公路于2023年9月末建成通车。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西藏日喀则定日机场、西藏山南隆子机场已正式通航。绥芬河机场完成例行校验和监视性校验飞行工作。满洲里站国际货场扩能改造工程完工。磨憨、河口、瑞丽3个智慧口岸项目建设启动。
精神文化产品供给质量明显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理论读物、党史通俗读物陆续出版。江西汉代海昏侯国、河南仰韶村、石峁3个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馆竣工。《复兴文库》出版发行。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33项团体标准发布，已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11个省域中心和6个区域中心，11家文化机构成为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基地。《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国家图书馆发布。
（1）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出台《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编制青藏高原、黄河、长江等9个专项规划，形成了“1+9”规划体系。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的“三区四带”，44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工程完成修复治理面积350多万公顷。2022年，完成造林383万公顷、种草改良321.4万公顷、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184.73万公顷。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岸带保护修复、红树林保护修复、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工程。
（2）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水平提升。全国共2.07亿吨粗钢产能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并公示，4.8亿吨粗钢产能已完成烧结球团脱硫脱硝、料场封闭等重点工程改造。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确定40个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和60家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骨干企业。确定北京等60个城市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1）民生保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各地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方式新增城镇义务教育学位500余万个。遴选确定了135个县区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先行创建工作。新增15所部属和东部高水平大学对口支援13所西部高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期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基本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全覆盖。约1.2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城乡社区接受了健康管理服务。深圳率先发布全国首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地方标准。
（2）持续优化服务关爱特殊群体。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竣工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康复设施、托养服务设施分别达到2263个、1200个、1076个。儿童福利机构持续向优转型。金民工程全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启用。殡葬法律法规体系已初步形成，殡葬设施和设备进一步完善。
粮食、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全国标准粮食仓房完好，仓容达到近7亿吨，粮食储备设施技术水平有效提升。武汉、泸州、盐城等一批国家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加速建设。重点盆地油气勘探开发登上新高度。陕西榆林、山西晋北、新疆准东煤制油气战略基地规划研究加快。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基本建成坚强局部电网城市。辽宁、福建、山西等地建成电力应急指挥系统。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入实施阶段。
总体上看，两年多来，面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重大冲击，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纲要》的实施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为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领航掌舵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根铸魂、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锐意进取、真抓实干的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结果。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
“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纲要》的主要目标进展总体符合预期，重大目标重大举措重大工程进展顺利、成绩显著，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纲要》实施进程中，创新驱动发展在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企业创新能力建设、人才团队建设、科创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仍有诸多不足。
部分地方存在科技项目过分依赖有限资源、重复建设等现象。比如，将争办实验室、创新中心作为政绩体现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手段，争相邀请院士挂帅，实际效果不佳。科技力量仍主要集中于应用领域。对于“卡脖子”技术等战略“短板”的补齐支撑不足。吸纳人才机制建设不足。部分地区不重视本地青年人才培育，存在“挖东墙补西墙”现象。治理机制有待完善。国家实验室在科研团队遴选、经费支持方式、考核与评价等方面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强。特别是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制约着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升级发展。
科技企业实力与欧美同行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在2022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前20名中仅有3家企业，而美国有10家企业。企业创新基础研究含量较低。科技企业侧重技术的市场应用和体积庞大的系统再造行业，不侧重基础性科技研发和高精尖行业。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环境仍有待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资本投入，也较难参与国家科研项目研发，不利于产学研协同。
青年科学家、基础科研工作者的人才激励方式仍存在结构性问题。学者科研经费、职称评定、薪资待遇分配机制仍不利于需要长期“坐冷板凳”潜心钻研的基础性学科研究人员以及尚未出成果的青年科学家发展。对国内外优秀科研人才的吸引力仍然不够。科研环境、薪酬待遇制度不完善以及缺乏先进科研装备导致科研人才流失，国际人才吸引力不足，进而制约我国在关键领域的科研进程。“四唯”“五唯”情况在学术界依然存在。一方面，高校及科研单位缺乏量化可执行的科研人才评价标准，“破”易“立”难使得实质性的“破”难以推行；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科研单位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申报评价权重仍然依靠各种奖项及人才称号支撑。
科创成果转化环境仍需要优化。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而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专利数量虽多但转化率较低。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存在“卡点”。例如，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所有权如何处置尚未明确规定，国有科研院所参与成果应用转化等市场主体活动方面的独立自主权仍然不够，科技成果转化在从样机到小规模应用测试阶段仍有堵点。
《纲要》实施进程中，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存在工业基础能力依然薄弱，产业链不强、不安全的问题仍较为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集群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水平不够高，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某些环节和领域还不足以满足国家发展和安全保障要求等问题。
基础环节存在一些关键短板。我国的关键基础材料有32%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在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集成电路，以及专用设备、飞机和航空发动机、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与主要制造强国差距明显。支撑平台和生态亟待优化。一些领域或重要方向的设施布局仍为空白，设施体系的完整性、总体规模、技术水平等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人才、数据、资金等产业基础要素存在供给瓶颈。体制机制制约较为突出。基础领域长效支持政策不足，关键共性技术供给机制有待完善，产学研协同发展机制不畅。
产业附加值不高，创新力、控制力不强。以价值链中低端为主的产业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在不少重要的高附加值产品上尚未取得系统性重大突破，隐形冠军企业数量与美日德等制造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少产业面临“卡脖子”风险。产业链供应链尚存在部分领域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技术和设备、关键基础材料严重依赖进口，质量技术基础不扎实、共性技术创新体系缺失等问题。
行业企业间发展不平衡，协同融合创新效率不高，市场竞争力有待提升。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对产业链创新链的引领带动作用不足，缺乏对关联行业、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协调能力，生态链条不够完整顺畅。中小企业融合转型面临“转型是找死，不转是等死”的困境。新模式新业态应用潜能未真正发挥，经济效益未能充分释放。我国制造业还存在“信息孤岛”相互割裂、数据无法开放共享、精准决策能力不足、个性化服务相对欠缺等问题。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培育建设中的集群仍以加工制造等价值链低端环节为主，产业进入壁垒不高，价值链高端环节和高素质劳动力缺乏等问题仍然比较明显。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应对能力不足，特别是国际专利布局不完善等问题日趋严重，导致创新研发等价值链高端环节相对不足。
从范围角度看，尽管我国一些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在融合发展上初见成效，但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鲜有突破，装备制造、家电等行业的融合发展起步较早，其他行业则相对滞后。从程度角度看，一些企业虽然已经开展设计、采购、建造、系统集成等总承包业务，但提供优质、高效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还不强，存在核心技术缺乏、品牌影响力弱、服务增值带来的营业收入占比不高等问题。从水平角度看，一些领域的融合发展主要是沿袭或模仿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既有模式，创新性和灵活性不够，难以适应新的客户需求和市场形势变化。
技术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在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全球原创性技术仍然较少，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基础软件、数据库管理系统等核心技术主要依赖进口。重建设轻运营。一些新型基础设施虽然建起来了却没有大规模应用场景，基础设施建设与现实应用存在一定脱节。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前者建设速度快，后者建设速度慢，影响了新型基础设施整体网络效益的发挥。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速度偏慢，其投入、相关专用性技术研发投入相对不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制度障碍。现有的新型基础设施法律、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缺少明确的规定和规范，造成建设过程中存在不少堵点。
《纲要》实施进程中，新发展格局建设中存在国内大循环供给约束堵点仍在、外循环发展动力减弱、内需潜力未完全释放等问题。
供给体系仍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平衡、高级化程度不够，低端无效供给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难以适应消费需求提档升级的要求。要素市场不少体制性弊端有待克服，包括市场分割和隐性障碍仍时有出现、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现象依旧存在、要素内外循环水平有待提高、要素垄断行为依然多发、要素市场治理效能亟待提高等。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不高，表现在物流体系标准化程度不高、物流网络分布不均衡、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国际化流通企业缺乏、流通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等方面。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出口增速减缓。由于通胀高企、发达经济体激进收紧货币政策，以及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外资企业加速落实“中国+1”战略
，对我国吸引外资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和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产业，加速推动外资企业落实“中国+1”战略。同时，部分国内配套供应商面临在海外建立“备份”的要求，加剧了供应链整体外移风险。外贸发展环境仍有待优化，存在内外贸规则和制度体系衔接不畅、市场渠道缺乏、人才不足、知识产权纠纷、转型成本较高等问题。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仍需加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步伐相对缓慢，外资企业在自贸试验区面临“准入不准营”的困局，金融开放措施落地不够，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便利度有待提升，保持国际循环畅通面临挑战。
总需求不足仍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一方面，扩大消费面临不少制约因素。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市场不景气和收入不稳定性增加，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意愿不足，加之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居民抗风险能力不足，使得居民普遍倾向节俭，不敢轻易消费。此外，县乡消费市场建设相对滞后，大型城市消费增长动能不足也制约消费的扩大。另一方面，投资增长后劲不足。房地产已进入下行周期，基建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行，两大领域投资增长动能不足，而在事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投资仍显不足。
《纲要》实施进程中，数字中国建设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领域仍有诸多挑战。
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约为7.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刚达到40%，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水平。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仍然存在不足。2021年，我国信息技术领域PCT国际发明专利申请量仅为1.2万件，仅占全球的20.4%，创新质量有待提高。数字产业发展不均衡。数字企业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大城市，数字产业结构仍面临“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升级”“重产业应用、轻研发创新”。产业数字化转型仍需走深走实。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渗透率分别为10%、22%、43%，距离发达国家水平仍有20%左右的较大差距。
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有待提升。截至2022年12月，我国仅有40.7%的网民初步掌握数字化初级技能，非网民规模仍高达3.44亿人，尤其在农村地区和老年群体中“数字鸿沟”现象依然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制约数字中国公平效率。区域互联网普及率仍然差距较大，截至2022年12月，城镇互联网普及率达83.1%，农村地区仅为61.9%，东部地区千兆及以上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远高于中西部。
顶层设计不足，体制机制不够健全。部分政务部门未明确政务数据统筹管理机构，未建立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基层仍存在数据重复采集、多次录入和系统连通不畅等问题，影响政务数据统筹管理和高效共享。供需对接不够充分，标准规范体系不健全。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融合仍存在壁垒，部分地方和部门对标准规范实施推广、应用绩效评估等重视不足，一些标准规范形同虚设。支撑应用水平亟待提升，数据返还难，掣肘仍在。政务云平台建设与管理不协同，政务云资源使用率不高，缺乏一体化运营机制；“数据返还难”制约了地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数字化创新应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还有不少突出短板。安全泄露、违规使用等问题时有发生，政务数据质量问题较为突出，数据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亟待提升。
数据基础制度和要素市场探索处于起步阶段，权利归属难以界定，估值定价缺乏依据，流通规则尚不完善，流通技术仍未成熟，产权制度及市场流通等难题仍有待破解。数字人才缺口亟待填补。当前，我国数字人才缺口为2500万～3000万人，且缺口仍在持续放大。同时，数字技能类人才评价体系、数字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数字领域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称衔接、数字人才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一体化配置等体制机制仍有待完善。就业冲击问题引发警惕。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未来几年，因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和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全球就业形势将受到严重冲击，未来5年全球将减少1400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全球就业岗位净减少2%。
《纲要》实施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存在市场主体生存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多、市场体系建设仍存在一些短板、相关的财税金融体制已经不能够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政府职能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等问题。
国企改革仍需补短板、强弱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调整，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部分企业前置事项清单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企业的精准性有待提升，国有企业存在内部经营机制问题，部分国有企业回报水平相对低下、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仍在。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落实仍不完全到位，体制机制改革、监管执法还存在一些短期波动。民营企业在要素获取、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制约。
高标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行业壁垒、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低水平恶性竞争仍不同程度存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待增强，市场主体所需的准入、竞争、退出、监管等基础制度有待完善，市场竞争需进一步公平有序，社会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需健全完善。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有关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领域的制度规则有待健全，要素流动体制机制障碍亟待消除。市场环境和质量需进一步优化。行业壁垒、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低水平恶性竞争仍不同程度存在。监管效能仍需进一步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还存在诸多操作层面具体制度缺失的问题。
现代财政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重点支出刚性增加、民生短板保障需要继续加强。当前，预算绩效管理理念不够深入，预算体制透明度需进一步提高。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有待进一步健全，政府间财政关系不顺畅导致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现行税收制度与构建高水平的有效市场和高水平的有为政府目标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我国金融业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房地产风险、地方债风险、市场异常波动风险、外部冲击等都不容忽视，我国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仍值得关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功能尚不完善。
经济治理效能仍需加强。宏观经济治理的精准性、系统性、开放性需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仍需加力。监管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现阶段还存在监管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配套制度尚不健全、监管能力有短板等情况。
《纲要》实施进程中，乡村全面振兴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仍面临压力、农业科技装备水平仍然相对滞后、农村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度仍然较低、农村人居环境条件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还有很大改善空间、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等问题。
耕地保护压力日益加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仍然突出。高标准农田建设仍需进一步强化机制保障，需要进一步明确永久基本农田改造建设工作方案。农田灌溉水利设施建设仍有明显薄弱环节，我国40%的大型灌区、50%～60%的中小型灌区、50%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配套不到位，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存在“责权利不明，建管用脱离”现象。
现代种业发展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和隐患，实现种质资源应保尽保压力较大，种业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问题依然存在。现代农机装备制造能力和水平仍有待提升，典型丘陵山区县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低于50%，大型大马力智能农机和丘陵山区小型适用农机“一大一小”两个方面短板明显，许多产业关键环节“无机可用”“无好机用”问题突出。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总体层次仍然较低，农业仍处于为其他产业提供要素和产品阶段，产业间互动融合程度较低，产业链条延伸不足，产品转化能力不足、附加值低。人才、技术等关键要素供给仍然缺乏，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迟缓，总体实力还不是很强。同时，经营主体间的利益联系仍然较为松散，合作形式也比较单一。
有超过1/3的自然村（组）不通硬化路，约1/5的行政村不通快递，约15%的农户没用上自来水，超过四成农户没用上互联网，农村厕所、垃圾污水处理、村容村貌等人居环境条件还需持续改善。
县城承载力仍有待提升，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市政设施、人居环境和产业配套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与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土地、人才、资金等要素仍然更多地呈现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态势，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内在潜力难以充分发挥仍是现实问题。
《纲要》实施进程中，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化空间布局有短板、宜居城市建设水平总体不高等问题。
农民工融入城市能力待加强，就业难度大。农民工大多从事技术要求较低的工作，时有发生同工不同酬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加快推进机械化、智能化升级，科技的发展对于简单重复的劳动实现快速替代。居住证制度落实层面尚有差距，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尚未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安居、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难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和权利。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主体不清、支出责任不明等现象依然存在。县域人口市民化带来的公共支出负担压力较大。
各地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城镇化率呈东高西低态势。城镇化率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慢。一些城市规模偏大，城市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较突出。城市单体规模摊大饼式扩张，造成城市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加剧城市拥挤的同时会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不利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县域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不高。县城建设面临公共设施短板弱项较多、发展用地需求难满足、建设资金供给不足、项目谋划设计不足等问题。
老旧城区更新改造难度较大。老旧城区在发展和更新改造过程中，面临施工扰民、文物保护、产业功能布局不合理、房屋危旧程度高、需与其他城区协调一致等问题。超大特大城市“城市病”突出，城市治理难题待破解。随着城市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职住分离率高、公共交通拥堵、资源短缺、公共服务不完善、城市居民老龄化严重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城市管理难度大，面临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时城市的应对能力不强。住房租赁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各地对租赁的供给及管理不规范，政策执行效果有待提高。租赁权益，特别是在子女教育、社区认同感等方面，与买房相比差距较大。长租公寓在资本运作上的乱象不止。
《纲要》实施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存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面临堵点、区域重大战略引领带动作用有待加强、四大板块发展不协调因素依然存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等问题。
一些地方难以把握好开发与保护的平衡度，都市圈、城市群快速发展或对周边城市形成“虹吸效应”，部分中小城市资源禀赋贫乏、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基础薄弱，仍有扩容提质的空间。重要功能性区域的安全保障任务日益艰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使耕地面积面临挤压挑战，水土流失、面源污染、土壤有机质减少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更为突出。
京津冀产业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过程中缺乏优势主导产业，产业链协作关系完整性不足，未能发挥优势产业的对外辐射带动作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偏重”“偏化”，产业发展模式及岸线资源利用比较粗放；港口利用率较低，沿江综合交通体系有待完善，部分地区的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发生错位且存在同质化现象。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互动协同力不强，港澳对珠三角的经济带动作用和产业升级引领作用减弱，三地互补合作有所减少。长三角地区间产业协同分工特色不明晰，各地发展的重点相似度非常高。同质化布局可能导致低水平重复和产能过剩，无法形成整体的产业竞争力和效率。长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形势严峻。
南北区域发展差距依然很大，偏重工业生产的北方经济份额不断收缩，而偏重服务业的南方经济份额快速增加。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平有待提升。尤其是在城市内部的市区与郊区县之间、地级市之间更是如此，互联互通的水平很低且基础设施运营网络往往互不相容和各自独立。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难度较大，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遇到诸多体制障碍，很难实现“跨省通办”或“漫游享受”，这就给人口自由流动带来很大的障碍。
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船舶业、海洋化工业等新兴海洋产业规模体量小、占比低，海水淡化等海洋关键技术创新不足，核心研发设计能力不强，我国海水淡化总产能达186万吨/日，但由于缺少相应的政策支持，产能利用不到一半，闲置现象突出。海洋生态治理成效不稳固，局部海域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仍然需要加强，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生态修复机制尚未有效形成，海洋专业人才依然短缺。
《纲要》实施进程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存在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领域仍然短板突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依然较低、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等问题。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尚未构成完整体系，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仍需加码。目前的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数量相比，还不足以构成完整体系，很多类型还存在缺项或稍显单薄。重要古籍散佚海外，保护工作仍需跟进。比如，《永乐大典》散佚严重，仅存400余册，不足4%，包括嘉靖副本、仿抄本、传抄本和照片，其中嘉靖副本411册。《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显示，中国地区现存261册，仍有198册散佚海外，仍需进一步跟进回归和再造工作。不文明事件仍时有发生，公民文明素质仍需提升。不文明旅游、不文明停车、天价彩礼、婚丧大操大办等事件仍经常登上热点新闻，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网络文明乱象仍然存在。从目前状况看，网络水军仍然存在且猖獗，涉及操纵信息、刷量控评、恶意营销等活动。
区域、城乡、群体间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距依然明显。比如，广西等中西部省份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保障、人才队伍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增加，但与城市相比仍有差距。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差距较大。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整体水平仍相对较低。受资源和技术的影响，东部发达地区数字化公共服务发展较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相对薄弱，上述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人才等领域均存在较大短板，直接影响了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整体水平。我国文化软实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价值观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愈加明显、辐射范围广的自主国家传播渠道有待拓宽等。当前，我国国际话语权与综合国力还不相匹配，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任务更加艰巨，建构富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势在必行。
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表现在文化创新创造能力还不够强，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还不够多，一些文化作品不能够正确引领社会思想，一味借鉴西方文化和西方套路的作品较多。文化资源尚未充分利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仍存在痛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还很不够，许多文化资源还处于闲置状态，文化事业对社会的积极促进作用还很有限，文化管理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文旅项目服务能力尚需提升，出境游供应链仍需时间恢复。一些旅游项目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接待能力不高，面对集中释放的出游需求难以保障游客体验。随着出境团队游重启，机票、签证、目的地接待公司等出境游供应链仍待恢复。文旅市场乱象抬头，亟须加强治理。当前，“不合理低价游”、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物等现象有所抬头，严重干扰正常市场秩序。
《纲要》实施进程中，推动绿色发展仍面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难度明显加大、生态保护压力依然较大、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依然漫长且任务艰巨等问题。
我国草原生态系统整体仍较脆弱，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占比仍然较高，部分河道、湿地、湖泊生态功能降低或丧失，部分流域水生态系统仍较脆弱，噪声扰民时有发生，我国生态系统质量功能问题突出。与此同时，生态补偿机制仍有制度框架不完善、执行不到位等多个痛点难点亟待解决。
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仍居高位，全国还有近1/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水生态失衡问题较为严重，部分地区土壤污染持续累积，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问题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压力依然较大。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转型发展任重道远，统筹发展与保护的难度不断加大，优化调整产业布局结构、构建新发展格局任重而道远。我国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迫在眉睫。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注重内涵提升式转变，不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缺口较大，如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不足，部分基础设施超期服役，垃圾处理设施缺乏，一些地方黑臭水体治理还存在覆盖范围不全、措施不够精准有效、长效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蓝绿生态空间有限，等等。面向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对照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我国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我国人均资源量少、后备资源不足的国情没有改变，无论是土地、矿产，还是海洋资源，都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我国能源产出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投入代价仍明显偏高。同时，我国地区之间能源产出率差距较大，最发达省份与最不发达省份之间相差8倍以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状况实现根本改变还需要一个过程，能源消费总量仍将保持刚性增长，煤炭在能源保供中还需发挥兜底作用，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任重道远。我国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中，人均GDP的提高仍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能源的消耗和排放。叠加我国能源消费的人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等因素，我国能源消费在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还将保持刚性的增长，节能降耗面临新的考验。
《纲要》实施进程中，高水平对外开放存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仍有不足，“一带一路”持续高质量发展仍有不足，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广度不够等问题。
制度型开放程度不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为基础的法律和配套制度还不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开放探索仍需深入，我国产品标准体系水平尚显不足。中、西部地区开放程度不足。由于历史、区位、政策等多种因素存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开放水平较低。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为137.8亿美元、109亿美元，全国占比分别为7.3%、5.8%，远低于东部地区86.9%的占比。金融体系风险上升，对金融业扩大开放形成阻碍。近期，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的问题较为普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而金融系统的相对稳定是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关键一环。粮食、资源、供应链安全保障能力不足。当前粮食、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资源掌控能力、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大宗商品运输能力均有所不足。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仍显不足。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占比较低，价值波动较大。
促进产能合作的体制机制和支持服务体系不健全。长期以来，我国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行政审批程序过于复杂，缺乏效率和透明度，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与国外制度环境和技术标准不兼容，主要是因为欧美工业技术标准大行其道，特别是在电力、石油炼化、交通运输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我国企业提供的优质产品和服务难以进入市场。信息服务平台等服务体系欠缺。“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政府、行业组织、企业等项目参与方众多，各种资源未能有效整合。企业国际化能力不足成为重要短板。跨国产能合作涉及各国法律、汇率、财会制度等各种复杂因素，这对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参与时间滞后。中国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加入重要国际组织的时间远晚于欧美经济体。参与数量有限。中国背景的国际性社会组织数量过少，联合国社会和经济事务部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有6155家社会组织具有咨商地位，其中中国背景的有86家，占比仅为1.40%。参与程度不深，话语权有限。长期以来，中国在既定的治理体系框架内是“被动参与者”，缺少规则制定权和议程决定权。
《纲要》实施进程中，提升国民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存在优质教育资源依然“供不应求”、公共卫生体系短板明显、“一老一小”保障制度仍有完善空间等问题。
义务教育仍有提质增效空间。“双减”实施一年多来，学校教学质量与效能提升有限且不均衡，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需要，但实施效果不够明显，“应教尽教”在农村及大范围基础薄弱学校尚未达到要求，“学足学好”难以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我国职业技能人才供给尚不能满足需求。技能人才总量仍然不足，特别是结构不优、素质不高问题比较突出，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26%左右，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0%左右，与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高校原始创新潜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我国高校已经聚集了一批科学研究领军人物，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国外一流大学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世界级领军人物匮乏；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仍是薄弱环节；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平台尚不健全。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中西部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半数以上，从办学经费投入上看，全国普通高校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为2.1万元，其中东部地区2.3万元，中西部地区1.6万元。从科技创新能力看，在校均专利出售金额方面，东部地区高校是中西部地区的约3倍；在校均技术转让实际收入方面，东部地区高校是中西部地区的约4倍。
医防融合不够紧密。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需要同时承担预防和治疗两项最为重要且相辅相成的职能。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卫生体系一直存在重医疗轻预防、重硬件投入轻人才保障等现象。医疗质量管理有待优化。医院部分科室对医疗质量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质量缺陷重复出现。部分管理者管理方法简单，只重视对考评指标终末质量的检查评估，忽略对医疗质量的全程监控。“互联网+”医疗体系仍需健全。各地之间互联网购药医保支付未完全打通，对于老年人、身体不便者、慢病患者等重点特殊人群，购药时效性和药品安全性难以保障，且对药品种类仍有一些特定限制。互联网药品监管难度大，易出现处方真假难辨、药品质量不合格、骗保等一系列问题。
在老龄化加剧及失能老人增多的背景下，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60岁以上失能老人超过4200万人，约占老年人总数的16.6%。《中国养老服务蓝皮书（2012—2021）》预计，到2030年我国失能老人总数还将大幅上升。我国护理市场尚不成熟，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人护理医疗、资金储备等方面尚未做好应对。生育支持体系有待健全。现有职工生育保险制度难以有效保障女性生育经济和职业发展损失，婴幼儿照护服务投入难以有效解决“没人带”的难题，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保障难以有效解决“生不出”的难题，这些都是生育体系政策亟待完善的地方。
《纲要》实施进程中，增进民生福祉存在城乡、区域、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问题突出，稳就业工作面临总量压力、结构性矛盾、重点群体就业难的挑战，居民收入增速呈现放缓迹象、中等收入群体抗风险能力减弱，距离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差距，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和关爱工作还存在短板弱项，基层治理效能尚未充分释放等问题。
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资源部分错配并存，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全适应人口分布、流动趋势和社会结构变化。区域间、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依然薄弱。例如，2021年，城市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是乡村的2.1倍，城市每千人注册护士是乡村的2.6倍。再如，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相对不足，在教育经费投入、学校标准化建设、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等方面均相对不足。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特别是优质公共服务总体短缺，养老、育幼等普惠性公共服务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工薪劳动者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大大优于其他社会成员。
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仍不容忽视。“十四五”期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将保持在8.5亿人以上，超过欧洲人口的总和。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存在错位，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青年、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16～24岁青年人口将达到1.4亿人左右，其中每年高校毕业生总量超过千万，青年失业率仍处在高位。
202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2.9%，低于GDP增速0.1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速连续5年低于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是居民负债增加的主要群体，住房、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在中等收入群体负债结构中占比日益剧增，抗风险能力减弱。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发展缓慢。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且“一支独大”，覆盖范围超过10亿人，但支付压力逐渐增大。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缓慢。截至2020年，企业年金只覆盖了2700多万人，企业覆盖率不到0.5%，职工覆盖率不到10%，在三支柱中占比31.4%。第三支柱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还刚刚起步，保费收入只有4亿元，相比美国第三支柱资产10万亿美元还存在差距。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应保尽保”有待加强。受户籍地、身份限制，以上弱势群体的可选参保项目少、保障不全，还面临转移接续困难、一人存在多个社保关系等难题，不利于其参保缴费，增加了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经济负担。
女性就业环境和权益保障有待优化。求职招聘中的性别歧视时有发生，就业歧视由显性转向隐性。社会托幼设施严重缺乏，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费用高，很多女性因育幼和养老被迫退出职场。新业态女性从业者、超龄女性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不足。儿童事业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2021年，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市的1.8倍，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的2.2倍；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城市的2.1倍，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的2.2倍。同时，我国儿童保健服务网络特别是基层儿童保健服务网络有待加强。残疾人数量众多、特性突出，仍需要社会特别关照。截至2022年，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人，盲人数量约为830万人，每年新增盲人数量已经达到40万人以上。同时，残疾人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质量效益不高，残疾人就学就医、康复照护、无障碍等多样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基层治理的统筹协调有待加强。基层治理涉及领域广、参与部门多，中央层面没有建立健全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相关部门政策、资源统筹协调不到位。基层治理法治保障尚不健全。部分地方的乡镇（街道）、村（社区）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职责权限划分不清，有的部门随意向基层摊派任务，管理权下沉异化为转嫁责任。基层信息化技术应用滞后。基层信息系统建设多层多样，但统合规划尚有不足，功能交叉、重复建设、标准不一问题突出，“数据烟囱”“信息孤岛”导致数据不共享、难交换、不归集。有些智慧社区应用场景脱离基层和群众实际需要，存在“基层不想用、群众不愿用”的问题。
《纲要》实施进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存在非传统安全体系仍需完善、部分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问题。
我国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常见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极地、深海、太空、海外利益保护，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国家安全领域均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而且，现有的非传统安全法律体系存在效力低、内容少、约束力低的问题。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仍然不足。部分地区耕地存在“非农化”“非粮化”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仍有不足，农业科技水平，特别是种业科技水平仍然不强，部分作物种子仍需大量进口，大豆等部分作物严重依赖进口，种业研发在科研设备上也面临“卡脖子”问题。能源安全风险依然存在。我国能源外采率仍然较高，能源进口通道集中度高，风险评估与安全保障力度不足，替代能源发展不足。金融安全仍面临着多重挑战。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传播的能力不足、认识不够、储备有限，防范新型金融风险的能力不足，金融领域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跨境治理等方面的建设仍需完善，兼顾安全和发展。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深度关联。
《纲要》实施进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出资能力下降、民间资本参与重点建设任务存在难点堵点、部分项目前期工作不扎实、部分领域项目面临供应链断裂风险等，部分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进度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当前地方财政压力加大，或威胁到重大工程项目的资金保障。受新冠疫情冲击、大规模留抵退税等因素影响，财政收支矛盾加剧，2022年近九成省份财政平衡率较2021年回落。此外，由于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土地市场遇冷，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现大幅下降。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1—11月，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8179亿元，同比下降14.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031亿元，同比下降17.9%。由于2023年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下滑较多，各地普遍反映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落实配套资金困难。有些公共投资项目安排中地方配套资金比例过大，超出了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靠国家补助及地方财政资金，随着小城镇、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建设资金短缺压力日益加大。
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参与难度较高。这些项目普遍具有较强的公益性，投资回收周期相对较长、收益水平相对较低，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有限。在基础设施领域，部分项目建设内容多、施工难度大、运营管理要求高，民营企业缺乏相关经验。民间资本参与便利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项目相关信息不够透明公开，民间资本对如何参与投资缺乏了解，对如何通过市场化机制退出顾虑较多，对能否获得长期稳定回报信心不足。一些民营企业反映，有些项目预期收益较好，也愿意积极参与，但在市场进入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壁垒。民间资本参与意愿和能力存在不足。受全球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影响，部分民营企业效益下降、现金流紧张、再投资能力不足，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的意愿较低。
在坚守耕地红线目标背景下，用地需求与土地供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部分项目受用地影响进展缓慢，不能按建设工期顺利完工。部分项目受用地条件的限制，一直难以动工。例如，我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剩余未建设耕地大部分分布在丘陵山区，建设难度增大。区域政策标准不一，征地拆迁困难影响项目推进。例如，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涉及闽浙两省3个县（市）、6个乡镇、21个行政村，由于闽浙两省在移民安置工作中执行的政策标准有区别，移民诉求各不相同，各种制约因素比较多，造成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编制协调难度大，报审工作迟迟未能完成。资金渠道单一、资金投入不足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例如，各地居家适老化改造和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任务完成进度不均衡，突出问题为资金保障不足。我国适老化改造和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的资金来源缺少具体实施细则，致使一些改造项目难以很好地落实。
外部环境日趋严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对我国实行立体式、全方位遏制封锁，科研工具、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的缺失将导致部分重大工程项目无法取得预期进展。部分产业链存在严重的“卡脖子”短板，包括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电力装备产业的燃气轮机热部件，以及飞机、汽车等行业的设计和仿真软件等，这些产业基础能力弱，部分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存在被“卡脖子”的隐患。自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加速扩大对华出口管制清单，打压遏制我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截至2023年6月，被列入“实体清单”和“未核实清单”的中国实体数量已达800家，集中在光电技术、机械制造、电子、激光、化学、计算机、生物技术检测等高新技术领域。2023年10月，美国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针对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规定，计划阻止英伟达等公司向我国出口先进的AI芯片，“芯片禁令”持续升级。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导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加大、安全发展形势更加紧迫，必须辩证认识、全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坚定不移抓机遇、促发展、增实力，同时做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依然动荡不安，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巴以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经济的增长总体放缓，主要经济体延续加息进程，全球流动性收紧、利率中枢维持高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产业链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全球范围内政治分裂及军事冲突使我国难以置身事外。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由于新冠疫情冲击的“长尾效应”仍存在，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能明显减弱。特别是随着前期刺激政策退出，流动性收紧累积效应逐步显现，投资消费和贸易进出口明显走弱，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2.9%，其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率分别为1.4%和4.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7%；惠誉认为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大幅下降至2.1%；花旗银行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以下。从平均水平看，预期2024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2.5%。未来5年至10年，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将大幅下降，回归“低增速，高风险”的平庸期。
以2022年3月美联储加息为标志启动的这一轮西方主要中央银行强力紧缩货币政策，其“抑通胀”收效不及预期，不仅导致西方国家和其他很多经济体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居民生活水平“体感”糟糕，而且进一步损害了西方国家制造业发展根基，导致西方国家金融业、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风险频发，债务市场风险急剧上升。特别是美国政府赤字、债务、债务还本付息规模急剧膨胀，蕴藏着可能危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根基的爆炸性风险。同时，这种持续时间和强度均超过普遍预期的“暴力加息”，在新兴市场引发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冲击也相应大大超过了预期。
全球非美经济体的相对影响力不断提升，使得全球的政治格局进入重构期。在这一背景下，大国间的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提升，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因素则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全球产业链稳定性的担忧。安全因素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跨国企业在兼顾效率和安全的逻辑下调整全球产业布局，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也将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对我国的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随着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明显上升，风起云涌的逆全球化运动进一步造成了各国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倾向抬头，鼓吹贸易保护和排斥移民的声浪不绝于耳，国家间经济“脱钩”和全球产业链断裂迹象显露，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内顾倾向、低迷的国际合作意愿和越发极端的单边主义行为，部分发达经济体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全球贸易规则体系重构，建立排他性保护性强的区域贸易协定，新兴经济体则面临更高贸易投资规则门槛。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之争将更趋激烈。随着中美经贸摩擦持续演化升级，美国全面启动对华战略打压，和中国之间的科技摩擦、贸易摩擦、经济摩擦、媒体摩擦、舆论摩擦、网络摩擦、信息摩擦和意识形态摩擦都在不断加剧，大国竞争愈演愈烈。
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大国关系逐渐恶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北约扩张、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中美经贸摩擦以及一些国家不遵守国际公约、国际准则，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被一些国家操控或其职能弱化等政治分裂现象，必然引发国际秩序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伴随着大国关系深刻调整，传统安全风险明显上升，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网络安全等非传统性安全风险持续蔓延，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国际安全风险点增多，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面临新考验。
回顾此前三次技术革命，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推动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根本动力，大国崛起也都是抓住了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当前我们正处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改变国际竞争格局和产业分工格局，我国发展既迎来新的战略机遇，也面临不少现实制约。
一方面，信息、生命、制造、能源、材料等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获得群体性突破，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新的科技和产业发展命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处于重要突破关口，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脑科学、干细胞等领域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新能源、空间、海洋等技术创新更加密集，量子信息、工业互联网、机器人、新材料等重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呈现群体性突破态势，科学与技术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多领域技术交叉融合创新层出不穷。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融合及广泛应用缩短了抗体设计和药物生产周期，引领生物医药不断创新。清洁能源和深海深空等前沿技术进步有可能改变国际能源资源版图和安全格局，各国在应用新科技革命成果推进发展的同时对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关注度提升。另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成为颠覆性技术和重大前沿技术突破的重要方向，全球高端制造竞争更加激烈。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带来设计制造一体化发展，会缩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长度，弱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制造优势，有可能诱发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推动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向本土化、区域化、分散化、扁平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智能制造使制造业不再依赖简单劳动，有可能改变制造环节的技术经济属性，使得部分劳动密集型环节成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提高了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提升了制造环节的利润空间，使得各国纷纷加大智能制造投入，全球高端制造竞争更为激烈。
在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国家战略性工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场景建设有助于加速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在重大项目攻关过程中倒逼技术迭代和升级，产生影响世界的新技术、新产品，正成为探索“无人区”前沿技术突破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对于新赛道新领域产业创新和科技型企业实现爆发式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数据作为高端要素的地位将更加突出，数字和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望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生产函数、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形成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跨领域交叉融合，组织方式和模式加快创新，将带来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重大变革，政府产业治理方式也亟须调整。
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竞争激烈，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强化重大前沿技术部署，极地和空天资源争夺加剧，国防技术研发应用受到青睐。202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批准1600亿美元用于量子、人工智能、纳米等前沿技术研究。2022年4月，日本发布《AI战略2022》和《量子未来社会愿景（草案）》，明确在金融、医疗、运输、航空等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引进量子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性。美国将中国定义成“唯一既有意图也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围绕5G、6G、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卫星互联网、月球、深空、清洁能源等战略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尖端技术和先进制造能力发展、阻断科技交流和遏制经贸联系的做法，企图构建排华科技生态体系，加剧中美科技“脱钩”，使得全球科技创新生态发生重大变化。
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12741美元，逼近世界银行划定的1.32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我国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受内外部冲击共振叠加“疫情疤痕”效应影响，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未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克服更多挑战。
从近三年来看，受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以及一系列超预期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速是4.5%，与原来预计的5.5%
有很大差距。同时，2022年人民币较美元平均贬值8.8%左右，显示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hina Macroeconomic Forum，CMF）对于未来几年两种路径的测算，如果出现低增速路径，中国经济在2027年将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要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调整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动能，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要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指标要达到两个“70%”和两个“60%”，分别是消费率在70%以上，人口城市化率70%以上，服务业比重60%以上，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率60%以上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贸易，受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老五化”推动，但目前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房地产行业拐点初现，存量住房的消化压力很大，平稳健康发展面临压力；受新冠疫情冲击、乌克兰危机、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更深层次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等因素影响，出口贸易也萎靡不振，国内经济进入结构转换和动能转换的“双转换期”。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新五化”应运而生：由消费升级、分层与下沉带来的中产化；由科技创新与产业现代化驱动的数智化；由“双碳”目标倒逼结构调整要求的减碳化；由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举形成的城乡一体化；与人口转型释放人力资本红利相伴随的老龄化。“新五化”已经逐步替代“老五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和新动能。在这个“双转换期”，总需求不足的挑战将更加尖锐，结构转型压力加大，必须通过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政策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更好地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增长能力，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实现结构转型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措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列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我国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提升空间较大，但新形势下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难度加大。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持续承压，影响收入持续增长。相较以前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将进一步影响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也将给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带来较大挑战。当前分配更偏向资本要素，以劳动报酬为主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我国中等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在10%以下（发达国家该项收入占比均超过20%），分享发展带来资本红利的基础更加薄弱，如何保障中等收入群体公平分配成为未来的重要挑战。就业缺口增大，冲击中等收入群体增长基础。中等收入群体中城镇人口占比超过80%，城镇新增就业是中等收入群体增加的主要来源。但未来就业压力将持续增大，就业缺口将冲击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增长。工资增长空间收窄，减缓中等收入群体增长动力。随着未来劳动力成本过高，工资增长空间逐步收窄，增长动力将逐步减缓。抗风险能力脆弱，中等收入边缘人群滑落风险上升。中等收入群体中产业工人与个体经营户占比超过50%，这部分人就业相对不稳定，一旦遭受重大疫情灾害、经济大幅波动等外部冲击，将出现收入阶层的滑落。例如，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约有5000万农民工与近4000万个体经营户的就业受到冲击。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我国受雇城镇农民工参保率不足30%（三险）。此外，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换人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经过智能化改造的生产车间劳动力需求将减少70%左右，随着物联网、无人驾驶、智能学习等技术的发展，吸纳劳动力最多的服务业也将产生大规模机器换人现象。被机器替代的劳动力主要集中于中等收入标准线边缘与低收入人群，这部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陈旧、劳动技能单一，难以从事专业水平更高的新兴行业，将被固化在低收入群体。
在外部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形势下，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文化等重点领域的风险仍不容小觑。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内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严峻，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难度明显加大，必须提升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
未来一段时期，随着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粮食供应链风险加大，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发，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未来我国粮食等基础农产品稳定供给，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越来越接近资源约束的极限。城市化推进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长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我国耕地板结化、土壤酸化、耕地退化加重；种业研发水平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在转基因、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等新技术上，面临核心专利“卡脖子”问题；国产农机具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可靠性适应性亟待提升，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重要零部件、材料受制于人，制造工艺、重大装备等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研发能力和产品性能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国际粮食供应链风险加大。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赖程度仍然较高。比如，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5%左右，食糖、菜籽油分别为35%、37%左右，玉米也达到10%左右，需要警惕粮食进口供应渠道受阻风险。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发挑战突出。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日益频发。2023年5月，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发文指出，2023年太平洋地区出现厄尔尼诺气候现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预计将带来高温和极端天气。洪灾以及旱灾将进一步影响粮食安全问题。国家气候中心判断，2023年全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呈现多发强发态势。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中国极端气象灾害事件增多，灾害异常性和不可预见性加大，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未来一段时期，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趋严峻，二氧化碳排放在波动中逐渐增长。世界能源供需版图深度调整，国际环境错综复杂，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欧盟“碳关税”的实施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2022年12月13日，欧盟的“碳关税”正式亮相，而我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欧盟“碳关税”的实施必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国际环境的严峻复杂程度增加了能源供给的不稳定性。新冠疫情使全球能源行业投资放缓，全球能源生产和供应的不确定性骤增，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受阻，国际合作开展困难，由于中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渠道单一，供应链不稳定对国内能源转型造成严重影响，能源安全问题凸显。俄乌冲突导致的石油、天然气等大宗能源商品价格上涨，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震荡和全球通货膨胀风险，对国内外能源供应和贸易格局产生显著影响，保安全在短期内超过了促转型的要求。我国利用海外矿产资源的挑战增多。长期以来，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已完成全球资源战略布局，其大型矿业公司掌握了世界上多数优质资源。而我国企业全球资源战略布局起步较晚，掌控的海外矿产资源多数复杂难处理或处于特殊环境条件之下。近年来，全球矿业领域出现资源民族主义倾向，主要矿产资源国家越来越重视战略资源，纷纷推出战略矿产和（或）关键矿产目录，并通过税费等多种手段加强战略资源管控和安全供应。可以预见，未来各国对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的争夺将更加激烈，我国企业利用国际资源将面临更大挑战。
在逆全球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世界各国产业链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都看到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全球产业链的配置面临从效率到安全的转变。各国纷纷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实行“内顾”政策，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叠加西方国家推行的脱钩战略，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形成新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必须把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很多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风险随着经济增速的降低逐渐水落石出，是风险易发高发期，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深度关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续扩张。截至2022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攀升至60多万亿元，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剧、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形势下，地方政府面临的信用风险、债务风险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当前不断扩张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隐患，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社会保障等刚性支出压力加剧，增加了政府的还债负担，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上升。除此之外，在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税收竞争成为地方政府不断扩大债务规模的内生动力，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土地抵押融资、滥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等多种方式规避监管，致使隐性债务迅速扩张，不仅影响了国家对政府债务的整体把控和管理质效，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隐患。房地产市场形势依然严峻。新冠疫情因素叠加多项调控政策密集落地，导致房企流动性风险加速催化了行业债务风险爆发，最终形成了房企信用弱化与房地产市场下行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局面，房地产行业面临多重风险及信心危机。房企资金平衡能力面临空前考验，流动性承压加剧了债务风险的释放及蔓延。一旦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一方面，对金融市场将造成不可预计的冲击和风险，这一冲击不仅涉及房地产市场，还会波及供应链上游的原材料企业和下游的购买方消费者，辐射链条较长。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直接制约了房企拿地意愿和购地需求，加剧了财政紧张，或推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此外，当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其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信心不足，行业在螺旋式下行中信心危机逐步酝酿。金融领域新的风险还在积累。一方面，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隐患依然存在。美元作为核心储备货币带来的外部冲击风险仍在，受美联储及多国央行高频次加息、市场预期不稳等影响，我国金融市场股市下行、资本流出、汇率贬值等压力增大。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相互渗透，使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资产及利润对房地产业形成高度依赖。传统金融风险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新型金融风险相互交叉、同步出现从而产生共振效应。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衍生出新的风险。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程度不断提升，在增加了金融服务便捷度和普惠性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系列影响金融安全和稳定的新风险和新因素，例如数据风险、技术性风险、信誉风险、大数据应用风险等，而这些风险又会被互联网进一步传播、扩散，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加速，金融摩擦、货币摩擦一触即发。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冲突日益明显，中美之间金融摩擦、货币摩擦爆发风险显著上升，但我国对此准备明显不足，如尚未开展金融领域全行业的压力测试、对美金融制裁能力缺失等。
近年来，国际竞争已经从“武力竞争”转为“经济竞争”“文化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国胜负将取决于文化领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屏障的任务艰巨繁重。首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们多元价值诉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随着社会日益发展、经济体制变革逐渐深化，原有社会关系、利益格局发生调整、变化，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发展区域的人们，都更加注重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感受。利益主体多元化、矛盾成因多元化、利益诉求多元化和价值评判多元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其次，随着我国的崛起和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负责任大国形象不断彰显，但是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复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威胁。一些西方国家已悄然把原来军事领域的“认知域作战”应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争夺。最后，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一些西方国家以公共外交为掩护，利用国内的互联网平台宣传本国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以争取我国舆论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手段极其隐蔽。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文化和思想领域的交流交融交锋无处不在，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迭代和普遍应用加大了文化治理的难度，同时也给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带来了全新挑战。截至2023年6月，我国整体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人。2018—2022年，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从93.7%增长到97.2%，基本达到饱和状态。网络空间的文化安全问题虽隐蔽但非常突出，尤其是青少年作为网络文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在吸收网络正能量的同时，也受到各种各样负能量的干扰，网络正越来越深入影响着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影响着国家文化安全。此前，我国文化产业凭借微信、抖音等网站或软件积极走向世界，形成了“文化出海，技术护航”的积极效应，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铁幕”下，互联网的壁垒日趋森严。其中，TikTok（抖音短视频国际版）被迫出让美国市场份额，美国国会或将禁止中国抖音海外版。预计未来，我国文化“出海”难度或将增大。
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严峻程度显著增加，外部压力持续加大。经济逆全球化发展，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美国引导西方国家与我国“脱钩断链”，在贸易、科技、金融、文化、认知、舆论等多个方面摩擦不断。北约东扩，推动“亚太北约化”，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对我国领海安全、贸易航路造成威胁，并在中国台湾、南海、朝韩等问题上不断制造矛盾，挑战我国底线。西方国家试图扶持印度取代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促进印度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印度的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对我国南疆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发展带来新的战争形态。无人机、星链系统、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应用到军事领域，近地轨道也正在成为未来各国军事竞争的焦点。随着基因技术不断进步，人为制造病毒作为生物武器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对外开放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加强，都将对原有国家安全格局造成新的冲击，需要我国与时俱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科学描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部署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深入推进《纲要》实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把稳定经济增长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着力释放内需潜力、提升创新能力、培育发展动力，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更加注重宏观政策多重目标的动态平衡和协同联动，找准战略任务和战略要点，进一步统筹落实好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十四五”规划《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落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
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积极探索建立重大项目资源要素保障机制，引导财政和金融资金精准投向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在用地用海用能环评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完善项目全流程监测机制，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提高自然资源要素的节约集约利用效率，促进重大工程项目迈向绿色化、低碳化。继续加强基础研究，集中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聚焦集成电路、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缓解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以重大工程项目为牵引，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优化提升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民间投资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进一步推动102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见效，确保完成“十四五”预期目标。
根据《纲要》主要指标进展情况分类施策，对进度提前完成、快于预期、基本符合预期的16项指标，要继续巩固扩大既有成效，防止回落或反弹。对滞后于进度的4项指标，要优化调整政策，加大攻坚力度，尽最大努力推动完成规划目标。其中，对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等约束性指标，要深入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节能降碳增效行动，进一步完善能耗及碳排放强度管控政策，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严格合理地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技术研发，大力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开展低碳零碳负碳重大项目示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对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指标，要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快实施主要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继续推进“减煤、汰后、控车、治污和抑尘”五大路径，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绿色低碳转型，强化面源污染治理，加强源头防控，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提高治污科学性精准性；对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指标，要统筹0～6岁育幼服务资源配置，加大现有政策落实力度，完善规划、土地、住房、财政、投融资、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和运营，实施普惠托育专项行动，大力发展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安全、方便、可及的普惠性托育服务，多渠道扩大普惠性托位供给，继续优化细化托育服务行业标准体系，推动托育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同时，要对标对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目标新部署新要求，坚持发展第一要务，调整部分指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科学指引。以增加“双碳”指标为转型举措，加快原料用能、新增可再生能源、碳排放统计核算步伐，为科学评估考核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工作进展提供必要的数据依据，同时增加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等指标考量，引导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和产业绿色转型；以增加安全指标为保障手段，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增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等指标考核，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以增加中国式现代化相关指标作为引领，可以将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营商环境便利度、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资源循环利用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等体现现代化的指标纳入“十四五”后期或者“十五五”规划《纲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体系，有效发挥中国式现代化指标的引领作用。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力推进重点领域和战略性产品核心技术攻关。发挥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对科技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和重大科研项目的提前规划，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加快推进“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实施。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稳步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提高大科学装置使用效率，完善大科学装置管理机制，系统提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对基础研究、重点领域的服务支撑能力，加强开放共享，组织多设施、多科研单位形成一体化团队协同创新。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在可能发生突破性进展的领域，加强原理性探索、概念性设计或关键部件研制等预研工作，支持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发展，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稳步增加财政资金用于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建立和完善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提高应用研究经费支出效益。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和国际国内同行评议，组织开展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鼓励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优化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方式和科技评价制度，推行基础研究领域经费“包干制”，进一步放宽基础研究科研成果评价周期。深化评价体制机制的改革，为原创性成果的产生营造良好的环境。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特别是对青年科学家、基础科研工作者、国外来华学者的研发经费和薪资待遇加大财政支持保障力度。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分配比例。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加强科研费用使用的评价和监督工作，对科研费用的使用要进行科学、审慎的评估规划。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作用，也要突出市场在科技创新中的基础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出台实施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政策举措，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完善国有资金投入创新的考核机制，加大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放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搭建企业引才和“产学研”共建交流平台，鼓励企业与科学家开展合作攻关。减轻企业科技创新风险，加大支持企业承担或参与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的扶持力度，在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方面给予特殊优惠政策。优化使用首台（套）产品、重点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等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完善国家重点领域紧缺人才、职业早期青年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人才管理和使用制度改革，充分发挥科研人员创新潜力，制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吸引政策。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营造开放包容的优质工作生活环境，建立以信任和包容为基础的科技创新人才工作制度。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结构体系升级、技术路径创新、发展模式优化，把制造业的短板补齐、长板锻长，促进制造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加快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短板，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强化资源、技术、装备支撑，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和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轻工、纺织、中药等传统行业加快改造升级，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推动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深化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巩固轨道交通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电力装备、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通信设备、动力电池等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装备、安全应急装备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加快推进北斗规模应用。前瞻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谋划，着眼人类未来生产生活情景，积极塑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孵化一批未来产业，努力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关键作用，以现代服务业推进现代农业产业链加速升级。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制订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1+N”行动方案，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加快工业“智改数转”，培育发展数字产业集群。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配套实施工业碳达峰推进工程、重点区域绿色转型升级工程、工业节能与能效提升工程、资源高效利用促进工程、工业节水增效工程、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改造工程、绿色产品和节能环保装备供给工程、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工程等。
要更好地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发挥好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主动力作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稳定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巩固重点领域消费基础，在供给、需求和制度层面促进服务消费，促进城市消费扩容提质和乡村消费健康发展。优化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良性循环促进机制，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释放消费潜力。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导向，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改善收入增长预期，从根本上夯实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大力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重点领域，加大对未来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新型基础设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投资支持力度，培育发展新动能。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搭建全国统一的向民间资本推介的项目平台，动态发布项目推介、支持政策等信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等建设。打破城乡区域壁垒，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
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关键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力度，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智能制造装备的供给水平，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动5G网络规模化部署和融合应用，加快建设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完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4个方面入手，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开展数据资产计价研究，建立数据要素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机制。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引导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互联网、关键软件等数字产业提质增效，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数字产业发展壮大，支持平台企业不断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加快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融合走深向实，深化“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创新发展智慧农业，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效能，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持续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水平。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扩大公共文化资源数据的开放共享，引导各类平台和广大网民创作生产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产品，推动文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教育教学、体育健身、医疗健康、文化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强化就业、社保、养老、托育、助残等重点民生领域社会服务供需对接，加快弥合“数字鸿沟”，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全面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规范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推动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筑牢数字安全屏障。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开展双多边数字经济治理合作，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推动“数字丝绸之路”走深走实，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加快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更大限度按市场化机制运营；加快清理废止涉企不平等对待法律法规政策，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清理机制和融资支持政策，着力破解制约民间投资堵点；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加强制度建设，最大程度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深化重要能源资源价格机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制度。围绕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效率。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宏观政策统筹协调，推进监管能力现代化。
从增产和减损两端发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逐步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多渠道强化资金保障，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持续加力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工作。研究编制盐碱地综合利用总体规划和专项实施方案，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向各类盐碱地资源要食物。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做好承包期再延长30年工作，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农房，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保障乡村发展空间，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市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发展的衔接配合。协同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持续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技能培训，增加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供给，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项，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更好地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着力提升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强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城市群协调发展，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优化智慧城市相关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快部署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孪生城市、智慧社区，丰富交通出行、设施管理与维护、安全监测、社区服务等智慧应用场景，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和风险防范。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推进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推动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
严格“三区三线”管控，推动国土空间规划落地见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继续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推动标志性疏解项目在雄安新区落地建设；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促进香港、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进长三角轨道互联互通和港口资源整合，提高长三角地区配置全球资源要素能力和辐射带动全国发展能力，加快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更好地在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强跨省域跨区域的产业协作，持续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增强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根本上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促进四大板块协调发展，形成彰显优势、合理分工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取得新突破，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空间管控要求，系统解决农业、生态、城镇功能空间的矛盾冲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打造有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提升海洋经济治理效能。破除区域要素流动壁垒，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共同富裕为导向，提高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加强思想宣传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及时更新支持文化和旅游发展政策，更好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面深化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加强人文交流、文明互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化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加强大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开展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推动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加快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严格落实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加快推进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现代化建设，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逐步健全生态系统碳汇技术、标准、市场和政策体系，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坚定不移地履行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坚持自主行动，科学调整优化政策举措，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工作，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度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发挥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压力测试实验室”的作用，为率先对标CPTPP和DEPA高水平经贸规则开展高水平压力测试，推动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领域与国际规则更高水平对接。深入开展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制度型开放试点，统筹推进自贸区、海南自贸港、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建设，制定出台全国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充分发挥其制度型开放先行先试和引领作用。持续优化外资外企营商环境，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完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进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聚焦RCEP新开放领域，围绕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等领域的开放承诺，加快推动与RCEP成员国构建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实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优先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规则、制度和标准上的对接与协调，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认可度与参与度。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通过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谨慎稳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来提升人民币计价功能，构建更加友好的投融资环境来完善人民币国际化机制，加快数字人民币推广进程，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推动由贸易结算带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充分预计新时期中美金融摩擦、货币摩擦风险，持续强化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以及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能力，将优质金融机构作为在金融摩擦、货币摩擦中反击的中坚力量，提升我国反制水平。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助力老年人“老有所安”。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加快推动托育服务发展，构建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更快更好地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构筑更加强大的医疗卫生体系。继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着力推进公共服务扩面提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全面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加强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程建设，有序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试点推进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加快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体系，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强化公共就业服务，支持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高度重视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全体劳动者权益保护，优化稳岗帮扶救助政策，提升劳动者就业技能，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防止出现规模性失业。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着力完善共同富裕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深入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健全覆盖全面、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覆盖面，稳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确保资金调拨顺畅和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适时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筑牢特殊困难群体的权益保障“关爱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落实“藏粮于地”，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除了修路建渠，更应该注重土壤的肥力改造和适配作物、种植流程的优化。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和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总体规划，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坚持“藏粮于技”，加强良种选育，提高种子自给率。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和改造，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和应用水平；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严格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提高重点作物的自给率水平；加强收储调控，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粮食供需动态平衡；开展节粮减损行动，促进粮食节约和营养健康等。更好地统筹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全面构建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发展水电、核电、风电、光伏、生物质能、地热等非化石能源，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和电力输送通道建设，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超前谋划编制油气中长期增储上产行动计划，推进油气进口多元化，优化调整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规模，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充分发挥煤炭的压舱石作用和煤电的基础性调节性作用，推进能源安全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煤炭、油气、电力供需等预警机制。不断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加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建设，加强信息共享和跨部门协调，建立起有效的监管合作机制，加大对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内控制度和资本充足性等方面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治理及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大股东行为，强化责任义务。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上市中介机构的行为监管能力，完善市场禁入规则。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实施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强矛盾风险源头防范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