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文得到的上下游部门间资本、劳动力最优配置比例以及实际配置比例,通过计算实际配置比例与最优配置比例之间的比值,即可得到组一至组四各省份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间的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 τ L 、 τ K 。对于几乎不存在能源上游部门的组五,测算其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间的要素错配不具有统计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对于组五各省份,我们采用异质性行业空间模型仅测算其能源下游行业的要素错配情况。将各地区的测算结果分组展示在图1-1至图1-10中(其中,组一至组四展示的是能源上下游部门间的要素错配程度,组五仅展示能源下游加工部门的要素错配程度)。
图1-1 组一劳动力错配情况
图1-2 组一资本错配情况
图1-3 组二劳动力错配情况
图1-4 组二资本错配情况
图1-5 组三劳动力错配情况
图1-6 组三资本错配情况
图1-7 组四劳动力错配情况
图1-8 组四资本错配情况
图1-9 组五劳动力错配情况
图1-10 组五资本错配情况
这四个省份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间的要素错配整体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略多,下游部门投入略少,但错配程度整体较轻。各省份相比,山西、贵州的劳动力错配较严重,陕西、内蒙古的劳动力错配程度较轻。贵州的资本错配刚开始较轻,但2009年后有所恶化,表现为上游部门投入较多。山西、陕西的资本错配程度一直较轻且趋势良好,内蒙古的资本配置在2013年以后几乎呈无错配趋势。可见,山西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劳动力错配比资本错配略严重,表现为上游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过多。内蒙古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整体均呈下降趋势,错配程度最低。贵州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均有恶化趋势。陕西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之间的要素错配程度相对稳定且趋势良好。
这五个省份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间的要素错配整体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过多,且错配程度普遍较严重。各省份比较来看,黑龙江的劳动力错配最严重且无明显改善趋势,青海、新疆、宁夏的劳动力错配除个别年份存在波动外,整体改善趋势较明显,而甘肃的劳动力错配表现出恶化趋势。再来看资本错配,黑龙江的资本错配同样最严重且无明显改善趋势。新疆、青海、宁夏的资本错配表现出改善趋势,其中宁夏和青海的改善趋势非常明显。甘肃的资本错配程度开始时最轻,但有恶化趋势。可见,黑龙江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错配程度最严重且无改善趋势,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过多且资本错配程度更严重。甘肃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错配程度开始时都较轻,但2010年之后均表现出较明显的恶化趋势,表现为上游部门要素投入过多且资本错配更严重。青海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错配都有明显的改善趋势,特别是资本错配,目前虽仍然表现为上游部门要素投入较多,但错配程度较轻。宁夏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错配除了在个别年份出现较明显的恶化之外,整体呈改善趋势,特别是资本错配改善效果明显,目前主要表现为上游部门要素投入过多。新疆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错配表现出缓慢改善的趋势,但目前错配程度仍较重,资本错配程度略重于劳动力错配,表现为上游部门要素投入偏多。
这些省份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间的要素错配整体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过少而资本投入偏多,下游部门则相反,劳动力投入过多而资本投入不足。先来看劳动力错配的情况,天津的劳动力错配程度最重且在2011年后出现明显恶化;吉林与四川两省开始时几乎不存在劳动力错配,但情况逐年恶化;重庆的劳动力错配在经历一定波动后基本保持不变;河北的劳动力错配情况不断恶化,目前劳动力错配程度仅次于天津;云南的劳动力错配情况开始时改善趋势明显,2013年后出现轻微反弹。安徽、河南两省的劳动力错配程度相近且变化趋势一致,目前劳动力错配程度最轻。再看资本错配,天津的资本错配同样最严重且无改善趋势,安徽与河南两省的资本错配改善趋势非常明显。河北与云南的资本错配变化趋势正好相反,前者是从上游资本过多转变为资本过少,后者则是从上游资本不足转变为资本过多。四川、重庆、吉林三省的资本错配程度较轻,但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四川的资本错配有一定的改善,重庆和吉林则表现出轻微恶化趋势。可见,天津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间的要素错配程度较重,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而下游部门资本投入不足。河北能源产业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而资本投入由过多转变为不足。安徽能源产业上游部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由多转为略不足,要素配置趋于合理,错配程度整体较轻。吉林能源产业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而资本投入过多,无明显变化趋势,错配程度整体居中。河南与安徽情况类似,只不过河南能源产业上下游之间的资本错配程度较轻。重庆和四川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由多转为不足而资本投入偏多,二者的错配程度整体较轻。云南能源产业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而资本投入由不足转变为过多,资本错配比劳动力错配更严重。
这些省份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间的要素错配情况差异较大,尤其是劳动力错配。辽宁和山东两省的劳动力错配一直表现为上游部门投入过多。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四省的劳动力错配一开始表现为上游部门投入过多,最近几年则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北京的劳动力错配变化最为剧烈,一开始几乎不存在劳动力错配,2007—2013年则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过多,最近几年又变为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的状态。广西、广东的劳动力错配一直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其中,广东的错配程度最高。总的来说,江西、湖南、北京、福建、山东、湖北的劳动力错配程度较轻,而辽宁、广东、广西的劳动力错配程度相对较重。再看资本错配,湖南、辽宁和山东的资本错配始终表现为上游部门资本投入过多,其中,辽宁和山东的资本错配改善趋势非常明显,而湖南的资本错配情况有所恶化。广东、福建和广西三省则一直表现为上游部门资本投入不足,其中广东和福建的资本错配改善趋势明显,广西则表现出恶化的趋势。北京的资本错配程度始终较轻;湖北的资本错配一开始表现为上游部门投入过多,2011年之后转变为上游部门投入不足;江西的资本错配也表现为上游部门投入过多向投入不足转变,转变始于2012年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北京能源产业上下游间的错配程度整体较轻,劳动力错配相对而言比资本错配严重,目前主要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辽宁能源产业上游部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均偏多,其中,资本错配的改善趋势明显。福建一开始在能源产业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偏多而资本投入不足,最近几年表现为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而资本错配改善明显。江西能源产业上游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均由投入过多向投入不足转变,总体错配程度较轻。山东能源产业上游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一直偏多,但要素错配的改善趋势非常明显,目前错配程度较低。湖北能源产业上游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资本投入则由过多向不足转变,错配程度居中。湖南能源产业上游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由过多向不足转变,资本投入始终偏多,资本错配比劳动力错配略严重。广东能源产业上游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始终不足,且劳动力错配严重,资本错配有所改善。广西能源产业上游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均不足,错配程度较高。
这些省份因几乎不存在能源上游资源开采部门,因此这里仅测算其能源下游加工部门的要素错配情况。测算结果表明,这些省份能源下游部门的要素配置普遍较为合理,只有江苏的劳动力配置曾出现过轻微扭曲,但很快得到了改善。
将以上各组进行组间对比可以发现:首先,我国个别资源型省份(陕西、内蒙古、山西)能源产业形成的上游比重高于下游的产业结构是符合其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地区禀赋优势而形成的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因而其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间的要素配置整体较合理,错配程度较低。其次,我国绝大部分省份能源产业形成的是下游比重高于上游的产业结构,这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我国大部分省份能源资源并不丰裕,因而主要发展的是能源加工业而非开采业。对于这类省份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能源下游行业的发展规模越大,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间的要素错配程度通常越低。这是因为,能源下游行业的发展规模越大,通常意味着下游产业链延伸度越高,产品附加值越大,能源产业高级化程度越高,要素配置也就越趋于合理。最后,对于个别只有能源产业下游部门、几乎没有上游部门的省份(即上文第五组)来说,单纯测算其能源产业上下游部门间的要素错配并无意义。这些省份如上海、海南、浙江,并不具备发展能源上游行业的条件,因此,这些地区依托自身禀赋优势大力发展能源下游加工业。这种符合禀赋条件的产业结构选择同样为这些省份带来了较合理的要素配置。对于这些能源加工型省份来说,通过与其他资源型省份的跨区域合作,各自发挥其在能源开采业和加工业的优势,可以实现合作共赢。可见,我国各地区发展能源产业最重要的是要因地制宜,找准自身禀赋优势所在,沿着自身优势路径合理布局能源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