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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产能总体宽松与区域结构性紧张并存，煤炭生产集中区成为清洁化开发利用的重点承压区。传统的煤炭主产区如东北、京津冀、华东、中南、西南等产量大幅下降，煤炭生产越来越向晋陕蒙地区集中。受季节性煤炭供需格局变化、水力发电不均衡、风电光伏不稳定等多重因素影响，全国煤炭产能总体宽松，区域性能源短缺，夏季煤炭资源供给充裕而冬季供应紧张，呈现出区域和时段上的供求格局失衡。受生产格局变迁的影响，晋陕蒙地区在保障煤炭能源供给的情况下，承受着巨大的清洁化开发利用压力。
目前，我国煤炭生产基地向西北地区集中，该地区干旱缺水、生态脆弱，对于化工产业的发展不利。我国煤炭生产的重心正在向生态承载力更低的西部转移，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干旱脆弱的生态环境与绿色清洁的煤炭开采困境相结合，使煤炭开采与加工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当前，煤炭企业尚未充分理解气候转型的相关风险，在长期粗放的开采与加工模式下，未能进行清洁化生产和加工的技术储备和制度建设，更没有系统性的气候风险分析体系。煤炭生产基地在生态脆弱的地区进行生产和加工，将面临更为突出的环境压力。
我国在绿色矿山开发和煤炭清洁利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双碳”目标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存量的二氧化碳会持续形成温室效应，仅控制增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以CCUS为例，目前全世界已采用二氧化碳驱油、二氧化碳驱煤层气等技术，通过燃烧前、燃烧后捕集和富氧燃烧等方式对二氧化碳进行捕获。2019年我国已建立21个CCUS项目，累计封存二氧化碳约200万吨。通过CCUS项目，可以去除部分的碳排放，另外，将大量的碳排放永久性地储存在地下，控制二氧化碳的增量排放。但目前的CCUS项目还处于起步阶段，高效实现二氧化碳负排放的CCUS项目成本高达300900元/吨，难以大范围地推广和应用，仅控制增量也无法彻底破解“温室效应”困境。
煤炭资源的生产要素受行政管制较强，市场化不足。煤炭行业的清洁化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依靠市场化进行清洁低碳转型的驱动力不足。煤炭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的碳排放也是一种污染，和其他环境污染的排污权益博弈是一样的。现阶段，对煤炭企业进行低碳排放的激励力度与覆盖范围仍显不足，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进行减排性的技术和设备升级；碳市场在我国多个地区进行了尝试，但当下对煤炭行业的减排作用仍有限。煤炭行业的生产与加工没有和碳足迹挂钩，碳足迹的市场化运营与煤炭生产经营的行政管控形成新的隔阂，双方机制设计与评价标准未能深度整合，难以调动煤炭企业生产和加工的低碳化。
北方14省市取暖面积大，用能结构以煤为主，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供热管网分散，有着大量的节能减排空间。我国北方地区主要采用煤炭进行取暖，占总取暖面积的83%，天然气、电和地热能等供热取暖的面积合计约占17%。供暖用煤总量巨大，每年要消耗4亿吨标准煤，其中，广大农村地区仍然以散烧为主，每年要消耗约2亿吨标准煤。在供暖能耗效率方面，整体能耗水平不高，农村能耗效率较低。北方地区平均能耗为22千克标准煤/平方米，城镇供暖能耗约19千克标准煤/平方米，农村供暖能耗约27千克标准煤/平方米。在北方的供暖改造上，城镇地区多使用热电联产、大型锅炉等方式进行取暖，少部分用小锅炉、天然气和电力进行补充，清洁化改造相对迅速。而城乡接合部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多使用土灶、火坑和炉子等落后方式进行分散式供暖，能耗较高，供暖效率很低。使广大农村进行清洁化取暖面临着大面积管网的建设压力和成本压力，农村居民的接受程度较低，推进速度缓慢。
落后产能的退出是一个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问题。首先，落后产能的退出涉及低效率煤矿企业的停产，生产的停滞会对依赖煤炭能源开发的地方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落后产能的升级改造或折旧盘损、相关产业的调整都是系统性问题。煤矿的停产会导致煤炭供应量的下降以及煤炭价格的上升，对用煤企业如电力、钢铁等生产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其次，大量煤矿产能的停产涉及众多职工的就业问题。最后，落后煤矿产能退出形成的环境遗留问题较多，复垦复填工作的后续开展也成为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