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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能源安全环境较为严峻。一是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越警戒线。从各国经验看，50%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是一条“安全警戒线”，意味着一国能源环境已从“比较安全”向“比较不安全”转变，会对该国能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产生较大影响。中国在1993年石油进口量首次超过出口量，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从此石油对外依存度“节节高升”，2007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就突破了50%的“安全警戒线”。而现在，石油对外依存度更是达到了65.4%，几乎追平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最高时期的66%。二是我国现有石油储备规模太小。战略石油储备诞生于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成立了国际能源署，并要求成员国必须储备60天石油净进口量；第二次石油危机后，这一标准提高到了90天石油净进口量。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一般都储备了更多的石油，像美国目前的战略储备为6.93亿桶，足以支持142天的进口保护，日本的战略储备接近150天，德国的战略储备为100天。相比较而言，我国石油储备起步较晚，目前建成的规模也较小。截至2016年中，我国共建成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储备基地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原油3325万吨，仅为40天石油净进口量，与西方发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正是因为石油对外依存度“节节高升”，突破了警戒线，而国内石油储备规模又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没有太多的应急措施，势必影响到我国能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我国石油储备规模较小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储备工作起步晚，国家石油储备2004年才开始启动，一期工程已建完，二期工程尚未全部完工，三期工程尚未开展前期工作。另一方面，企业义务储备法规体系不完善，石油储备主要还是依靠国家储备。企业储备工程建设投入较大，且经济效益不好，因此企业义务储备的积极性不高。
我国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已逐步进入高潮期，把天然气培育成主体能源正在成为共识。天然气是最清洁的化石能源，在非化石能源成熟之前，天然气是替代煤炭和石油、降低用能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佳选择。在非化石能源成熟之后，天然气作为灵活能源仍将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因此，随着各种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探明程度的不断增加，把天然气培育为继煤炭、石油之后的新的主体能源具有重要意义和可行性，是推进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目前我国天然气调峰应急方面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天然气调峰能力不足，天然气管道和地下储气项目建设周期较长，经济效益不如预期，建设进度远远滞后。二是天然气价格未完全市场化，峰谷气价难以落实，且民用气与非民用气的价格倒挂严重，影响了储气设施建设。三是天然气调峰应急机制不健全。
此外，能源运输通道和调峰储备等基础设施建设压力大。管网大规模高效建设难度增大，管道等基础设施统筹调度管理难题待解。管道输配环节多、成本高，输配企业投资回收难，管道建设过程中与城乡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等敏感领域的矛盾时有发生，管道及储备设施建设难度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