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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一场始于信息科技革命的时代变革正在从技术领域拓展到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成为重塑经济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甚至国际竞争格局的结构性和创新性力量。这股力量引导着世界进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新时期，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助推力和新引擎。
当前，数字技术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给社会各主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技术的进步在短期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尽管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但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势不可当。
2021年联合国《数字经济报告》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影响着所有国家、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当今世界，数字化进程缓慢的国家和高度数字化的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态势良好。
例如，在最不发达国家，只有1/5的人使用互联网，而在发达国家，有4/5的人使用互联网。在其他利用数字技术和前沿技术的领域，其差距还要大得多。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合起来拥有的主机代管数据中心占世界总数的不到5%。从近年来的全球发展来看，数字经济一直由美国和中国共同领导。例如，这两个国家占了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以及全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占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而欧洲在其中的份额为4%，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总和仅为1%。
可以说，在许多数字技术发展方面，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转变，包括某些行业领域的一些工作将消失，而在另一些行业领域将创造出大量的机会。数字经济将需要一系列新的不同的技能、新一代的社会保障政策，构建工作和休闲之间的新关系。
同时，《数字经济报告》也指出，数字经济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从网络安全漏洞到便利非法经济活动和挑战隐私等。社会各界必须共同努力进行研判并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作为继农业、工业等传统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通信技术、人工智能计算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动力，已经成为驱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主导力量，正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众所周知，支持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往往来自传统基础设施、生产商、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因素，而推动数字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已发生深刻变化，正在向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数据、数据处理和计算技术、数据治理技术以及消费者的数据关联需求转换。基础设施的内涵正在延伸和拓展，新型网络设备、通信设备、数据处理和计算设备、物联网设施设备等信息基础设施已经像道路、交通等传统市政基础设施一样，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基石，数字经济中的核心要素——（大）数据，正逐步发挥着资金、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要素。
和以往相比，数字经济时代具有一些较为明显的特征：
首先，互联互通范围广泛。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并不断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不同资源（人、财、物等及其他无形资源）已经被纳入信息网络之中。物资流（包括人员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等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形成网状结构，相互之间互联互通的依存度增强，传统单向、封闭的经济状态和社会结构向跨界、融合、开放、共享的互联互通状态发展，推动着智能制造、智慧服务、智慧生活、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智能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加速到来。特别是随着新的数字技术（主要包括数据技术、网络技术以及计算技术）如新型传感技术、5G、人工智能（AI）、区块链等技术和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社会经济运行的互联互通局面和运行水平将有进一步的提升，为未来真正实现“万物互联”打下了基础。
其次，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广泛而普遍。人工智能对当今社会以及未来的影响，不亚于20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人工智能正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智慧化转变，生产效率再次实现质的飞跃，推动工业经济社会重新洗牌。网络、信息、数据、知识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深刻改变了传统经济结构中的生产要素结构。与传统经济相比，知识、数据等价值创造占比持续增加，经济形态呈现新的智能化、知识型特征。当前，零售、金融、交通、工业、医疗等已经成为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领域。例如，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财务机器人、智能投顾、智能客服、安防监控等。在交通领域，人工智能正成为优化交通和改善出行的重要技术。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已应用于网络智能接诊、病例筛查、检验诊断、智能医疗设备、智慧养老等。在工业制造领域，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智能装配和仓储系统的应用日趋广泛。
再次，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的生产力。从经济的全球化特征来看，经历以国际贸易驱动为特征的“1.0版本”，再到以国际金融驱动为特征的“2.0版本”，全球化正步入以数据要素为主要驱动力的“3.0版本”，这从前文提及的《数字经济报告》中可见一斑。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数据的开放、共享和应用能够优化传统要素配置效率和效果，提高资源、资本、人才等全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水平。
最后，随着国际社会逐渐把数字经济作为开辟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人类财富的形态随之发生了改变。虚拟货币（如比特币、数字货币等）、虚拟物品登上历史舞台，虚拟财富与货币兑换的路径被打通，财富数量开始与占据或支配信息、知识和智力的数量和能力相关联。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正在以超预期的增长速度加快发展，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
数字经济的出现对个人、社会和企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个人层面，网购、新零售、互联网金融、线上教育、远程医疗、网约车、在线娱乐等已经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生活的便利性和商品、服务的可获得性。例如。通过传统渠道很难买到的商品或配件，在“万能的淘宝上”都能够方便地搜索到。
在社会治理层面，公民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渠道参与到社会治理事务中，行政管理的理念和方式也因此而改变，不同地区间的沟通往来更加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更加密切。
在企业层面，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组织架构可以进一步趋向扁平化、平台化，处于网络节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互联互通，降低了传统中间商存在的必要性，从而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更多的跨部门、跨专业的协作正在建立，不同的商业模式正在交融整合、迭代创新。
本书后文中会指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主要包括数据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技术等）为支撑（赋能）的给社会创造价值的活动。同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则是由数字技术（主要包括数据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技术等）支撑起来，使企业更好地创造价值的转型过程。企业在通过数字化转型创造价值时，必须同时考虑如何给供需双方以及社会都创造价值的问题。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成为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整体来看，数字产品与技术已经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机器人、增程式打印等数字技术（包括关联技术）及其创新应用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并不断催生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产生的巨大活力，已经引起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纷纷将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改善社会福利的必经之路。
例如，英国政府为了实现本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早在2010年4月8日就颁布并实施了《数字经济法2010》，将音乐、游戏、电视、广播、移动通信、电子出版物等列入数字经济的范畴；澳大利亚政府将数字经济视为促进生产、提高国际竞争地位、改善社会福利的必然选择，并在《数字产业指南》中将内容制作、数字咨询或专业服务、数字/广告公司、多媒体/流媒体服务、搜索技术、社交媒体等24个产业部门列入数字经济范畴；日本政府也制定了《2015年i-Japan战略》，旨在建立安全而又充满活力的数字化社会，实现信息技术的方便使用，突破数字技术使用的各种壁垒，确保信息安全，试图通过数字技术和信息在社会经济中的渗透扩散来打造全新的日本。
同时，全球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白热化。2018年以来，欧盟将人工智能作为未来数字经济领域竞争的核心，纷纷发布人工智能战略。2018年4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欧盟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提出三大目标：一是增强欧盟的技术与产业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应用；二是要求从教育、培训、就业等角度为迎接社会经济变革做好准备；三是为人工智能确立合适的伦理和法律框架，并提出未来三年内将通过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向人工智能领域投资不少于5亿欧元。2018年5月，法国发布《法国人工智能战略》，提出法国人工智能发展将优先聚焦于健康、交通、环境、国防和安全等领域。
我国作为全球经济和市场体量大国，同时也是数字经济大国，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快速攀升，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各主体对于数字经济概念和内涵的认知也逐渐趋向成熟，各行业对于如何通过数字化赋能进行新动能的获取基本取得了共识并进入务实操作的新阶段，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引领我国各地区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动能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拥有较大的优势。首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网民大国，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明显。我国的网民规模正在逐年攀升，互联网普及率稳健增长。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产品的普及，边远地区和后进的互联网群体也都可以方便地学习和使用互联网，全民互联的时代即将来临，庞大的网民数量赋予了中国数字经济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其次，我国的制度优势有利于凝聚全国共识，使政策迅速落地生根，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统筹协调、组织动员、包容发展等方面的制度优势在信息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非常有利。伴随着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国共识，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也对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高度重视，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正如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35.8万亿元，占GDP比重36.2%，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按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39.2万亿元，占GDP比重38.6%，数字经济增速达GDP增速的3倍以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则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39.8%。可以看出，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态势非常强劲。
这些优势为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厚的土壤。
但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些考验。首先，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性和整体性的战略规划仍有待提升和全面铺开。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及日本等，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转型、技术创新、产业变迁的战略重点。而中国经济正在从中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身处复杂的国际环境，面临激烈的竞争。因此，应将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导向，从国家层面更进一步制定宏观性、整体性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指导性框架。其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饱和度和均衡性有待进一步改善。我国的数字经济质量尤其是数字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也有待提升，不同地区、城乡之间均存在着发展的不均衡性问题。还有，数字经济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的数字经济崛起更多依靠“人口红利”“网民红利”和“市场红利”，更是以“模式创新”为主。而基础性的数字技术研究、原始创新和基础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迫在眉睫。另外，行业壁垒、地域壁垒、条块分割导致“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现象普遍，阻碍数据自由流动和开放共享，海量数据难以开放共享和挖掘利用，这是制约数字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从数字经济人才角度讲，前沿型和复合型人才仍然是一个缺口。与传统经济发展不同，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具备战略性能力复合型人才的支撑。当前，我国在基础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前沿领域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在各行业推进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更为短缺。在数字经济相关人才的教育培训领域，不仅缺乏相应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更缺乏体系化、规模化的实训教学。还有需要关注的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安全、隐私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也面临着需要改进的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和企业越来越依赖网络、计算机和终端设备。近些年，全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引起网络犯罪迅速繁殖，为消费者在线交易，尤其是跨境交易，以及电子支付和移动支付带来了一系列财物安全问题。政府面临着如何平衡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之间关系的重大挑战。这些问题也是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应该关注的。
自从“数字经济”的概念诞生以来，人们都希望对其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以便在理论和实践创新和应用中能够更好地落地。理解“数字经济”及其本质，是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也是做好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和根本。
要理解“数字经济”，我们需要将其拆开来看。“数字经济”是由“数字”和“经济”二者组成的。“数字”是数字技术的简称，“数字技术”是电子技术专业中的一个物理概念，是区别于“模拟技术”的。“经济”是经济活动的简称，经济活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
因此，“数字经济”就是用数字技术支撑起来、更好地创造价值的活动。我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界定， “数字经济”是用数字技术支撑的创造价值的活动。
当前，数字技术的“支撑”也常被阐述成数字技术的“赋能”，以便使其创造价值的过程更加形象，同时也体现出更为深刻的意义，进一步突出了数字技术的重要作用。
由于“数字经济”是用数字技术支撑（赋能）的经济活动（创造价值的活动），因此“数字技术”是开展数字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性保障。
人们在谈到数字技术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耳熟能详的技术，如有的将数字技术归纳为“大（大数据）、人（人工智能）、物（物联网）、云（云计算）”，有的将其归纳为“ABCD”（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等等。
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数字技术就非常浅显了。因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在数字技术支撑（赋能）下开展不同的经济活动时，显然需要用到的数字技术是不同的。上述这些技术是否都需要？需要的程度如何？需要的时间如何？……比如，什么样的活动应该用区块链技术？什么样的活动应该用云计算？上云是上公有云还是私有云？……一系列问题必须弄清楚，否则技术一旦运用错误，一方面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开展的活动也很难创造出价值。
例如，在某些技术还不够成熟的领域完全用技术替代人工，不仅得不到应有的赋能效果与效率，还会造成安全风险的增加，同时也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用的不均衡性。
因此，如果抛开“数字技术”的物理概念范畴，我们需要明确地理解“数字技术”到底应该包含哪几类技术，以及这几类技术的作用是什么。
一般来讲，不论用来支撑（赋能）何种经济活动，“数字技术”主要应该包括三大类技术，即与数据有关的技术、与网络有关的技术以及与计算有关的技术（简称为数据技术、网络技术和计算技术）。
“与数据有关的技术（数据技术）”主要负责的是“数据”如何获取的问题，“与网络有关的技术（网络技术）”主要负责的是“数据”如何传输的问题，“与计算有关的技术（计算技术）”主要负责的是“数据”如何分析计算进而驱动决策的问题。
例如，当前年龄较大的独居老人会因为身边没有人照料而出现危险情况，如摔倒后不能自己起来、得不到及时救治等。我们在构建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时都希望能够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解决独居老年人监控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很多地方都进行了尝试，比如上海市的举措是通过检测老年人家里的水表和电表的用量，来判断老年人是否出现了身体问题。这样做虽然方便，但是明显不够精准。也有的地方是通过在家里装摄像头、提供可穿戴式终端设备（如腕表、随身心率监测仪等）等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当然，再精准一些也可以考虑通过在鞋上装配传感器或在地板上铺设传 感器的方式获取老年人的状态。以地板上铺设传感器为例，平时两只脚踩在地上，通过传感器能够随时感知受力面积和行走轨迹，一旦跌倒，整个人躺在地上或者半躺在地上，受力面积就会发生变化。
可以看出，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针对独居老人监控问题的技术必须能够实现如下三个基本功能：首先，不论是监测水表电表，还是安装摄像头或者传感器，其目的都是要获取老年人的即时状态数据（如是否摔倒了没有起来等），这就属于“数据技术”的范畴；其次，获取数据之后，必须能够传输出去，否则救助人员就不可能知道，这就需要“网络技术”；最后，我们必须要能够基于获取的数据判断出下一步应该如何去救助老人，这就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这就属于“计算技术”。
再举个教育方面的例子。如果小孩不爱学习，即使家长在家里安装一个摄像头随时盯着孩子的举动，也不一定能够知道他对着电脑是在学习还是在胡思乱想。但如果我们利用更深层次的识别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电脑上安装摄像头可以扫描小孩的面部表情，识别在什么样的面部表情下他是在认真学习和思考，在什么样的表情下他是在胡思乱想等。同时，还能记录他一天有多长时间在胡思乱想。再把这个信息分析结果传递给家长，就可以了解孩子的学习专注程度。
通过上例可以看出，首先，电脑上安装摄像头的目的是要获取孩子的即时面部状态数据，这就属于“数据技术”的范畴；其次，获取了数据之后，必须能够传输出去进行处理/存储或者告知家长，这就需要“网络技术”；最后，我们必须要能够基于获取的面部表情数据分析和计算出孩子是在认真学习思考还是在胡思乱想，判断出下一步应该如何去应对，这就属于“计算技术”。
显然，我们常说的“数据获取（摄像头、传感器等）、数据挖掘、数据清洗、数据加工、数据存储、数据治理等”都属于数据技术的范畴；“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2G、3G、4G、5G等”都属于网络技术的范畴；“人工智能（AI）、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去中心化计算、图计算、优化算法、量子计算等”都属于计算技术的范畴。
由于相关技术繁多复杂，既有硬件技术又有软件技术，因此，针对不同的活动使用什么样的技术，需要回归到做活动的根本目的上，即“干什么”和“怎么干”，也就是如何用合适的数字技术赋能活动来实现“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才能更好地创造出价值。
比如，在网络技术领域，都知道5G是第五代通信技术，其应该绝对优越于4G、3G和2G网络，但是否在任何场景下，运用5G技术都比4G甚至2G合适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比如，由于2G信号的频率低、波长长，具有便于跨越障碍物的明显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信号的覆盖范围（比如地下车库、地下矿井、施工隧道等），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不需要太多流量的物联网领域。
再如，对于上述老年人监护的例子，如果老年人的居所已经配置了一个智能看护机器人，其功能是能够在老年人摔倒时第一时间将老年人扶起来。那么，从计算技术角度看，当智能监护系统获取到老年人摔倒的数据后，第一时间在就近的数据处理中心进行分析和计算（边缘计算）进而快速驱动看护机器人进行老年人的救助，远比数据上云后通过远端服务器进行计算（云计算）后再来驱动机器人要合适得多。因为，数据进行远端计算可能会存在因系统和设备故障、传输通道故障等原因不能及时救助的风险。
因此，利用数字技术，并非越“先进”越好。技术“先进”与否，也得看其能否解决我们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能否创造价值。很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不关心自己的问题和痛点，而是寻找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系统进行上马，或者不要非著名、非知名公司提供的产品和系统等，但发现这样操作后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和效果，反而会因为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而陷入迷茫。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是由数字技术（数据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技术）支撑（赋能）主体（企业、政府等各类主体）更好地创造价值的活动，如图2-1所示。
图2-1 理解“数字经济”
前文指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创造价值的活动。因此，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创造价值”。“数字经济”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行业，因为各行各业的主体都可以用数字技术支撑（赋能）来更好地创造价值。
我们在评判和衡量任何一个数字经济转型的活动是否方向正确时，关键在于判断其是否能够“创造价值”。
当然对于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由于其文化视野和格局不同，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不同，目标不同，决定了其对“价值”的认识也不相同。
我们以企业为例，有些企业的经营目的就是功利性的盈利，很少考虑社会价值的创造问题，因此，其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也必然局限在如何用数字技术赋能自己的企业经营活动更好地赚取利润，甚至通过违法手段（如违规使用和倒卖消费者隐私数据等）牺牲别人的利益或者浪费社会的宝贵资源也在所不惜。
因此，数字经济的本质虽然简单，但对“价值”的理解却非常深奥。对“价值”的认识（也就是价值观）既是引导各主体行动的准绳，也是衡量数字经济活动的重要标准之一。关于“价值”的论述，将在后文详细阐述。
前文指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赋能）从而更好地创造价值的活动。这个界定可以适用于其他任何主体的数字化转型，例如：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赋能）让企业更好地创造价值。
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赋能）让政府更好地创造价值。
个人的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赋能）让个人更好地创造价值。
国企的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赋能）让国企更好地创造价值。
……
由此可以看出，“数字经济”是一个大范畴概念，任何主体通过数字技术的支撑更好地创造价值的转型活动都属于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并不是一个特定产业，也不是一个行业。
由此也可以看出，任何主体（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人等）在数字化转型时必须明确几个核心关键点：
一是必须明确通过数字化转型到底要创造什么价值。
二是必须明确创造这些价值需要用什么样的数字技术进行支撑（赋能）。
三是必须明确如何用这些数字技术来支撑（赋能）。
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如果弄不明白上述这三个关键点，必然会陷入“迷茫”，转型之路也很难走下去。
2021年3月12日，新华社全文刊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共包含十九篇内容，其中第五篇的标题为“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这是国家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起点上，首次围绕数字经济发展打造的全方位、立体化和系统性的发展蓝图，为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纲要》第五篇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要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在《纲要》第十五章“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传感器等关键领域，加快推进基础理论、基础算法、装备材料等研发突破与迭代应用。加强通用处理器、云计算系统和软件核心技术一体化研发。加快布局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加强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材料等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支持数字技术开源社区等创新联合体发展，完善开源知识产权和法律体系，鼓励企业开放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和应用服务。
第二，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提升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软件等产业水平。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开展试点示范。鼓励企业开放搜索、电商、社交等数据，发展第三方大数据服务产业。促进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在重点行业和区域建设若干国际水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深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培育发展个性定制、柔性制造等新模式，加快产业园区数字化改造。深入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众包设计、智慧物流、新零售等新增长点。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
在《纲要》第十六章“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中明确指出：要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新趋势，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就业、文体、助残等重点领域，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加大开放共享和应用力度。推进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共同发展、深度融合，积极发展在线课堂、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等，支持高水平公共服务机构对接基层、边远和欠发达地区，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覆盖范围。加强智慧法院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公共服务”，创新提供服务模式和产品。
第二，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全面提高运行效率和宜居度。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将物联网感知设施、通信系统等纳入公共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建设，推进市政公用设施、建筑等物联网应用和智能化改造。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构建城市数据资源体系，推进城市数据大脑建设。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立涉农信息普惠服务机制，推动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
第三，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推动购物消费、居家生活、旅游休闲、交通出行等各类场景数字化，打造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字生活。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依托社区数字化平台和线下社区服务机构，建设便民惠民智慧服务圈，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社区生活服务、社区治理及公共服务、智能小区等服务。丰富数字生活体验，发展数字家庭。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加快信息无障碍建设，帮助老年人、残疾人等共享数字生活。
在《纲要》第十七章“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中明确指出：要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确保公共数据安全，推进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汇聚融合和深度利用。健全数据资源目录和责任清单制度，提升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功能，深化国家人口、法人、空间地理等基础信息资源共享利用。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安全有序开放，探索将公共数据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统一的国家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和开发利用端口，优先推动企业登记监管、卫生、交通、气象等高价值数据集向社会开放。开展政府数据授权运营试点，鼓励第三方深化对公共数据的挖掘利用。
第二，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加大政务信息化建设统筹力度，健全政务信息化项目清单，持续深化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布局建设执政能力、依法治国、经济治理、市场监管、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重大信息系统，提升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完善国家电子政务网络，集约建设政务云平台和数据中心体系，推进政务信息系统云迁移。加强政务信息化建设快速迭代，增强政务信息系统快速部署能力和弹性扩展能力。
第三，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全面推进政府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数字化及智能化。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数字技术辅助政府决策机制，提高基于高频大数据精准动态监测预测预警水平。强化数字技术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运用，全面提升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在《纲要》第十八章“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放管并重，促进发展与规范管理相统一，构建数字规则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第一，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统筹数据开发利用、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建立健全数据产权交易和行业自律机制，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和市场主体，发展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加强涉及国家利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数据保护，加快推进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基础性立法，强化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完善适用于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加强数据安全评估，推动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
第二，营造规范有序的政策环境。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健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和新个体经济管理规范，清理不合理的行政许可、资质资格事项，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依法依规加强互联网平台经济监管，明确平台企业定位和监管规则，完善垄断认定法律规范，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探索建立无人驾驶、在线医疗、金融科技、智能配送等监管框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健全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
第三，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健全国家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制度标准，加强重要领域数据资源、重要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保障。建立健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体系，提升安全防护和维护政治安全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审查。加强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跨领域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提升网络安全威胁发现、监测预警、应急指挥、攻击溯源能力。加强网络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加快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创新，提升网络安全产业综合竞争力。加强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
第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进网络空间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以联合国为主渠道、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原则制定数字和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网络基础设施和资源治理机制。积极参与数据安全、数字货币、数字税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推动全球网络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建设，构建保护数据要素、处置网络安全事件、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设备、服务等数字援助，使各国共享数字时代红利。积极推进网络文化交流互鉴。
总结《纲要》中关于第五篇“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的内容可以得到表2-1所示的基本内容概览框架。
表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容概要
《纲要》中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方位论述，不仅对国有企业如何在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全面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战略转型和业务的开拓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也必将为国有企业自身做好数字化转型提供理念、技术、模式、场景等全方位的资源支撑。
可以说，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全方位数字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共生共荣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必须充分考虑如何与上述经济的数字化、政府的数字化、社会的数字化以及生态的数字化有机融合，才能使数字化转型工作卓有成效，为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事业贡献力量，进而有效地带动国家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对未来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的全方位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最为重要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对整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进行了战略部署，同时也对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的目标和方向进行了指引。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是为了更好地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赋能科技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2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中强调，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在《纲要》的基础上，2022年1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总体要求和具体要点。
2022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部分作了新的总结和阐述，明确提出要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报告》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2022年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并将其列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系统的战略高度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进一步阐明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报告》将数字经济发展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大企业创新激励力度、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等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共同提出，一方面阐释了发展数字经济在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重要驱动力量；另一方面进一步突出了数字经济发展在场景应用、技术引导、资源调配、模式创新和价值挖掘等若干方面对实现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底座支撑作用。同时，《报告》明确提出了发展数字经济的若干重要着力点。这些着力点涵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四大重要领域，即数字经济的整体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场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关键技术创新、数字要素价值挖掘和综合赋能。这四个领域全面、系统地涵盖了当前以及今后一定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要的价值创新领域，而且都是和国家战略紧密关联的。
《报告》中所提出的发展数字经济的若干重要着力点，对于促进我国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比如，在数字产业化发展方面，有所侧重地明确提出了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这将进一步引导资源的脱虚向实，向着有利于国家战略的核心技术领域发力。另外，《报告》中所提出发展数字经济的若干重要着力点，虽然涵盖四个不同层面的重要领域，但其系统性和关联性强，相互促进，不可或缺。同时，进一步突出了赋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若干重要方面，而这些方面不仅是对国家战略中某些具体内容（如乡村振兴战略、新基建战略等）的有力支撑，其本身也是这些具体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近些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稳步推进，对数字经济创新实践和成果的不断总结，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逐渐由浅及深、点面结合，在稳步推进中把握关键、攻坚克难，实现我国数字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有效助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
2022年5月17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委员们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大国地位稳固，未来发展前景广阔。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挖掘工业互联网发展潜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会议并指出，要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研究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具体措施；增加政府直接投入，提高全民族数字化素质，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在此之前，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指出，要系统性布局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历史性绘制数据要素发展的长远蓝图。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把握一条主线：坚持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这一主线，以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为目标。
二是构建四个制度：①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②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从规则、市场、生态、跨境等四个方面构建适应我国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③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阶段，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向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创造者合理倾斜，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阶段，重点关注公共利益和相对弱势群体，防止和依法规制资本在数据领域无序扩张形成市场垄断等各类风险挑战；④建立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
三是推进四项措施：①加强党对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工作的全面领导；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大做强数据要素型企业；③积极鼓励试验探索，支持浙江等地区和有条件的行业、企业先行先试；④稳步推进制度建设，逐步完善数据产权界定、数据流通和交易等主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政策及标准。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首先必须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研究制定推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农业、工业、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支持数字企业发展壮大，健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机制，发挥“绿灯”投资案例引导作用，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对未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总体战略部署，涵盖了各行各业以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图2-2所示。
除了在制度建设层面上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国家在机构改革上也在不断探索新的方案。2023年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中提出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面新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国家数据局的建立代表着国家层面上对于数字资源的整合管理，或将从宏观层面和制度层面，改变过去数据领域的多头管理现象和碎片化管理的问题，不仅有助于尽快构建统一的数据要素大市场，更有助于市场化的运营，并且为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提供政策依据。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家数据局的组建有望加快数据驱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一是对于数据资产管理的进一步明确将能够为国有企业提供更多商业机会；二是较高层面的标准及监管要求将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数据治理意识，从而建立良好的数据生态。
图2-2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可以看出，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是大势所趋，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企改革也经历了以“放权让利”和“经营承包制”为代表的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时期（1978—1992年）、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时期（1993—2002年）和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时期（2003—2013年），当下正处在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时期。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的总体素质得到提升，广大职工也付出了不懈努力。但国有企业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待完善，国有资本运行效率需进一步提高；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突出，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一些企业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不落实、作用被弱化。面向未来，国有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在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这要求国有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决策，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和做大。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以“1+N”政策为主体的全面改革政策体系，并通过“四项改革”、“十项试点”、“双百行动”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等行动方案进行探索和细化。随着2022年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圆满落地，国企的新一轮深化改革被提上日程并积极推进。
以下对国企改革的主要政策和内容进行阐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一系列国企改革任务，国务院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国企改革相关事宜。2015年起，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了22个配套文件，形成了“1+N”政策体系，形成了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的大框架，明晰了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主要思路：
一是分类推进改革，明确公益类、商业类国企的类别划分方式，区别对待、分类推进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改革；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三是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国资监管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改革授权经营体制，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四是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国有资本“引进来”和“走出去”，允许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五是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以及严格追究责任；六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七是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条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形成鼓励改革创新的氛围。
国企“1+N”改革政策体系分类如表3-1所示。
表3-1 国企“1+N”改革政策体系分类
2014年7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在其所监管的中央企业开展“四项改革”试点工作，标志着央企层面的改革工作正式展开。根据试点工作需要，国资委选择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和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央企作为改革试点企业。
依照国资委的部署，六家试点央企所进行的改革试点内容并不相同。“四项改革”即四项主要改革内容，具体来说如下：
首先，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主要是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体制模式。一是通过探索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关系，研究国资委如何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二是探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如何有效服务国家战略目标，调整优化投资方向和重点，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和效益。
其次，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一是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有效制衡、平等保护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三是探索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四是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五是探索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有效监管机制；六是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机制。
再次，在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主要是探索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国资委与董事会的职责权限，将国资委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和董事会自主决策有机结合，试点企业董事会将在国资委的指导下，完善各项制度，开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权试点工作。
最后，在国资委管理主要负责人的中央企业中选择2～3家开展派驻纪检组试点，主要是探索对国企负责人重点监督的纪检监察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要强化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增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加强对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系统领导，推动中央企业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开展试点工作，进一步推动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提供重要保障。
为抓好试点工作，国资委专门成立了4个专项小组。由国资委改革局、产权局、改组局和国资委纪委具体负责，分管委领导担任专项小组组长。开展“四项改革”试点，是国资委和中央企业一起结合实际，深入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共同探索改革实践的具体举措，不是搞“盆景”，也不是搞政策“洼地”，目的是要试出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
其目的和意义重大，一是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体制模式；二是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有效路径；三是探索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机制；四是探索对国有企业负责人重点监督的纪检监察方式。
开展“四项改革”试点主要坚持的原则如下：一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先行先试相结合。在加强对各项政策系统研究的同时，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完善政策，使顶层设计和试点工作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二是坚持市场化方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企业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改革主体作用。强化问题导向，着力解决不适应、不符合市场化要求的重点难点问题。三是坚持大胆探索与坚守底线相结合。以敢闯敢试、敢走新路的勇气，主动作为，勇于实践。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守改革底线，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四是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把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作为贯穿“四项改革”试点的主线，加强试点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同时，改革工作中要体现不同试点差异化、个性化特征，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探索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各项试点能率先突破的就不等不停、先行先试。
此外，具体的实施步骤为：一是统一领导、分工负责。试点工作在国资委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国资委改革领导小组统一组织，成立四个专项小组分别负责组织实施、协调推进和试点企业的指导服务。二是因企制宜、一企一策。由企业提出试点方案，牵头厅局与试点企业进行对接，确保可操作、能落实、有突破、出经验。对企业的方案经专项小组研究后，提交国资委改革领导小组审议，成熟一个、审议一个、实施一个。三是加强指导、大胆实践。结合简政放权，对取消或下放的审批事项，率先在试点企业落实到位。对试点需要解决的政策性问题，从有利于改革的角度研究解决，在不越法律法规“红线”、不碰国有资产流失“底线”的前提下，多开“绿灯”、少踩刹车。四是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注意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从中提炼出可以指导全国相关改革的可操作办法和制度性安排，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文件，具备条件的及早出台。五是梯次展开、逐步推广。及时把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试点，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及时把试点的好做法、好经验推广出去，更好发挥试点的示范带动作用。
这“四项改革”清晰地勾勒出了我国未来国资国企改革的路线图，即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以及在国资委管理主要负责人的中央企业中派驻纪检组。
随着国企改革全面增速，央企推进第二批试点的时机逐渐成熟。2016年7月，国务院研究决定开展“十项改革试点”，“以点带面、以点串线”，形成经验和复制推广。“十项试点”即十个主要试点内容，相较于“四项改革试点”来说，“十项改革试点”内容更加具体，针对性更强，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从央企层面扩展到地方国企，部分重要领域也启动试点。此次“十项试点”还包括了探索国企集团整体上市、多类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多个试点。主要内容如下：
（1）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国资委将向试点企业董事会授予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薪酬管理、工资总额备案制管理和重大财务事项管理等6项职权，通过试点有效调动董事会积极性，促进董事会作用的发挥。
（2）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试点将落实董事会在经理层成员选聘、业绩考核、薪酬分配等方面的职权；界定国资监管机构、企业董事会、企业党组织在经营管理者选聘和管理工作中的职责等。试点工作将采取公开遴选、竞聘上岗、人才中介机构推荐等市场化方式，在各级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直接监管的国有独资、控股的一级企业进行，国资委和各省市将分别选择3～5户企业进行试点。
（3）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在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基础上，探索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的单位中，优先选择2～3家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商业类企业作为试点，同时鼓励央企选择部分条件成熟的二级或三级公司开展试点。
（4）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试点。完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薪酬管理制度。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全面形成与国有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和业绩考核评价办法。
（5）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国资委将选择3～5家国有企业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推进诚通集团、国新公司改组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探索完善的国有资产监管方式，探索有效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模式，探索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机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和资本整合等，投资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支柱性产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等方式，投资、持有和运营国有股权。
（6）中央企业兼并重组试点。国资委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探索在中央企业之间集中优势资源，实施专业化重组、组建股份制公司的有效做法，减少重复投资和同质化发展。坚持成熟一户、推进一户。
（7）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将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多元化投资，形成有利于参与市场竞争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8）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试点主要探索在什么样的企业实行员工持股、以什么样的方式实行员工持股、员工怎样转股退股等，确保员工持股公开透明，防止利益输送。
（9）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计划在中央企业围绕董事会信息披露、财务信息公开等方面开展试点，指导地方国资委选择若干重点企业试点。国资委将建设统一的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平台，为中央企业信息公开提供支持，为社会公众查阅信息提供服务。试点旨在促进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企业管理，健全国资监管体系，打造“阳光国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10）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目前，国有企业仍存在大量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计划选择2～3户中央企业整体推进所办教育机构深化改革试点，选择2～3个城市开展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试点。
2018年3月，国资委发布《关于开展“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企业遴选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选取百家央企子公司和百家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在2018—2020年实施“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共计404家央企子公司及地方国企入选，其中央企系统企业有近200家，地方国企有200多家，涉上市公司111家。2018年8月，《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发布实施。
2014年国企改革启动的“四项改革试点”和2016年启动的“十项改革试点”都是单项试点，本次的“双百行动”不再是搞单项试点，而是在前期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推动全面综合性改革，而且入选的地方国企占一半以上，表明国企改革试点范围正在扩大，由中央向地方全面铺开。相较于前几次改革试点，本次“双百行动”具有级别高、数量多、范围广的特点。
“双百企业”遴选标准有以下三条：
（1）选择的国有企业要有较强代表性。推荐企业主营业务突出，资产具有一定规模，在行业发展中具有较强影响力，原则上应当是利润中心，而非成本费用中心。
（2）企业要有较大发展潜力。推荐国有企业可以是深化改革与经营发展形势较好的核心骨干企业，可以是面临激烈竞争，亟须通过改革提高效率、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也可以是暂时处于困难阶段，但有计划、有信心通过改革实现脱困发展的企业。
（3）企业要有较强改革意愿。推荐企业主要负责人及业务部门能充分理解掌握国企改革精神，能敢为人先、勇于探索、攻坚克难，能在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的特点：纳入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名单的企业有三个特点：一是上市公司，试点内容主要集中在混改、员工持股等。二是此前做得较好的试点企业，比如“十项改革试点”等企业也进入“双百行动”名单。从此前的单项试点转向“一企一策”制定综合改革试点。三是经营困难企业。这类企业的试点主要集中在如何摆脱困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的基本原则：坚持问题导向，弥补不足。要认清和抓住“双百企业”的短板和弱项，从问题出发，准确、持续地发力，通过打破改革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切实解决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确保改革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1）坚持探索创新，综合施策。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双百企业”大胆探索改革创新思路和方法，全面落实“双百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政策要求，大力推广各项改革试点的经验和成果。
（2）要依法合规，一企一策。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充分考虑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功能，以及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竞争水平，并制定和实施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的综合性改革方案。
（3）坚持全过程指导，争取实效。加强从制定完善方案到组织实施方案全过程的指导，建立信息化工作平台，及时发现并推动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形成政策—实践—政策的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相关资料统计显示，2018年1月至7月上市的国有企业共发生重组事项580件、股权转让120件。进入下半年后明显加速，2018年7月单月A股国企发生重组192件、股权转让38件，均接近当年以来案例数的1/3。其中，化工、机械设备、地产、汽车、电力、交运等板块上市国企股权转让及重组实施案例较多。“双百行动”将使得改革由点向面全面铺开，2018年下半年试点进一步扩大并向纵深发展，更多地方国企加入试点行列，资本市场投资运作迎来高潮。
“科改行动”和“双百行动”是国资国企改革中的两大专项行动，自启动以来成果颇丰。2023年5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同日召开了两大专项行动的扩围深化现场推进会，围绕补短板、强弱项，对下一步改革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
“科改行动”自2020年开始实施，支持和引导国有科技型企业在市场化改革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上取得新突破；“双百行动”于2018年启动，选取百余户中央企业子企业和百余户地方国有骨干企业，注重发挥基层改革创新“尖兵”作用，鼓励基层主动探索创新推进综合改革。
两大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成果显著。其中，“科改行动”坚持市场化改革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双轮驱动”，聚焦治理、用人、激励“三大机制”，加快健全有利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2022年，“科改企业”研发总投入达1582.4亿元。近三年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均超过14%，2022年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达17.7%，高于2021年科创板上市公司和中央企业平均水平，形成了科研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在体制创新加持下，多家企业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取得重要成果。
“双百行动”中则涌现出一批经营机制灵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的“改革尖兵”，探索出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和改革模式。在推进股权多元化方面，30.8%的“双百企业”有序实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些已经成功上市，截至2022年底“双百企业”中292户为上市公司，有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截至2022年底，93.5%的“双百企业”实现了工资总额增幅与效益基本匹配，激励约束机制业绩导向鲜明，2022年“双百企业”本级及各层级子企业管理人员收入差距倍数达到2.74倍；在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双百企业”实现了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含职业经理人制度）100%覆盖，并且严格全员绩效考核的刚性兑现和刚性退出，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对于“科改行动”的再部署，要准确把握深化“科改行动”的几个重点问题，补短板、锻长板。一是更大力度打造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聚合优化资源抢占新赛道。具备条件的“科改企业”要更加突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强基础性、紧迫性、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研究，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突破“卡脖子”问题。二是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能，更加注重“投入产出两手抓”，以精准化考核促进投入产出效能提升，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畅通成果转化和应用渠道。三是全面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更大力度强化创新激励。四是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对于“双百行动”的再部署，要围绕优化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的目标，针对目前改革中的短板弱项，重点在以下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一是在推动公司治理各项要求精准落地上走在前、作表率。着力提高前置清单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更好推动集团公司授权放权与分批分类落实董事会职权有机衔接，下大力气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
二是在聚焦主业实业推进专业化整合上走在前、作表率。坚持突出主责主业，坚守实体经济根基，坚决防止“多层”“多元”“多债”。
三是在推动机制类改革任务更广更深覆盖上走在前、作表率。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新型经营责任制，更大力度推进中长期激励，积极推进上市优化股权结构。
四是在提高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上走在前、作表率。切实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强化考核引导作用，突出精益运营和精益管理。
在对两大专项改革行动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的同时，国务院国资委也对示范企业名单进行了扩容和调整。“双百企业”的队伍增加了新鲜血液，从449户扩充至580户，这同时也对进一步深化“双百行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双百企业”是落实改革政策的“最后一公里”，要做推动改革落实落地、将改革成效转化为生产力的先锋，通过召开专题培训会、政策宣贯会等多种方式，进一步确保政策直达基层。鼓励“双百企业”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深化创新实践，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推进。
“科改企业”则是从439户扩充至672户。其中不少都是承担本企业、本地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等重任的主力军。“科改企业”的定位是国有科技型企业中的样板和尖兵，因此必须按照好上更好、优中更优的高标准来严要求。突出引领示范，强化考核评估。
未来，各中央企业、各地国资委要用好考核评估指挥棒，对工作力度弱、进展滞后的企业该通报的通报、该督办的督办，该与经营业绩考核等联动的联动；对改革创新力度大、举措实、效果好的标杆企业，要采用多种方式总结推广经验，促进形成争先创优和比学赶超的良性竞争机制，有效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对深化国企改革进行了新的部署。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内容如下：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是未来三年落实国有企业改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的具体施工图，是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的。做好这项工作，对做强、做优和做大国有经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效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国资委将坚定不移狠抓国企改革的责任落实、重点举措、典型示范，切实提升改革综合成效，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主要考虑三方面问题：一是把党的十九大对国资国企改革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落实到三年行动中去；二是把近年来“1+N”改革政策进一步落实落地，没有落实到位的要在三年行动里加快落实落地；三是把近几年在“十项改革试点”“双百行动”等改革试点示范工程中基层所创造的经验，推广到下一步的国企改革过程中。
通过实施改革三年行动，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上取得明显成效，在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上取得明显成效，在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上取得明显成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第一，国有企业要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首先必须发挥经济功能，创造市场价值，更好为党和人民服务。要加强党的领导，落实董事会职权，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二，国有企业要在创新引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创新决定命运，硬实力畅通大循环。要以创新为突破口，进行大胆充分的激励，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引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有更大作为。
第三，国有企业要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上发挥引领作用。国有企业要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发挥带动作用和重要影响力。根据不同行业集中度要求，推动形成比较好的市场结构。国企民企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中央企业要坚决压缩管理层级，防控好各类风险。
第四，国有企业要在保障社会民生和应对重大挑战等方面发挥特殊保障作用。要推动国有资本在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做好制度安排。对国有企业承担公益类业务，要进行分类核算和分类考核，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
第五，国有企业要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让国有企业真正起到抵御宏观风险的托底作用。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主要内容和原则如下：
第一，要突出抓好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中央企业党委（党组）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结合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企业实际制定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厘清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董事会要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全面依法落实董事会各项法定权力；经理层要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全面建立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经理层经营管理作用。开展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管理提升行动，推进管理流程再造，优化资源配置。
第二，要突出抓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围绕服务国家战略，聚焦主业主责发展实体经济，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在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等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支持中央企业带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有更大作为。巩固“压减”工作成果，加快剥离非主营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深入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2020年，基本完成厂办大集体改革，完成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主体工作，确保2022年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收官。
第三，要突出抓好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牢牢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坚持“三因三宜三不”原则，积极稳妥，务求改革实效。重点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出资企业和商业一类子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不同企业功能定位，合理设计和调整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集团公司要对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更加市场化的差异化管控，推动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要加强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全过程的监督，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四，要突出抓好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
强化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切实维护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大力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具备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商业类子企业，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原则，加快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全面推进用工市场化，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推动薪酬分配向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和一线岗位倾斜。灵活开展多种方式的中长期激励，充分用好已有明确政策，并支持探索超额利润分享机制、骨干员工跟投机制，实施更加多样、更加符合市场规律和企业实际的激励方式。
第五，要加快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体制。
国资委将进一步深化职能转变，更加注重出资关系，更加注重国有资本整体功能，更加注重事中事后、分层分类，更加注重提高质量效益，把监管重点聚焦到管好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上来。优化管资本的方式手段，对不同功能定位、行业领域、发展阶段的企业，实行差异化的分类考核、分类监管、分类授权放权。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授权经营、结构调整、资本运营、激发所出资企业活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第六，要突出抓好“双百行动”等工程。
充分发挥专项工程的示范引领和突破带动作用，扎实推进改革措施的综合运用和系统集成，凡是要求面上企业做到的，纳入有关试点和专项工程的企业要成为样板、率先实现。
第七，要突出抓好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加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指导。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家高度信任、充分授权，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企业领导人员，给予更大力度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同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切实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总之，国企改革政策的不断出台和改革举措的不断推出，对于做好新时代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也指明了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方向。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之后，面对蓬勃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更好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推进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是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以党的二十大召开为标志，国资国企改革进入新一轮的改革周期，2022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资国企改革进行新的部署。一方面是将“企业核心竞争力”赋予到国资国企改革中，提出国资国企不仅追求市场竞争力，还要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完成国家战略任务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是要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
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2023年国资国企改革工作需要聚焦七大方面：一是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稳增长，发挥带动作用，服务国家发展；二是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入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三是加大国企科技创新工作力度，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四是加快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极承担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五是抓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化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六是增强国有资产监管效能，不断巩固完善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监督工作体系；七是坚决有力抓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2023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总的来说，数字化转型是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方向。未来将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推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除了本书第2章提到的国家对数字经济发展所提出的重要规划和部署之外，近年来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部署和具体举措都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021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这已是“数字经济”第四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面对政策红利、产业转型和经济转型三大机遇，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此背景下，多方正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持续完善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体系。
“十二五”时期，国家便高度重视大数据开发应用，先后出台多个文件强调加快数据强国建设。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要求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政府信息公开、数据开放为抓手，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同年8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就全面推进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提出主要任务。“十三五”规划也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大力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广东佛山、辽宁沈阳、四川成都等多地相继成立大数据管理局，由政府牵头，统筹公共数据开放，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大数据战略，引导和推动大数据研究和应用工作。北京、上海、武汉、浙江等地还推出政府信息资源开放平台，面向社会开放政府数据，促进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贵阳成立大数据交易所，面向全国提供完善的数据交易、结算、交付、安全保障、数据资产管理和融资等综合配套服务。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政府数据开放进程加快，将有更多省市设立大数据管理机构，建设数据开放平台，研究制定大数据战略落地实施政策，为政府数据有效流动提供有力支撑，大数据应用将逐步深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发布。《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确立了创新在“十四五”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此基础上，《纲要》还将数字经济部分单列一篇，明确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同时，《纲要》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新经济指标，并明确要求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由2020年的7.8%提升至10%。
2021年3月，国新办举行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负责人指出，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内容，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顶层设计；二是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三是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四是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入融合；五是加强引导区域试点示范；六是营造规范有序的政策环境。
为了保障数字经济的顺利发展，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统计标准，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该分类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同时将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确定为：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个大类。该文件的出台为我国数字经济核算提供了统一可比的统计标准、口径和范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发展状况，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布局的前期基础，近些年，我国也在积极部署“互联网+”战略，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商务部是第一个落实“互联网+”专项行动计划的部委，提出《“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意图通过推动互联网与流通业双向深度融合，推动流通业实现高端化发展，同时促进改变服务方式，不断释放流通业消费潜力。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互联网行动计划大纲》，设立了12个支撑课题，结合我国能源分布的实际情况，确定我国能源互联网发展方向及发展重点。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包括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11项具体行动。随后，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等，加速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借“互联网+”的力量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支撑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模式创新。
数字化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也是提升持久竞争力的着力点。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对于扩大有效需求、应对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明确“创新投资建设模式”“以应用为导向”等一系列要求，释放了加快“新基建”的信号，为“新基建”的推进指明方向。会议提出，要根据发展需要和产业潜力，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特别提出，创新投资建设模式，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与此同时，以应用为导向，挖掘我国市场规模巨大的潜能，积极拓展新型基础设施应用场景等一系列要求，再次表明“新基建”的推进过程中，要更关注其对推动转型、孕育创新的作用。2020年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先进技术赋能，使传统基础设施融入新要素、具备新功能、呈现新形态，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网、运输服务网、能源网与信息网络融合发展。
同时，各省份也纷纷出台数字经济规划或战略，例如《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浙江省数字赋能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年）》《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0—2025年）》《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广东省培育数字经济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19—2025年）》等。各省份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决策部署，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年上半年，各地方政府（如北京、河北、江西、重庆等）也相继出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数据条例》等，来规范和引导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
如北京市2022年颁布的《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第四十二条指出，本市公共机构应当通过多种形式的场景开放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并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提供测试验证、应用试点和产业孵化的条件。市科技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定期发布应用场景开放清单。鼓励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参照前款规定开放应用场景，借助市场化力量，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和应用水平。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推进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迅猛发展，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轨期。国有企业需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动把握和引领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趋势，引领和带动我国经济在转型变革中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在这一趋势下，我国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力度正在日益增强，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完善。
例如，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十三五”时期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把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应发挥国有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中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提出，坚持两化深度融合，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全面提升智能化水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在随后的几年内，国资委和互联网企业深度接触，鼓励支持中央企业与互联网企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以改革培育新动能、以合作推动新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2018年4月，科技部、国资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践行创新发展新理念、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部署的骨干力量和国家队。推动中央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走创新发展道路，是实现科技创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必然要求。“十三五”期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更加深化，规模实力不断增强，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有效发挥了“顶梁柱”和“压舱石”的作用。同时，我国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2019年中央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9505亿元，同比增长33%，占当年中央企业投资总额的20%，较上年提高4.5个百分点。这些都为新时期国有企业更深层次地做好数字化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成长潜力巨大的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等特征。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把节能环保、信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作为现阶段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9大领域，如图3-1所示。
图3-1 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5月24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会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也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要深刻认识集中力量、加快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资央企积极落实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要深刻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要求，找准主战场、融入主战场、决战主战场，为国资央企加快调整布局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蹚出新路。
中央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在产业布局优化上不断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坚持战略更聚焦、方式更灵活、视野更开放，及时把握产业演化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服务和品牌，加快培育“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企业，尽快形成体系化布局；要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断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加大原创性、引领性技术研发投入，构建以实效为导向的科技创新工作体系，助推创新成果优化完善和迭代升级；要在形成良好产业生态上不断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营造开放合作的良好产业生态，深化与国内外各类所有制企业合作，优化产业协作模式，打造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要在完善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动力的体制机制上不断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市场机制、管理体系、包容机制，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要积极研究出台支持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创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央企业要加强领导、责任落实到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谋划部署，班子成员要各司其职、分工负责，进一步制定方案、明确任务到位，强化力量配备、资源保障到位，加强督导检查、指导推动到位，确保方案可操作、可落地、可评估、可考核，扎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新使命呼唤新作为，历史进入“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国家建设一个重要且基本的组成部分。《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国有企业也需要用数字力量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加快企业改造升级，着力强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产品创新数字化、生产运营智能化、用户服务敏捷化、产业体系生态化，提升企业发展质量效益，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之路，奔向数字经济新时代。
2020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出全面部署。《通知》明确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方向、重点和举措，开启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篇章，积极引导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加快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通知》指出需通过推进产品创新数字化、推进生产运营智能化、推进用户服务敏捷化、推进产业体系生态化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创新，进一步夯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推动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通知》明确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工作：一是要提高认识，深刻理解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二是要加强对标，着力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包括：①建设基础数字技术平台；②建立系统化管理体系；③构建数据治理体系；④提升安全防护水平。三是要把握方向，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创新。包括：①推进产品创新数字化；②推进生产运营智能化；③推进用户服务敏捷化；④推进产业体系生态化。四是要技术赋能，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包括：①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②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③加快发展数字产业。五是要突出重点，打造行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样板。包括：①打造制造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示范；②打造能源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示范；③打造建筑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示范；④打造服务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六是要统筹部署，多措并举确保转型工作顺利实施。包括：①制定数字化转型规划和路线图；②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③做好数字化转型资源保障。
同时，国务院国资委将加强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指导，组织数字化转型线上诊断，开展“一把手谈数字化转型”工作，遴选推广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和解决方案，推进数字化转型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组织数字化转型相关交流研讨，切实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
国有企业是引领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加快数字化转型将加速推进新技术创新、新产品培育、新模式扩散和新业态发展，推动企业更广更深融入并完善全球供给体系，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2021年1月，国资委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为各大国企、央企的数字化转型更加清晰地指明了方向。数据显示，2020年，央企的研发投入强度达2.55%，同比提高了0.3个百分点，其中中央工业企业研发强度达3%。目前，央企在数字化发展等方面，先后设立了多个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承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13个，建设各类创新平台400多个。
会议指出，国资委将把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突破列入央企业绩考核范围。与此同时，为了使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实现发展动力的根本性变革，下一步，国资委还将把中央企业的科研投入在考核当中加回到中央企业的利润，即把科研投入视同利润进行考核。在资本金投入方面，国资委也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大部分投入科技创新方面，进一步加快央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会议还指出，2021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攻坚之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国资委将按照“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的要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打好攻坚战。力争到2021年底完成三年总体改革任务的70%以上，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2021年4月，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以“数字赋能国企，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分论坛在福州举行。会上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国资国企发展全局出发，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生态赋能，更加坚定、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同时提出了三大具体措施：一是坚持整体推进，实施专项行动计划，加快开创数字化转型新局面；二是坚持重点突破，打造试点示范标杆，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新路径；三是坚持生态赋能，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新动能。
2023年4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负责同志在第三届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论坛上指出，要牢牢把握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一根本目标，抓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契机，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推动中央企业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数字中国建设增添成色亮色。下一步，国资委将立足“两个大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国有企业深化统筹部署，强化重点突破，优化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快数字化发展，切实担负起在数字中国建设中的使命责任。
同时，论坛还发布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10大趋势：理念革新，传统管理方式和体系正在革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档加速；素养提升，数字化人才队伍加速建设，激发企业创新动力活力；数据激活，新要素价值体系逐步构建，加速数据资产化进程；场景创新，连点成线、聚线成面，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产业互联，数字化加速融通发展，不断拓展产业协同新生态；同频共振，能源革命与数字革命融合，数字化赋能绿色低碳；数实融合，催生出一批产业驱动的数科公司走上舞台，大大丰富了数字化供给能力；强基赋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规模化应用加快，数字经济底座更加坚实；智能引领，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不断开创数字技术创新新局面；安全护航，网络防护体系强化可信可控，筑牢数字空间安全屏障。
2023年6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题会，对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国有企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国企数字化转型重要意义，加强对标评估、推进试点示范、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合作发展，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全面提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加快世界一流企业建设，更好发挥国企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023年9月28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专题推进会。会议指出，经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各地方、各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总体水平显著跃升，但因基础不同、条件差异，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差距明显。新一轮改革要注重考虑这一实际，在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的同时，因地制宜、因企制宜，不搞“一刀切”。对于新一轮改革，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要深刻认识领会深化提升行动的新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更加注重突出“做强做专”；要区分功能使命性任务和体制机制性任务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路径和方法；既要全面落实、避免遗漏，又要突出重点、凸显自身特色；要更加注重分类改革，鼓励精准化、差异化、个性化改革探索。
会议指出，在开局起步乘势而上的关键阶段，国有企业需全面准确理解把握三方面新要求：一是更加注重突出做强做专。新一轮改革的鲜明导向就是要突出做强做专，绝不盲目求大。二是强化核心功能使命担当。功能使命性任务是这一轮改革的最大亮点。国有企业要急国之所急、应国之所需，尽己所能、服务国家战略，更好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三是积极践行三个属性统一。要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切实履行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更好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指导意见，将数字化发展视为国有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如2021年4月，广州市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广州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基于数字化转型对国资国企改革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核心竞争力提升、监管效能提高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提出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转型主线，以“上云用数赋智”为重点突破口，全力打造“三个一”工程，即打造一个智慧国资系统、一批数字化转型示范项目、一批竞争力强的重点数字化产业和企业，推动国资监管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国有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明显提高，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转型措施。同时，近年来，各地方国企也在加大力度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部署和培训工作。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依靠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集中推进。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将带动全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进而为建设数字中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