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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增速放缓。由表3-15可知，2004—2022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增速从31.46%下降至1.15%。
表3-15 2004—2022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增长率 （%）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计算与整理。
中国服务贸易壁垒在不同行业领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部分服务贸易壁垒偏高
。由表3-16可得，从整体上看，近年来我国会计、快递、广播、电信、法律、电影、录音等服务贸易领域的限制指数偏高（均高于0.5），其中，会计（2022年为0.721）和快递（2022年为0.756）等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最为严格；而在分销、公路货运、建筑设计、工程等领域则相对宽松（均在0.2左右）。
表3-16 2015—2022年中国服务贸易分行业限制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OECD数据计算与整理。
注：物流仓储表示物流仓储及仓库，物流代理表示物流货运代理，物流报关表示物流报关经纪。
从贸易开放的动态趋势看，大部分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呈现稳定或波动上升态势，尤其是在会计、广播服务领域，贸易限制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贸易壁垒越发提高。会计行业的贸易限制指数从2015年的0.661增长至2022年的0.721，广播服务领域的贸易限制指数从2015年的0.612增长至2022年的0.674。而物流货运、海上运输、保险领域的限制指数则稳步降低，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如表3-17所示，将中国与美国、日本各领域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进行对比，可以发现，2022年，我国大部分领域的贸易限制指数均高于美国和日本，尤其是在会计、快递、广播、电信、电影、录音等领域，是美国和日本的2～3倍。这说明相较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我国的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3-17 2022年美中日分行业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OECD数据计算与整理。
注：物流仓储表示物流仓储及仓库，物流代理表示物流货运代理，物流报关表示物流报关经纪。
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由表3-18可知，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远高于美国和日本，是美国和日本的3～6倍，且连续多年居高不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扩大数字服务贸易进口
。
表3-18 2014—2022年各国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OECD数据计算与整理。
从中国各地区服务贸易进口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看，服务贸易进口的地区分布呈现不协调的特点
。如表3-19所示，各地区服务贸易进口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东部地区的变化趋势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相反：东部地区服务贸易进口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比重从2016年的83.4%增长至2022年的88.3%，而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则分别从2016年的12.4%、4.1%下降至2022年的9.2%、2.5%。从地区进口集中度看，服务贸易进口地区分布不均衡的态势逐年加深。2016—2022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地区集中度从0.126逐年增长至0.151，2022年是2016年的1.2倍。
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促进东部地区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服务业就业及营商环境提升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东部地区尤其是技术较为先进的城市将会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从而形成更加开放的环境与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西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开放水平不足等原因，服务贸易发展滞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特点导致其不能沿用东部地区服务贸易发展模式，因此，在未来很长时期内，西部地区在服务业开放水平及服务贸易规模方面可能仍将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
。
表3-19 2016—2022年中国各地区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比重 （%）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计算与整理。
注：进口地区集中度是当年各地区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的平方和。
国际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既是国际贸易摩擦频繁、新冠疫情暴发等的延续和积累，也是数字安全威胁升级、地缘政治冲突的后果。如表3-20所示，2006—2022年，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从62.68波动增长至278.69，2022年是2006年的4.4倍。国际发展环境不确定性提升
，具体表现为：
第一，贸易摩擦不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提升。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出现导致显性和隐性的服务贸易壁垒增加，进而扭曲市场规则，导致国际商品和服务要素跨国流动受阻，从而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全球经济风险。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恐怖主义抬头等因素可能导致资源供应中断，并对服务贸易的供给造成负面冲击。
第三，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各国避险情绪高涨。汇率波动提升、利率变动频繁等可能挫伤消费者对于服务消费的积极性。
表3-20 2006—2022年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中国贸易不确定性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Davis（2016）分享的数据整理与计算。
以美国为例，自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日益加剧，出口管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更新。2018年8月，美国国会颁布了《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正式提出了“新兴和基础技术”（EFT）的概念。该法案第1758节规定，总统应与其他联邦机构负责人互相协调，建立一个定期召开的、持久的机构，以及时识别新兴和基础技术。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在该法案基础上又发布了一份《拟议修法规则制定预先通知》（ANPRM），就识别“新兴技术”的规则征求社会意见
。BIS希望确定各类新兴技术对国家安全的重要程度，从而采取有效的出口限制。2022年10月，BIS又宣布了两条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计算芯片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条例。总体来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华采取的技术方面的制裁日益严苛，给中国技术服务进口、产业稳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