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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生育是一项丰富复杂的综合活动。
人类的生育活动，涉及夫妻情感、社会观念、动物本能、避孕技术、生育政策、生命繁衍以及偶发因素。
然而，避孕套发明之后，人类掌握了生育的“自主可控技术”，尽情享受欢愉的同时，还可以主动选择不生娃，或何时生娃。
所以，避孕套实际上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人口及经济革命。它将人口生育从自然生物的本能领域，推进到社会经济的主动选择领域。如此，人口生育问题的研究变得更为清晰明了，人类更多地遵循成本与效用的经济规律，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
所以，人类生育，已演变为一项类市场行为，受市场规律的支配。
不过，生育却不是一项帕累托最优的交易活动。顾名思义，生育，除了生，还要育。生娃以及教育，都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夫妻双方往往会综合考虑生育的成本、生产的风险以及养育的效用，然后做出避孕、生育、二胎等不同的选择。
最典型的说法是，“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不少夫妻选择不生二胎，推迟生育，甚至晚婚，或都与高房价带来的高养育成本有关。
生二孩后，两房可能要换三房，五人座的车可能要换七人座；夫妻其中一人可能要放弃工作专职带娃，或聘请保姆增加开支；孩子的教育培训、吃穿住行、医疗保险等费用，以及培养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本，都增加不少；儿女长大之后婚嫁、住房等压力，也会倒逼而来。
孩子的出生，给家庭带来温暖、快乐，以及情感寄托；孩子的成长，给父母带来教育的成就感，以及陪伴、分享、见证、参与生命成长的巨大收获。生育是生命、财富、家庭以及责任代际传承的基本保障，既可以降低个人衰老的风险，也能够更好地抵御家庭的不确定性风险。
当然，“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及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生育成本及效用的考量。
所以，生育，终究是一项私人活动。
经济学家担忧人口红利消失，鼓励多生育，但效果依然不明显。并不是这代年轻人不给力，而是生育受经济规律支配，不仅受成本收益函数影响，也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影响。
目前，不少人担心，中国会走向类似于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低生育陷阱。一些人将日本、德国的经济低增长，归咎于低生育以及人口过度老龄化。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是没有意义，而且容易产生误导。
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存在密切联系：随着经济增长，国家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稳定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口出生率只会越来越低，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
由于移民众多，美国的总和生育率
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中比较良性的，但如今创下40年新低，2017年降到1.76，低于2.1的人口均衡生育率，步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出生率都低于2.1，韩国、新加坡只有1.2，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徘徊在低水平。反观尼日尔、南苏丹、乍得、索马里、安哥拉、布隆迪、马里等低收入国家都维持着高生育率。
经济发达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相关关系。
“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说明了高房价或低收入会降低出生率，那么为什么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反而更高，发达国家则要低得多？
如果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在短期内出现严重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居民收入快速下滑，这时生育成本则大幅度上升，家庭的边际收益率和收入预期趋于悲观，生育率则会快速下降。例如，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出生率快速下降到2.17；20世纪70年代滞胀期间，美国生育率受到了抑制。
高房价问题也是同理。房价如果在短期内快速上升，家庭实际收入变相缩水，住房、购房成本则大幅度增加，如此人口生育也会受到抑制。
经济短期内快速上涨也会出现这种人口生育波动。例如，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经济复苏，尤其是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出现了一波婴儿潮。
所以，经济的短期快速上涨或下跌，物价、房价短期波动，与生育率呈正相关。但若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则呈负相关。
为什么？
这个问题只能由边际理论来解释。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收入预期也相对平稳，接近“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这一前提，此时生育则会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特征——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生育率下降。而经济、物价、房价短期波动，改变了“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这一前提，则不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期，为什么家庭收入增加，生育率反而降低呢？
一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
生过二胎的夫妻可能更容易体会什么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我们经常说，“一胎按书养，二胎按猪养”。第一个宝宝出生，父母会比较幸福，各种拍照、各种晒娃，玩具、衣服、纸尿裤、奶粉、推车、早教都慎重选择。
但二胎出生后，老二给父母带来的兴奋感和满足感就大幅度下降。衣服、玩具、推车能用老大的就用老大的，甚至不少还是从二手群里淘来的。即使富裕的家庭，父母对老二投入的金钱、心血以及养育带来的满足感、愉悦感、兴奋感也不如老大。
当然，每个家庭存在差异，如果老大、老二性别不同，或父母对孩子性别偏好不同，育儿效用也会有差异。但总体来说，生得越多，生育的边际效用越递减。若再生几个，边际效用会明显下滑。
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受家庭条件影响。只要技术水平（主要是影响生育相关的革命性技术，下同）保持稳定，随着经济稳定增长，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边际效用都会呈现递减态势。
二是生育机会成本递增。
当收入增加时，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会增加。假如你的月收入为3万元，若要放弃工作、休息或学习的时间去生娃，这个生育的机会成本要大于月收入3万元。收入较低时，生育的机会成本也偏低。
所以，很多职业女性包括部分男性，在职业上升期，即高收入时期，不愿意生娃，或将生育计划推后。
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机会成本递增，反过来又降低了生育的边际效用。很多高收入职业女性，在职场上获得的收入、荣誉、地位、成就感、满足感等综合效用，要大于生育带来的效用。如此，她们就会选择暂时不生育或少生育。
相反，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生育儿女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可能要大于职业带来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多生育、长期带娃，也是一件熬人的事，生育的边际效用会出现明显的递减，即使一些收入不高的妇女最终也可能选择就业，从而减少生育。
如果家庭收入在提高，女性不需要从事职业劳动，或者家有佣人照看孩子，生育率还会降低吗？
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无法摆脱生育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生育率也会下降。主要原因是，女性即使不上班，也会有其他需求，比如说休闲、学习、娱乐等，这些都是生育的机会成本。
《纽约时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育龄人群不生孩子的第一大理由是“想要休闲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休闲带来的效用大于生育。
一边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一边是生育机会成本上升，所以，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生育率会逐渐下降。
美国摆脱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从80年代开始，总和生育率伴随着经济稳定增长而平稳下滑；到90年代，美国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近些年则进一步下降到1.8以下。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育儿观不同，边际效用也就有差异。与亚洲人相比，欧洲人觉得生儿育女可以增添生活乐趣的没那么多。在德国，每4人中只有1人认同“享受有子女的天伦之乐”观点。另外，依靠儿女养老的国家，要比制度性养老国家更倾向于生育。
三是少生优生增加边际效用。
受生育边际效用递减、机会成本递增的驱动，更多父母选择少生子女，转向优生优育。如果经济持续增长，收入预期稳定，少生必然会转向优生优育。
《纽约时报》这项民意调查还显示，美国少生孩子的主要理由有“育儿费用太高”“想给已有的孩子更多时间”“对经济忧心忡忡”“想要更多休闲时间”……
与二孩的投入产出相比，对现有孩子的投入，可能成本更低，效用更高。简单理解就是，花更少的钱，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幸福。养娃的规模效应很低，很难标准化生产、养育，边际成本极高。这些费用如果用在一孩身上，或许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旅行和更好的成长。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多生一个，结果两个都没养好。
近些年，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加，很多家庭没有生育二孩或多生，而是将大量的资金投入现有孩子的培养上。近十年，中国重点学位房价格和教育培训价格猛涨。
我们再来关注低收入者。为什么低收入国家、低收入者愿意生更多孩子？低收入者考虑的标准也是如此，与优生优育相比，他们更愿意多生，因为多生孩子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效用更高。低收入群体，父母大多寄托于养儿女防老，或生育更多的孩子抵御不确定性风险；反过来，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及生活，是一件成本很高，甚至难以企及的事情。
所以，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多生的安全感、满足感就要大于优生优育的。
当然，更多家庭不是绝对的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他们的家庭财富、文化水平一直在动态变化，他们的生育选择也会随之变化。譬如，有时候父母可能觉得对一孩进行投入，效益、效用趋于悲观；也可能通过一孩养育有了经验，希望二孩能够养得更好；也可能是希望两个孩子，相互有个伴，长大有个照应，家庭更加温馨，自己养老更有保障，家庭的总体效用更高。
但是，不管每个家庭出于何种考量，都无法违背生育效用递减规律，生育边际偏好不可能持续递增。所以，短期的高房价、高物价对生育率有抑制作用。从长期来看，经济持续增长，收入稳定增加，生育相关技术未发生变革，生育边际效用呈现递减态势，生育率依然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
在这一过程中，生育选择会从少生转向优生优育，从而推动家庭及国家人力资本的增加。
当下中国，人口红利锐减，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一些经济学家尤为担心，呼吁全面优化生育政策，增加生育人口，尽快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任凭经济学家如何呼吁，出生率依旧低迷。
实际上，无论是节育还是鼓励生育，都是违背“自然法”，也违背经济规律的。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的人口观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变化。在大炼钢铁年代，“人多力量大”，多生一个人，就可以多挖一车煤，多炼一堆钢铁。这属于古典主义人口观。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符合这种人口观。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人口是第一资源，经济增长依靠人口、土地的数量型增长。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大国。
到了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现，人类历史进入了一种简单的重复循环：人口大规模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当人口规模到达一个拐点时，土地、粮食就不够用，人类会面临饥荒、瘟疫、战争。
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增长，土地和粮食呈算术级增长，人口规模超过土地供养极限时，社会就会掉入“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的父亲坚持古典主义人口观，马尔萨斯与其父亲为此经常争论，后来他将这些争论整理成一本书——《人口原理》。他主张通过节育来降低人口数量，以避免灾难。
今天我们知道，马尔萨斯的预言没有成真。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演变基本符合马尔萨斯理论。远古及古代社会，人类的生产力、科技水平长时间徘徊在极低的、几乎恒定不变的水平，人类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因人地矛盾而发生饥荒、抢夺、战争以及瘟疫。几千上万年，人类都没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但是，马尔萨斯时代，英国正在爆发工业革命，但他和当时不少经济学家都没有观察到这一根本性的变化。这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工业技术以及工业制度革命，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上万年来低水平的科技及生产力。
工业革命之后，机械化农具的使用、种子化肥的改进以及农耕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从而带领人类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坚持古典主义人口观，大力鼓励“英雄母亲”生育，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中，生育规模最大的时期为1965年到1970年初。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人口红利，基本上来自这一时期出生的人群。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观发生了逆转，当时节育派采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主张限制人口生育。从1980年到2000年前后，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是，过去几十年，干活的人多，人口红利猛增，降低了制造商品的价格。
如今，这批规模巨大的创造者逐渐退休，青年群体的规模因当年的节育政策而无法跟进，人口红利快速消失。过去干活多、养育少的人口结构，逐渐逆转为干活少、养育多。这种极端转变，给当前的人口繁衍、养老、育儿以及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近几年，政府放开二胎，鼓励生育。一批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希望全面优化生育政策，解决劳动力危机。全面优化生育政策固然必要，而且迫不及待，但为什么放开二胎后，生育率依然如此低迷，甚至还快速下降？
过去，中国人口增长率时而狂涨，时而急刹车，人口结构不合理在当前阶段尤为凸显。接下来，我们需要尽快全面优化人口生育政策，尽量解决人口结构性失衡问题，降低“未富先老”的冲击。2021年，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许多城市跟进，出现了诸多鼓励生育的政策。需要关注的是，如果过度干预生育，或者干预手段不当，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反因违背经济规律而造成另一种危害。
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技术水平恒定，社会经济呈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例如，一亩地中，无论增加多少百人、万人，这亩地的边际收益率也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简单理解，人口增加，人均产值在下降，人均负担却在增加。
如今，我们的担心，与马尔萨斯当年的担心是一样的。我们担心人口老龄化，担心劳动力减少、养老规模增加，即人均产值下降，人均负担增加。马尔萨斯最大的失误是，他没有观察到当时发生在他身边的工业革命，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力量。实际上，马尔萨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很难发现技术进步的力量。在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下，技术只是一个外生变量，常被假定为不变，经济则按照市场机制配置各种资源，并达成均衡，否定规模报酬递增。古典主义最大的优点是帮助我们从宏观上认识经济世界的关联性，但是它最大的弱点是无法解答因果性。简单来说，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古典主义都回答不出来。
所以，马尔萨斯等不知道经济为什么会增长，他们只看到数量型增长，而忽视了技术进步，自然就无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我们现在对人口的关注点，也更多地停留在数量型上，也就是“人口红利”，而忽视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人口老龄化，人口生育率下降，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如果盲目采用政策来改变，则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过度鼓励生育后，人们享受了人口红利；未来，也将会承受人口结构性失衡的压力。
如果政策不干预，人口陷入负增长的国家不会消亡吗？人类不会灭绝吗？人口不断下降，经济衰退怎么办？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人口生育需要政策干预，但不能直接干预。其次，生育问题应该遵循经济规律，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解决。最后，人力资本取代人口红利，成为生育问题、劳动力问题及经济增长问题的解决方案。
到目前为止，人类发现最好的资源配置手段依然是市场。人类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都是由技术进步来解决的。自从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之后，经济由原来的数量型增长转变为指数型增长，而指数型增长来自技术和知识革新。
根据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每当经济进入衰退时，企业家都会努力创新，寻求突破，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知识，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促进经济复苏，重新建立动态均衡。
实际上，人类发展、经济增长、技术进步都是倒逼的。当人口数量下降时，如果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经济逐渐下滑，收入逐渐降低，人均产值则会下降，边际收益递减，人类则会面临当年马尔萨斯所预言的危险境况。
但是，人类在面临这种压力时，会努力革新技术，提高人均产值，促进经济增长，从而避免“马尔萨斯陷阱”。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之前边际收益递减的条件，将边际收益曲线右移，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勾勒一条递减曲线；当边际收益递减到一定程度时，技术又会实现新突破，然后又将这条曲线右移，建立更高收益水平的曲线。
如此，反反复复，动态平衡。经济和收入在一波波技术革新推动下浪潮式前进，实现规模报酬递增。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与边际收益递增的有机结合。
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但这是我们必须承受也必须忍受的。从短期来看，生育率降低拉低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速或许下降，但人均产值反而可能会增加。
如果人为过度、直接干预生育会造成什么后果？
举个例子，当经济进入正常的周期性衰退时（非经济危机、大萧条），如果一家企业因盲目扩张而导致资金链断裂，此时央行能够提供足够贷款帮助其渡过难关，那么这将产生道德风险，破坏市场竞争，最终不利于这家企业技术进步及持续经营。
如今长三角、珠三角企业面临用工短缺，企业用工成本在上升，经营压力也在增加。此时，老板一般都在努力想办法来降低成本，比如改进流水线技术，采用智能流水线，降低用工数量，或者使用成本更低、技术更好的材料等，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但是，假如通过某种生育政策，劳动力又变得富余了，那么工厂则不会选择技术革新，而继续使用廉价劳动力。
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先进技术，正是在生育率下降、劳动力价格上升、持续工人运动以及工会斗争的综合因素影响下不断推动、不断革新的。
所以，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一些痛苦是必须承受的，波浪式地忍受痛苦和享受喜悦，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技术进步，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负增长，人类不会灭亡吗？
按照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口会持续减少，但是人类不会因此灭亡。为什么？
所有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如果与生育有关的技术进步，原有的生育边际递减规律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边际曲线会右移，人口会在更高生育水平上重新建立生育效用递减曲线。
如何理解？
当影响生育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或发生了技术变革时，人口生育率会提高，人口生育规模也会增加。当这一技术稳定时，生育率又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递减。
例如，试管婴儿技术、无痛分娩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女性生产的机会成本，提高了生育边际效用。当然，目前影响生育的相关技术还没出现革命性的进步，这种技术“微创新”还无法阻止人口生育率下滑。但未来基因技术、试管婴儿技术以及其他医疗技术出现颠覆性创新时，人口规模以及人力资本，会在市场的调节下重新回到相对合适的位置。
300多年来，市场机制受到一次次的挑战和质疑，也暴露出非常多的缺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依旧是最具效率的机制。不过，对于生育问题，我们依然要保持谨慎，因为这个问题关系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受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影响，在生育相关技术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人们会减少生育数量，然后选择优生优育，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这种经济规律，实际上推动了市场要素从劳动人口向人力资本转型。一边是人口数量减少，一边是人力资本提高。
人力资本的提高，促进了技术进步；技术的进步，又推动了生育效用曲线右移，促进人口增加。因此，人类不会因此灭亡。人们会在技术的革新浪潮中，反复地通过边际效用及成本理论，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之间一次次建立新的平衡。
这实际上是微观层面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经济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指数型增长转变。具体到个人，就是你按什么标准考虑生娃的问题。
一提到市场，我们不能陷入绝对化思维的误区，认为应该完全把人类的命运交给市场。市场虽具效率，但也会犯错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派不再纠结于“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争论。布坎南、哈耶克、阿罗、波斯纳、科斯等经济学家共同找到了一个方向，并形成了共识，即通过确立制度来共同管理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
所以，任何经济领域以及市场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有效的监督。在这一框架下，政府采取合理的干预行为，不违背经济规律，提供更好的公共福利。
我们回到生育问题。那么生育该如何干预呢？
全面优化生育政策，将生育问题交给市场来选择，不直接干预生育，不违背经济规律。
目前，各大城市通过抢人口的方式来解决老龄化和人口不足的问题，但这显然是一种零和博弈。全面优化生育政策、重视生育问题更为重要。
过去的生育政策带来人口结构的失衡，使目前老龄化加速，而年轻劳动力则相对紧缺。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生育率下降，而是“未富先老”。
如果人口生育率下降，是自然下降，是受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趋势的影响，那么这并不可怕，因为技术的革新、市场的调节，可以促进人口恢复均衡。但是，过度的人为干预，出现“未富先老”，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在短期内难以调节回来。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短期内的做法是，过去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红利，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如今，有必要做好跨期调节，优化财富分配、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降低这一代年轻人的养老压力；大力完善幼儿、基础教育，提供更多的公共医疗服务，大幅度降低生育、养育儿女的成本。
另外，受惠于过去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房地产蓬勃发展对拉动经济飞速增长贡献了重要的力量，但也给如今的家庭带来极高的生育成本。政府有必要做好转移支付，提供更多福利房，降低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
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生育问题，可能需要用过去人口红利创造的财富来解决，尽可能地熨平这一大褶皱，缓解市场扭曲程度。
长期来看，如果生育相关技术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的。最危险的一种情况是，生育率已经大幅下调，老龄化负担成本不但抬高，而且经济并没有跨入技术迭代带来的新周期。
所以，只有短期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才能相对平稳地过渡到低生育时代。中国的生育问题，与社会福利问题息息相关。
长期来看，政府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科学的水平，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革新，推动中国的生育边际曲线右移，使人口规模及人力资本在更高的水平上寻找到动态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