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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隔三岔五成为大众争论点。
有人说，中国早已禁止买卖婚姻，彩礼是一种涉及金钱交易的婚姻陋习，是对女性的婚姻歧视。也有人说，彩礼是一种礼节，是中国婚姻文化传承的礼仪。还有人说，天价彩礼是一种通胀现象。
婚姻，是一种抗风险制度。
无论是原始族群、农耕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到了一定年龄大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结婚。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东方人，到了适婚年龄也会考虑走入婚姻的殿堂。
这是为什么？
是生理驱动，还是一种经济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婚姻是一种经济行为。既然是经济行为，就包括收益、成本与风险等因素。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会面临一定的风险，既有繁衍的风险，也有经济的风险，还有生存的风险，而人类对抗风险的一个共同路径是集体行动，形成具有效率的组织，比如原始族群、宗族氏族、城邦联盟、宗教团体、现代国家、企业组织等。这些组织能够对抗经济与生存的风险，但是无法解决繁衍问题。繁衍，需要两性共同合作、共同行动，于是就有了婚姻制度，在婚姻制度上形成家庭组织，这也是养育孩子的最优组织。
人类历史上存在不同的婚姻制度，但目的都是对抗风险。原始族群采用群婚制度，即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集体通婚。这种婚姻制度虽然没有形成家庭组织，但可以避免滥交和乱伦导致族群灭绝。
农耕社会普遍采用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而且有一整套婚姻制度来控制风险。多妾是男权社会保持多生育的不平等制度，降低适婚年龄、提早生育是为了更快繁衍后代。
家庭，是农耕社会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当时成家立业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建立一个经济组织来提高产出效率。家庭人口增加，也就是劳动数量增加，家庭通过有计划的管理和男女分工来提高生产效率，最后通过繁衍后代来拓展投资预期和跨代际投资。
进入现代社会，自由恋爱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恋爱、结婚与离婚都成为个人的自由，虽然自由婚姻比传统婚姻的风险更大，但效率却更高。不过，随着科技与制度持续进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的经济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家庭不再是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组织。经济越独立的人越不急于结婚，因为他们在企业组织中可以获得足够的经济保障。结婚年龄不断往后推移，晚婚、不婚的群体在扩大。
现代社会，婚姻对抗风险的作用越来越弱，似乎只剩下繁衍后代的功能。考虑到生育成本、结婚成本，很多人选择不婚或不生、少生，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逐渐失去了经济效率与社会竞争力。正如当企业经营遇到风险时，你希望引入投资人来共同抵抗风险。但是，引入投资人也是有风险的。你不知道哪个投资人是合适的，投入多少资金适合，你需要让出多少股权和决策权，等等。所以，现代社会的生存风险、经济风险，被国家组织、企业组织等化解，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抗风险的作用正在下降。
结婚也存在风险，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二是结婚的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三是违约风险，即离婚，会产生经济损失、情感伤害等。
每个人在寻觅对象时，信息都是有限的。要扩大搜寻范围和加大力度，就需要支付更多的信息成本，即交易费用。古代的信息成本更高，门当户对、媒妁之言和包办婚姻的存在就体现了降低交易费用和结婚风险的目的。
在现代自由的婚姻市场中，人也是在有限的信息下、有限的交易费用下做边际选择的。找对象找的是当时边际成本最低、边际效用最高的那个人。相对应地，边际收益却递减。
这就是结婚的不确定性风险，这个风险来自信息不对称约束下的边际决策。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因时间而变化，如果技术水平（夫妻相处之道）不变，边际情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所以，婚姻最大的考验是时间，我们要做“时间的朋友”。
如果离婚，即违约，婚姻的成本可能更高。夫妻双方走到离婚路口都会计算各自的得失，尽力挽回在这桩失败婚姻上的投资损失。夫妻散伙的经济账要比公司散伙更难计算，如果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十年如一日地抚养小孩、照顾公婆，这就很难用货币去衡量她对家庭的贡献度。另外，比经济账更难厘清的是，孩子的抚养权归属及双方付出的机会成本。
相对来说，女性的机会成本要大于男性。受生育影响，多数企业接受女性的最佳工作年龄在20～30岁，男性的最佳工作年龄超过30岁。虽然现代女性在经济价值上的贡献度不断提升，但是受限于社会共识，生育后，女性求职越来越困难；并且相亲市场依然盛行“大龄女性的议价能力不如大龄男性”的观点，造成女性婚恋、生育的机会成本大于男性。因此，欧美国家或地区的婚姻法往往对女性有所照顾。
婚前与婚后都有成本，本书讨论的彩礼，是结婚的直接成本。这项成本的高企，正在成为年轻人婚姻的难题。
彩礼，也叫聘礼、财礼、礼金，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一般是男方家赠送给女方家一定的钱物。
彩礼是结婚行为的直接成本，但也是一笔投资。
根据前文的分析，婚姻是一种抗风险制度。抗击风险除了出人（男女双方），还得出钱（彩礼等），就好比两个人为了降低风险合伙成立企业而共同出资，这笔费用就是直接成本，也是一种投资，即原始启动资金。男女双方结婚，组成新的家庭，就像合伙开个新公司，需要一笔投入。这笔资金用于婚礼宴请、购买婚房、购买家具、置办嫁妆、女方出嫁婚宴、提前支付女方父母的养老金，等等。
在农耕时代，婚礼宴请、购置家具和日用品既是消费，也是投资。在古代封闭的环境中，人生活在差序格局中，家庭信用是生存之本。古代农村不是货币经济，物资又匮乏，交换难度大，拆借与信用担保是主要的交换方式，比如借工。信用关系到这个人在当地的生存处境。
如何增强信用？一般有三种方式：成年束发、成家立业和金榜题名。首先得成年，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个人信用开始产生。成人礼过后就有婚姻资格，结婚成家意味着个人信用过渡到家庭信用上。金榜题名则是官方给定的信用。
结婚成家为什么能够提高信用？一是结婚成家意味着男女双方、宗亲好友对个人能力与信用的初步认可；二是新的家庭有资产兜底，资产规模越大，家庭信用越高；三是家庭组织有效率，男女双方分工合作，可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四是家庭是一个约束性组织，每个角色都有责任与任务，让人更有担当、更加努力；五是家庭有沉没成本，沉没成本不仅包括资本，还包括孩子，沉没成本越高，可靠性越强。
所以，购置的家庭资产越多，比如房产、家具、日用品等，家庭的信用就越高。婚礼宴请是新家庭增加信用值的重要途径。一般，宴请规模越大，赏脸的人越多，代表着这个家庭在当地越有地位。农村的婚丧嫁娶都尽量大办，越大越有面子，给人感觉越可信。这好比公司开张、乔迁时，在豪华酒店宴请亲朋、客户与供应商，会给外界释放更强的信用信号。婚礼宴请促进了家庭信用的代际继承，一般是父母及宗亲的家庭信用传递到新人组成的新家庭。
所以，婚宴、房产、家具等一次性投入成本越高，沉没成本越大，父母及宗亲的信用担保越强，新人的家庭信用就越高，最终提高新家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用。
古代最重要的信用投资就是彩礼。彩礼规模大说明男方家经济实力强大，在当地与女方家能够建立一定的信用。与彩礼相辅相成的是嫁妆。女方家收到彩礼后，会拿出一定的财物给予回赠。古代的嫁妆有着严格的品类规定与寓意；现在的嫁妆可能是衣服、家具、日用品、饰品、黄金、车辆、房产等。
嫁妆有两种作用：一是礼仪，嫁妆越多，仪式越丰富，寓意越好；二是资产信用，嫁妆越多越值钱，代表着新人家庭的信用资产越多，抵抗风险的能力越强。
问题是，回赠多少嫁妆才合适？这困扰了很多新人，尤其是新娘。一般情况下会根据当地习俗双方协商确定。现在有些地方的嫁妆比彩礼多，但在古代，嫁妆一般不会超过彩礼，女方家不会全部回赠，会留一些彩礼。为什么？
古代的女方家留一部分彩礼，主要用于女方出嫁婚宴和提前支付女方父母的养老金。女方家也需要维持家庭信用。在古代女儿出嫁，意味着劳动力流失，家庭资产减值。为了尽量维持家庭在本地的信用，女方家一般会留一些彩礼，用其中的一部分办出嫁婚宴，以彰显自家实力尚存，也显示女儿嫁给了有实力的家庭。
女方家还会留一部分彩礼作为养老金。按照古代的习俗，女儿出嫁后不能继承家庭的遗产，也不再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只负责侍奉夫家的父母。女方父母选择在女儿出嫁时一次性收取女儿的养老金，这笔费用由男方家以彩礼的方式支付。如果女方父母有儿子，这笔养老金会转化为儿子娶媳妇的彩礼。这相当于用女儿换取了一笔养老金，然后用这笔养老金娶一个儿媳来养老。
如果男方给出了大量彩礼，但女方父母“截留”了大部分作为养老金，回赠的嫁妆很少，男方家会感到“吃亏”。所以，在这种婚姻制度中，男方家承担了所有的货币风险。当彩礼价格上涨时，男性结婚的压力就会增加，而女性又成为“被交易”的受害者。
在农耕时代的婚姻制度中，婚姻的直接费用，不是男女双方共同出资，至少不是共同出货币资金。这时婚姻的合伙模式是，男方家出钱，女方家出人。它好比两个人合伙开公司，一人出钱，按资本入股；一人出力，按技术入股。为什么是男方出钱？因为古代农耕社会的男性是财富创造的主力，女性则在生育方面的贡献与牺牲要更大一些。
但是，这种合伙模式如果不加以约束可能会产生问题。出资的股东投钱买设备、租赁办公室，支付了大量的沉没成本，而出力的股东没有这方面的约束。出资股东担心出力的股东不干活或不努力干活，导致投入的钱打水漂。当然，出力的股东也会担心出资的股东半途而废。
这时，他们会一起协商、达成共识，建立一些约束性的制度和激励性的政策。比如，合作期内，出力的股东不能退出，出资的股东不能抽资。但是，总体来说，对出力股东的约束要更大一些。
这就是资方对劳动的雇佣逻辑。古代的婚姻关系更像这种雇佣关系。
在古代社会，男方家承担结婚的所有经济费用，一次性支付彩礼，相当于单方面承担了所有的沉没成本和货币风险。因此，男性比女性更有动力建立约束性的婚姻制度。与合伙开公司类似，出资方对出力方的约束更多，也即这种婚姻制度对女性的约束比男性要大得多。
古代社会由于男性掌握了社会规则的制定权，他们对女性的约束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比如，女方不能经常回娘家，不能把大量的钱财拿回娘家，在夫家要孝顺老人、生儿育女。女方在夫家干的活越多，生的男丁越多，男方家这笔投资收益就越高。如此，婚姻制度将原本的雇佣关系变为不平等的残酷的附庸关系。
所以，彩礼既是新人结婚的一项成本，也是新人家庭的一笔投资。古代社会有一整套制度与习俗来管理这笔投资的风险与收益。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这套制度与习俗分崩离析，结婚的风险大大增加。
在现代婚姻制度下，婚礼是一种获得快乐与祝福的仪式，夫妻双方是平等关系，男方不能只约束女方而放任自己，女方也需承担自己父母的养老义务。但是，婚姻规则改变了，婚姻的经济行为却没有发生改变。
中国很多地方依然沿袭了彩礼与嫁妆的习俗，彩礼还是男方出，嫁妆还是女方出，但彩礼多少没有了标准，嫁妆也是五花八门。彩礼多，还是嫁妆多，因人而异。在今天，一百户人家的彩礼，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仪式、规则与价格。如此就产生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些人的结婚风险降低了，有些人的风险则难以控制。
有些地方、有些家庭的嫁妆比彩礼多，女方家会拿出一部分财物与彩礼一起回赠。有些女方家给女儿置办大量黄金首饰，购买汽车、房产作为“陪嫁”。这相当于男女双方共同出人，也共同出资，共担货币风险。这种出资模式与现代婚姻制度是相匹配的。
经济落后地区，家庭经济实力弱，观念相对保守，更多地继承农耕时代那套婚姻习俗。有些女方父母经济收入少，没有社保，如果女儿出嫁，养老可能是一个问题。虽然现代婚姻制度要求女儿也有扶养父母的义务，但有些父母内心依然只接受儿子养老，不愿意在女婿家养老，也不愿意向女儿要生活费。现在很多是独生女家庭，“养儿防老”愿望落空，持有这种心态的父母就更加焦虑，更渴望有一笔养老金。同时，在这种家庭中，男权色彩浓厚，女儿通常没有发言权。因此，他们的做法倾向于农耕时代，一次性收取女儿带来的养老金。
一些落后地区还存在这种现象：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达成婚约，男方一次性支付几十万元彩礼，或打个欠条，当天就可把女方接走。女方家没有嫁妆和婚礼，也没有任何结婚仪式。女方父母收获全部彩礼用于养老，抑或是给儿子结婚作彩礼。女方当事人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她的父母会尽量给她灌输传统观念，设置一种类似于古代婚姻制度的条件，以降低男方的货币投入风险。
相反，在经济发达地区，家庭经济收入高，女方父母不需要女儿支付养老金。同时，他们还有经济条件支持女儿的新家庭，为他们投入更多的货币、房产、汽车等财物，提高新人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在古代婚姻制度下，经济条件好的父母也会给女儿增加“筹码”。女方家虽然不是货币出资方，但是也要防范男方随意毁约的风险。有钱的女方家庭会给女儿置办更多的嫁妆，包括一些田地，这相当于划分一部分家产给女儿。对女方家来说，更多的嫁妆能够提高新人家庭的资产信用，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提高女儿在夫家的地位，降低被强势男方毁约的风险。根据古代婚姻制度，嫁妆是女方的私人财产。如果男方家毁约，女方还有这笔资产作为经济支撑。这好比为了降低出资股东突然撤资的风险，出力的股东每月都给自己购买社保，为失业和养老提供保障。
在现代婚姻制度下，女性不需要为此担心，但有些经济实力强的父母还是愿意为女儿提供一笔婚前财产。这笔钱财属于女方的私人财产，它既有继承财产的含义，也有抵抗离婚风险的作用。
当然，更多的女方父母处在中间状态。他们可能不需要太多的礼金，使新人家庭负担少一些，女儿、女婿能够轻松上阵多赚点钱，甚至还给女儿帮忙带孩子，跟着女儿一起生活和养老。还有一些女方父母在分配彩礼时会在女儿的嫁妆和自己的养老金之间权衡。如果自己养老压力大一些，又不希望给女儿增加养老负担，可能会多留一些彩礼作为养老金；如果担心女儿的生活压力大，可能会拿出一些彩礼作为嫁妆。
最重要的是，婚姻市场类似于风险市场，存在一定的逆向选择。很多人认为逆向选择是市场失灵，相反，这是市场“显灵”。例如，规模越大、经营越稳健、抵押物估值越高、流通性越好的企业，银行越愿意放贷，利率可能还更低。相反，如果一家企业高负债，抵押物估值正在不断缩水、流通性很弱，即便它愿意接受高于市场数倍的贷款利率，银行也不敢给它放贷，因为银行也要对自身经营负责，这种结果是市场“显灵”。婚姻市场也是如此，经济条件越好的男性，议价能力越强，女方家要求的彩礼越低，或者不在乎多少彩礼，回赠的嫁妆也越多。经济条件越差的男性，议价能力越弱，女方家越担心风险，则要求男方家拿出更多的现金作为信用担保，即需要支付更多的彩礼。所以，经济越差的地方、经济条件越差的家庭，需要支付的彩礼反而越多。
江西与广东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江西男女出生的比例不算失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江西是一个人口流出大省，流出的青年男性比例也比青年女性更高。但是，这两项数据并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可能存在误导。流出的青年女性，不少选择外嫁，她们大都选择外嫁广东等地区的家庭，回家结婚的不多。但流出的青年男性，多数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回江西老家结婚。如此，选择在江西结婚的适婚男性数量要大于女性，婚姻自然变成女方市场，彩礼价格也持续上涨。
彩礼价格上涨还是一种通胀现象。
婚姻市场多多少少会反映一些货币现象，彩礼贷是直接反映途径，但不是深层原因，深层的症结可能还是在于近年来飞速上涨的房价。房地产的锚是城市生存权，主要是优质学位权和择偶权。海量货币流向房地产，两大刚需支撑的学位房和婚房价格水涨船高。如此，结婚成家、生育的成本就大幅度上升。这是一种成本传导现象。
当然，有些父母已经跳出了彩礼的概念，要求男方家或双方共同出钱购买婚房，提高新人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房子成为结婚最大的成本（投资），房价上涨越快，结婚的成本也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