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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代、民国时期思茅茶庄商号

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思茅通判,并设思茅总茶店,茶叶归官府收售。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思茅厅,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9土司及攸乐土目共10勐地方。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边疆得以开拓,商业兴盛,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的石屏、建水、通海、河西、玉溪等县的商人络绎不绝,经营茶叶、棉花、省广杂货等。乾隆、嘉庆年间是思茅茶业商业最繁盛的时期,商贾云集,以茶叶收售为中心,各地商旅纷纷在思茅开设茶庄商号,兴建同乡会馆。《思茅县志》及有关史料载,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思茅厅外来人口客籍户已达5571户,约是土著户1016户的5.5倍,其中多数为商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后,思茅设立海关,茶叶加工、出口、销售景象繁荣。光绪年间,思茅城区加工茶叶较有名的是“同仁利”“恒盛公”“裕泰丰”“信和仁”等几家商号,每户有揉茶灶2盘,每盘灶年加工茶叶少的四五百担,多的达千余担,加工出口的茶有圆茶、方茶、紧团茶、双喜茶等。民国三年(1914年),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商业发达,仅思茅城区就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商业市场在城外南门正街,教场坝即海关报关验货之地。东门外沿城埂至南门的顺城街开设的都是人马客店,连接顺城街的新兴街又多是与茶叶贸易有关的手工业,如木匠、铁匠、皮匠开设的店铺,经营马帮所需的鞍架、皮革、铜铁制品等。

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载:“雷永丰”“元庆”“复聚”“新春”“宝森”“永兴”“三泰”“庆春”等茶号,均营川销。民国年间,思茅揉制茶叶出售的茶庄商号有“雷永丰”“裕兴祥”“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瑞丰号”“谦益祥”“复和园”“钧义祥”“鼎春利”“同和祥”“恒泰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22家。

每年由产地茶山运集思茅加工的毛茶在万担以上(旧衡制100斤为1担)。当时有名的揉茶师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雷永丰”名列全省史籍,为思茅“八大茶号”之首。“恒和元”是当时思茅较大的茶商之一,业主陈镜若曾任思茅第二届商会会长,民国九年(1920年),经销七子圆茶300余担、紧团茶1200余担。

在产地加工茶叶,于思茅设经销门市的有倚“邦恒盛公”商号、“乾利贞”商号、“勐海洪盛祥”商号、“同信公”商号等。在易武倚邦制茶的钧义祥茶庄,总发行所在思茅。光绪年间便从事对西藏茶叶贸易的“恒盛公”茶号,专门加工揉制销往西藏的紧茶,设在勐海的茶厂一年产茶2万包左右。“恒盛公”茶号原在思茅,移到勐海建厂后一度改变商标,为藏胞所怀疑,因此销售量锐减,便又恢复老招牌,仍在每沱茶内揉进一白棉纸,纸上印有“思茅恒盛公”字样,才又恢复了销量。上述这些茶庄商号,由制茶师傅把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4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掺配揉制成紧茶、砖茶,专销藏族地区;圆茶专销省内外各地;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进行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花、菊花等后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思茅“钧义祥茶庄”专制包装精美的普洱茶,除销本地外,还在石屏、蒙自、昆明、上海、香港有代售处,在缅甸仰光、昔卜、阿瓦(今曼德勒),泰国暹罗、曼谷、景迈(今清迈),新加坡等地有分售处。

民国初年思茅“钧义祥茶庄”茶叶包装说明单(黄桂枢摄)

民国时期,思茅公认的知名茶庄首户是“雷永丰茶庄”,第二大茶庄是“大有庆茶庄”。

“雷永丰茶庄”的庄主雷逢春,名朗然,据其族人雷波君回忆,他为石屏人氏,在思茅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光绪年间(1895—1897)到思茅初营小百货,后发展为茶庄,自制沱茶、七子圆茶和少许葫芦茶。雷氏茶庄由于资金足、实力强,从原料配方、制作方法到包装,在当时都非常讲究。开茶制作季节,茶庄从指定茶区收足了原茶,备好柴火后,按拣茶、配茶、蒸茶、揉茶、凉茶等一系列工序展开。制七子饼茶由名师主持制作,成品用浸泡过的竹笋叶包裹,篾条箍扎,再在笋叶上盖上朱砂红大印,7个1捆,放入“茶票”,即算完成,待马帮前来捆货上驮。雷氏茶庄经营门道多,在昆明正义路设有“杨复济”商号,主营茶叶。“雷永丰茶庄”年销量千担左右。

“大有庆茶庄”的庄主高岳生,又名高峻,亦为石屏人氏。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他只身前往思茅雷逢春门下,当茶庄小伙计,后成“雷永丰茶庄”庄主的三女婿,自立门户,独立经营“大吉祥”商号,再兴办“大有庆茶庄”。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其生意兴隆,并在昆明开设“陈永兴”商号,主营茶叶,经营方式和门路超过“雷永丰茶庄”。20世纪30年代后期,种种原因导致茶业下滑,揉茶量减少,“大有庆茶庄”因只有老茶而无新茶遂逐渐衰落。民国十五年(1926年),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有的商号茶庄也陆续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20世纪40年代初,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兼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故思茅茶业衰落,商庄商号逐渐歇业。而在20世纪30年代茶庄兴盛后,能维持到40年代后期的是以何璞生为庄主的“鼎春利茶庄”,在众多茶庄中是歇业最晚(1948年)的一家。 fDF+Vg+A2nhgO1A7B63zJXT2iRjtSj5KQjf7/LBsZX4Q2nx2itLvBdr1VjBGbx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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