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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茶叶经贸发展有起有伏，作为制作、加工、销售茶叶集散地的思茅，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期间，仅城区就有制茶兼百货的商号22家，年制茶3万担左右，其中紧团茶占70%以上，圆茶远销省内外及海外，紧团茶销往西藏。据海关统计，民国九年（1920年）经思茅海关出口茶叶1521担，金额9886两关平银，占全省出口茶叶总数的46.2%。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经思茅海关出口茶叶14579老担，价值11.2万两关平银。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思普区茶叶丰收，出口茶免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经思茅海关出口的茶叶达15435担，价值32.92万元国币，占全省茶叶出口总值的96.19%。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载：思普区民国十年（1921年）以前，年产茶叶达3.5万担，茶庄近90户，年经销茶叶2万担；民国十七年（1928年）纳税茶叶1.67万担；民国十八年（1929年），纳税茶叶1.97万担。民国十五年（1926年），思茅因暴发疟疾瘟疫，商号茶庄逐渐迁往勐海、倚邦、易武、江城等地，加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国外贸易往来的交通受阻，茶叶出口经贸大幅度下降，这一年思茅出口茶叶仅321担。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内纳税茶叶只有4970担。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基本停止了出口。
景谷县的茶叶经贸在民国时期大有发展，贸易扩大、商家增多。自民国元年（1912年），景谷区出现私营茶庄后，景谷街成了景谷、景东、镇沅3县的茶叶交易中心。每年春茶上市期间，景谷举办“春茶会”，外地客商马帮云集，周围茶区振泰、塘房、民乐、钟山、凤山等地出产的茶叶，云集入市，交易兴旺。民国九年（1920年）《景谷县地志资料》载：“县属茶区，年产茶30万斤，运销滇西。”景谷县境内，每逢牛羊街期，四山八路之茶汇集大街小巷，商农之间自由交易。县内茶叶购销集市主要是景谷街、龙塘街、猛傈（民乐）街、海孜街、抱母街、威远大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景谷街年成交茶叶1.1万多老担，成交额22万银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景谷街年购销0.8万担，春尖茶每担购价200银圆，担茶换米最高930斤、最低500斤，为茶价最好时期。交易的茶商分行商和坐商两种：行商有来自四川地区、昆明、维西、宣威、腾冲、下关、大理、新平、普洱等地的商人，多为季节性经营；坐商有当地资本较大的富户。民国时期，景谷县晒青毛茶经下关加工而成的“景关茶”散销至藏区，部分私营作坊加工团茶、饼茶、方茶，运销省内外。
勐腊曼洒茶在民国七年（1918年）前人气最旺，行销越南莱州及中国香港，主要为圆茶（七子饼茶）和紧茶。勐腊倚邦茶繁盛于明末清初，每年万担茶叶行销四川、西藏、贵州及本省各地。民国二年（1913年），内地茶商逐渐进入倚邦茶山经营茶叶，运至越南莱州销售，每年2000余担。倚邦茶叶价格在民国时期，每筒春尖（5斤）1银圆，毛茶5角即可购到，经过茶商加工，制成圆茶或紧茶运到销售市场，每筒茶成本合2.5～3银圆，实售价为2元法币，折合6银圆（1元法币折合3银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易武附近所产的茶叶被作为“贡茶”，有回甜香味，西藏和云南丽江、迪庆的藏族同胞曾直接到易武买茶。民国十八年（1929年）前后，易武制茶的茶号有近10家，产销圆茶（七子饼茶）4000余担。所制茶叶1/5放运元江、蒙自、石屏，4/5放运越南莱州。民国十七年（1928年）放运泰国密赛。民国初年（1912年）易武茶叶产量有4000～5000担，销越南勐莱并转销中国香港的为饼子茶，老茶运思茅制紧茶，还制过方压茶；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销泰国密赛，产量降到1000多担。倚邦本地茶叶以曼松茶最好，据易武当年的茶商说，“曼松曾年解20担贡茶”。倚邦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曾制茶千担，其中300担来自攸乐。过去攸乐山的茶叶由普洱、倚邦、易武等地茶商收购，茶商以盐换茶，即9斤盐巴换100斤茶，后盐巴被逐渐减为7斤、5斤、3斤。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云南民众教育馆编《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中范义田的文章说：“古宗（藏族别支）巨商骑马千百，入内地市布盐茶，而普洱茶尤为日常嗜好，每年出而运载，为数不下巨万，名曰‘赶茶山’。”民国八年（191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易武圆茶远销老挝乌德勐板，越南河内、海防等市场并转销中国香港和南洋一带。
佛海（勐海）一带的茶叶，品质优良、气味浓厚、运销良好。民国时期，佛海出口销售的茶叶包括圆茶、砖茶、紧茶及散茶。销售地有泰国（暹罗）、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及中国西藏等地。以紧茶为大宗，以西藏销量最大，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每年出口运销数百担或千余担。经过几年经营，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运销出口1万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销售出口数量达1.62万担以上。价格方面，生茶、初制茶、散茶及再制茶各有不同，李拂一先生曾以佛海市价计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时，生叶春尖每担（以16两旧衡计算100斤）最高价5元（半开银圆）、最低价4元。初制茶及散茶中的黑条（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的），每担最高价13元、最低价8元；五六月的二水茶每担最高价10元、最低价7元；七月、八月、九月的粗茶每担最高价8元、最低价6元；九月或十月的谷花茶每担最高25元、最低12元。再制茶中的圆茶和砖茶，每担最高价25元、最低价18元。紧茶每担最高价25元、最低价15元。民国三十年（1941年），佛海实验茶厂的绿茶销印度78箱、缅甸56箱，七子饼茶销泰国462担，通过缅甸仰光销中国香港红茶183箱。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佛海茶叶经贸举步不前，揉茶灶开工减少，产量下降，年产仅2万担左右。日本攻占越南后，滇缅公路沿线遭到敌机轰炸，交通受阻，运抵缅甸景栋的茶叶大部分未能转运销售，资金积压，多数茶庄未能开工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佛海一带成为前方战场，屡遭敌机轰炸，思普茶厂、中茶公司、银行、学校、服务社，都向思普一带转移，茶叶加工销售完全停止，佛海茶厂停产疏散，11月范和钧率领员工20余人撤离佛海返回昆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疏散在外地的茶商陆续归来，虽重振旧业，但因茶园多年荒芜，鲜叶产量低，到民国37年（1948年）为止，每年产量只有2万余担。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因形势变化，内地马帮不到佛海，加工的茶运不出去，导致茶庄完全停止生产。
民国十二年（1923年），江城的茶叶出口销售已达1000余担，这时易武茶山的茶叶也途经江城大量出口越南。因为易武茶叶包装为圆茶，所以为了与易武茶叶竞争，江城的方茶也都改为圆茶，每4斤半茶叶压成1筒，用笋叶包装，12筒为1篮，2篮为1担。改变包装规格后成本有所增加，每百斤茶叶的收购、加工、包装、运费、税金等全部合10银圆，利润达28.6%。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前，江城的茶叶产量、出口量逐渐增加，坝溜渡成了转运茶叶等物资的商业码头，江城茶叶最高出口销售量达1700～3000担。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后，印度、日本茶叶在越南市场逐渐增加，售价上涨，加之中国江城商人在各方面无力与印度商人和日本商人竞争，江城茶叶出口急剧减少。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法国殖民者禁止中国茶叶在越南勐莱市场销售，经勐莱、海防转运中国香港的茶叶必须用麻袋包装，铁丝缝合，每百斤茶叶还征收过境税5元，稍有不合规定之处就会被禁运，并处以罚金。江城商人感到经营茶叶不仅获利甚微，还有风险，得不偿失，因此茶叶出口锐减，县内茶叶市场萧条。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日本全面占领越南以后，茶叶对越出口路径完全断绝。如果运往内地，则路程太远，运费昂贵，从而使茶叶价格一落千丈，大片茶园有的荒芜，有的改种粮食。到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江城全县茶叶产量只有225担，进入了衰落期。据海关测年统计，思茅海关出口销售的茶叶，民国元年（1912年）为1096担，民国十年（1921年）为1764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