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茶叶经贸发展有起有伏,作为制作、加工、销售茶叶集散地的思茅,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期间,仅城区就有制茶兼百货的商号22家,年制茶3万担左右,其中紧团茶占70%以上,圆茶远销省内外及海外,紧团茶销往西藏。据海关统计,民国九年(1920年)经思茅海关出口茶叶1521担,金额9886两关平银,占全省出口茶叶总数的46.2%。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经思茅海关出口茶叶14579老担,价值11.2万两关平银。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思普区茶叶丰收,出口茶免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经思茅海关出口的茶叶达15435担,价值32.92万元国币,占全省茶叶出口总值的96.19%。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载:思普区民国十年(1921年)以前,年产茶叶达3.5万担,茶庄近90户,年经销茶叶2万担;民国十七年(1928年)纳税茶叶1.67万担;民国十八年(1929年),纳税茶叶1.97万担。民国十五年(1926年),思茅因暴发疟疾瘟疫,商号茶庄逐渐迁往勐海、倚邦、易武、江城等地,加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国外贸易往来的交通受阻,茶叶出口经贸大幅度下降,这一年思茅出口茶叶仅321担。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内纳税茶叶只有4970担。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基本停止了出口。
景谷县的茶叶经贸在民国时期大有发展,贸易扩大、商家增多。自民国元年(1912年),景谷区出现私营茶庄后,景谷街成了景谷、景东、镇沅3县的茶叶交易中心。每年春茶上市期间,景谷举办“春茶会”,外地客商马帮云集,周围茶区振泰、塘房、民乐、钟山、凤山等地出产的茶叶,云集入市,交易兴旺。民国九年(1920年)《景谷县地志资料》载:“县属茶区,年产茶30万斤,运销滇西。”景谷县境内,每逢牛羊街期,四山八路之茶汇集大街小巷,商农之间自由交易。县内茶叶购销集市主要是景谷街、龙塘街、猛傈(民乐)街、海孜街、抱母街、威远大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景谷街年成交茶叶1.1万多老担,成交额22万银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景谷街年购销0.8万担,春尖茶每担购价200银圆,担茶换米最高930斤、最低500斤,为茶价最好时期。交易的茶商分行商和坐商两种:行商有来自四川地区、昆明、维西、宣威、腾冲、下关、大理、新平、普洱等地的商人,多为季节性经营;坐商有当地资本较大的富户。民国时期,景谷县晒青毛茶经下关加工而成的“景关茶”散销至藏区,部分私营作坊加工团茶、饼茶、方茶,运销省内外。
勐腊曼洒茶在民国七年(1918年)前人气最旺,行销越南莱州及中国香港,主要为圆茶(七子饼茶)和紧茶。勐腊倚邦茶繁盛于明末清初,每年万担茶叶行销四川、西藏、贵州及本省各地。民国二年(1913年),内地茶商逐渐进入倚邦茶山经营茶叶,运至越南莱州销售,每年2000余担。倚邦茶叶价格在民国时期,每筒春尖(5斤)1银圆,毛茶5角即可购到,经过茶商加工,制成圆茶或紧茶运到销售市场,每筒茶成本合2.5~3银圆,实售价为2元法币,折合6银圆(1元法币折合3银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易武附近所产的茶叶被作为“贡茶”,有回甜香味,西藏和云南丽江、迪庆的藏族同胞曾直接到易武买茶。民国十八年(1929年)前后,易武制茶的茶号有近10家,产销圆茶(七子饼茶)4000余担。所制茶叶1/5放运元江、蒙自、石屏,4/5放运越南莱州。民国十七年(1928年)放运泰国密赛。民国初年(1912年)易武茶叶产量有4000~5000担,销越南勐莱并转销中国香港的为饼子茶,老茶运思茅制紧茶,还制过方压茶;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销泰国密赛,产量降到1000多担。倚邦本地茶叶以曼松茶最好,据易武当年的茶商说,“曼松曾年解20担贡茶”。倚邦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曾制茶千担,其中300担来自攸乐。过去攸乐山的茶叶由普洱、倚邦、易武等地茶商收购,茶商以盐换茶,即9斤盐巴换100斤茶,后盐巴被逐渐减为7斤、5斤、3斤。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云南民众教育馆编《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中范义田的文章说:“古宗(藏族别支)巨商骑马千百,入内地市布盐茶,而普洱茶尤为日常嗜好,每年出而运载,为数不下巨万,名曰‘赶茶山’。”民国八年(191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易武圆茶远销老挝乌德勐板,越南河内、海防等市场并转销中国香港和南洋一带。
佛海(勐海)一带的茶叶,品质优良、气味浓厚、运销良好。民国时期,佛海出口销售的茶叶包括圆茶、砖茶、紧茶及散茶。销售地有泰国(暹罗)、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及中国西藏等地。以紧茶为大宗,以西藏销量最大,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每年出口运销数百担或千余担。经过几年经营,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运销出口1万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销售出口数量达1.62万担以上。价格方面,生茶、初制茶、散茶及再制茶各有不同,李拂一先生曾以佛海市价计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时,生叶春尖每担(以16两旧衡计算100斤)最高价5元(半开银圆)、最低价4元。初制茶及散茶中的黑条(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的),每担最高价13元、最低价8元;五六月的二水茶每担最高价10元、最低价7元;七月、八月、九月的粗茶每担最高价8元、最低价6元;九月或十月的谷花茶每担最高25元、最低12元。再制茶中的圆茶和砖茶,每担最高价25元、最低价18元。紧茶每担最高价25元、最低价15元。民国三十年(1941年),佛海实验茶厂的绿茶销印度78箱、缅甸56箱,七子饼茶销泰国462担,通过缅甸仰光销中国香港红茶183箱。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佛海茶叶经贸举步不前,揉茶灶开工减少,产量下降,年产仅2万担左右。日本攻占越南后,滇缅公路沿线遭到敌机轰炸,交通受阻,运抵缅甸景栋的茶叶大部分未能转运销售,资金积压,多数茶庄未能开工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佛海一带成为前方战场,屡遭敌机轰炸,思普茶厂、中茶公司、银行、学校、服务社,都向思普一带转移,茶叶加工销售完全停止,佛海茶厂停产疏散,11月范和钧率领员工20余人撤离佛海返回昆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疏散在外地的茶商陆续归来,虽重振旧业,但因茶园多年荒芜,鲜叶产量低,到民国37年(1948年)为止,每年产量只有2万余担。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因形势变化,内地马帮不到佛海,加工的茶运不出去,导致茶庄完全停止生产。
民国十二年(1923年),江城的茶叶出口销售已达1000余担,这时易武茶山的茶叶也途经江城大量出口越南。因为易武茶叶包装为圆茶,所以为了与易武茶叶竞争,江城的方茶也都改为圆茶,每4斤半茶叶压成1筒,用笋叶包装,12筒为1篮,2篮为1担。改变包装规格后成本有所增加,每百斤茶叶的收购、加工、包装、运费、税金等全部合10银圆,利润达28.6%。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前,江城的茶叶产量、出口量逐渐增加,坝溜渡成了转运茶叶等物资的商业码头,江城茶叶最高出口销售量达1700~3000担。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后,印度、日本茶叶在越南市场逐渐增加,售价上涨,加之中国江城商人在各方面无力与印度商人和日本商人竞争,江城茶叶出口急剧减少。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法国殖民者禁止中国茶叶在越南勐莱市场销售,经勐莱、海防转运中国香港的茶叶必须用麻袋包装,铁丝缝合,每百斤茶叶还征收过境税5元,稍有不合规定之处就会被禁运,并处以罚金。江城商人感到经营茶叶不仅获利甚微,还有风险,得不偿失,因此茶叶出口锐减,县内茶叶市场萧条。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日本全面占领越南以后,茶叶对越出口路径完全断绝。如果运往内地,则路程太远,运费昂贵,从而使茶叶价格一落千丈,大片茶园有的荒芜,有的改种粮食。到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江城全县茶叶产量只有225担,进入了衰落期。据海关测年统计,思茅海关出口销售的茶叶,民国元年(1912年)为1096担,民国十年(1921年)为1764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茶叶公司普洱专区支公司(以下简称“普洱茶叶支公司”)于1952年成立,着手恢复茶叶生产,积极收购,完成省下达的调供出口计划。《思茅地区志》载,当年全区收购青毛茶164吨,大部分由普洱茶叶支公司上调昆明出口。1955年,普洱茶叶支公司采取了给重点茶区的生产合作社和茶农发放预购定金等措施。
1957年,全区茶叶产量1349吨,调供出口1064吨。1967年,全区茶叶产量1497吨,调供出口1264.3吨。藏销紧茶原为带把心形,为便于使用机械制茶,经销区同意和总公司批准,心形紧茶被改成长方砖块紧茶,其配料和加工工艺不变,从此紧茶形状变为现在的长方砖块形。
1974年,按照“改造老茶园,积极发展新茶园”的方针,各县对茶叶生产再次进行规划,全区建立劳动在场、回队分配的联办茶场200多个,其中茶叶初制所93个,全区茶叶年产量2332吨,外贸调供出口1613.1吨。1984年,全区茶叶产量3548吨,外贸调供出口1302.3吨。同年,全区实行出口茶合同订购,“边销茶派购,内销茶放开”的政策,茶叶退出统购统销,允许多渠道经营。茶叶放开经营后,国家、集体、个人直接参与流通。1989年,全区茶叶调供出口1581.1吨,其中红茶1016吨,占全部调供出口数量的64.23%。思茅地区的出口茶主要销往苏联、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49年后,对于景谷销售的茶叶,国家采取“扩大外销,发展边销,照顾内销”的贸易方针,销售市场日渐变化。1960年,县茶厂出产精制成品后,开拓了内销市场,主要成品中的春尖、春芽、春蕊、配茶等,销售区多在省内,少量出省。1980年,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出口商品数量,发展内销品种,年销售成品410吨,有花茶、普洱大叶青、香片、青片、绿片等17种,销往甘肃、广东及省内各地。景谷的边销茶市场于1949年后渐有发展,边销紧压茶集中在下关加工,景谷只调销原料。1960年,在县内加工心形紧压茶,运销西藏。1962年,省茶司组织工作组到景谷县,将景谷街收购的1万多担“死角茶”,调运昆明、下关两茶厂加工销售。
1967年,景谷茶厂改制方块紧压茶。1978年后,云南省采取指令性计划调供,既供成品,又供原料。从1985年开始,退出统购统销,边销茶实行合同供销。1988年,实行自产自销。1990年,销售紧压茶101.4吨。1960—1990年,景谷销售边销茶成品共7446吨,年均销售248.8吨。1979年,景谷县茶厂试制普洱茶试销香港;1980年调香港280吨,备受香港同胞欢迎;1983年获国家对外贸易部“产品优良”荣誉证书。此后,保持年销150吨以上。1986年,开始在龙塘、芒玉试制出口红碎茶,扩大外销品种,当年调销普洱茶和红碎茶共221吨。1980—1990年,共销售1589吨,年均销售158.9吨,销售区主要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地区。
思茅三家村茶厂生产的红碎茶、工夫红茶出口欧美,绿茶畅销国内。1990年加工生产各种茶叶8万千克。思茅县茶厂后改名为“思茅县茶叶公司”,年生产毛茶70万千克,主要生产出口滇红茶和少量内销绿茶。思茅地区普洱茶叶实业公司所属茶厂配有茶叶精制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茶叶25万千克,其产品红碎茶、青茶、绿茶、花茶销往全国各地和海外。普洱县茶叶公司主要生产滇青、滇绿、茉莉花茶、红茶等。1980年,精制茶产销量为100吨。1987年,精制茶产销量为995吨。普洱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实行基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1996年经营茶叶6000担。
思茅龙生茶叶集团公司是思茅市地方支柱产业,由思茅市几家茶叶企业联合组建而成。其种植茶园2.5万亩,年生产各种名优茶及大宗茶2500吨,采取科学栽培、科学管理,生产出的无污染名优生态茶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产品销售到名茶中心产地浙江等。“龙生茶”作为思茅、云南的名优产品销往全国、走向世界。1997年,公司生产的90多吨传统普洱茶,在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销售一空。公司与香港乐茶轩集团签订合同,合作开发高档普洱茶,又与泰国翠峰公司合资开发高档乌龙茶,为打开国际市场开了好头。思茅古普洱茶业有限公司年加工传统普洱茶1000吨,远销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产品畅销国内外。
普洱茶叶集团(黄桂枢提供)
思茅生产的普洱茶产品(黄桂枢摄)
国有思茅农场茶厂生产的滇红、滇绿、滇青各类名优茶,属思茅地区首届普洱茶叶节的指定产品,历年来被运往广西做配制茉莉花茶的上等原料。在市场经济中,该厂年产7000余担茶叶远销北京、上海、山东、广东、广西、内蒙古等地;思茅茶树良种场的名茶“思茅雪兰”、优质茶“云长峰”系列、一级滇绿、高档工夫红茶、红碎茶、小包装礼品茶等十分畅销,赢得海内外客户的一致称赞。
江城牛洛河茶厂生产的无污染生态茶,以其独特的品质畅销广西、陕西、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省份。1989年,有茶园共38.59万亩,产茶5335吨,出口外销1581吨;1994年,全区有茶园45万亩,产茶28万担,产值1.5亿元。1949年后,西双版纳州的茶叶经贸开始复兴。1957年,全州恢复茶园10572亩,产茶3.5万担。1979年,有新老茶园17万亩,年产茶16万担。1994年,全州有茶园29万亩,年产茶22万担,外销茶叶共5万担。现在思普区的茶叶经贸形式多样,买卖双方有合同购销、来厂购销、门市购销、定产定销、外出推销、茶节展销、出口外销、交易会购销、集贸市场购销等。交通运输工具和货款结算方式也多种多样,比清代和民国时期方便许多。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茶叶的出口贸易将会有广阔的前景。
2002年6月8日—10日,在思茅市成功举办了“中国云南第二届茶叶交易会”,主办单位是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思茅地区行署、云南省茶业协会,承办单位是思茅市人民政府、云南龙生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茶叶批发市场。参加的省份有北京、山东、天津、上海、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云南,促进了茶叶经贸发展。通过茶交会、昆交会、旅交会,扩大了思茅的对外贸易,全年各类经济投资到位资金共2.69亿元,实现出口总额2515万美元。
位于思茅的中国普洱茶叶交易市场(黄桂枢摄)
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生产单位的权益,促进普洱茶原产地茶叶产业的健康发展,2002年9月和10月先后召开了“普洱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申报工作”座谈会和“普洱茶产品质量标准(草案)”座谈会。2003年4月17日,受云南省政府委托,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牵头,在思茅地区召开了“普洱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申报工作会议”,界定了产区范围,即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和临沧地区所辖21个县(市),三地州正式携手“普洱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工作。
驮茶马帮上路(黄桂枢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