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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桂枢先生是我国云南省社科界知名学者。2006年10月，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社会科学表彰大会”上，他荣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称号。我和他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曾在云南等地一同出席国际泰学、中国民族学等研讨会。1997年，我为他的论著《思茅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写过序。在其中我写道：“他是一位勤奋扎实的学者，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一位具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人才难得。”因为他早在1993年10月就是获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知识分子特殊津贴”的文物专家了。我在2005年5月1日的《云南日报》上看到《关于发布首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评选结果》公告的报道，桂枢先生榜上有名。在其“简要事迹和评语”中说道：“他是‘普洱茶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研究者。”是的，他先后主编和出版了《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等多部著作，多次应邀出席国内外茶文化研讨会，在普洱茶、茶文化的研究、宣传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准备出版《普洱茶文化与“世界茶源”》一书，并将书稿寄给我看，嘱我为之写序。作为学术界的挚友，我答应了他的要求。看完书稿，我心中惊喜，他的论述印证了当年《云南日报》上所刊载的“他是‘普洱茶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研究者”的评语。我现在来说说他的突出贡献。
黄先生为普洱茶树立了一座纪念碑。普洱茶从古到今，千百年来虽海内外知名，但尚无一部全面、完整、系统地记述其“前世今生”历史源流脉络的书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桂枢先生，几十年来默默研究。2003年，他的专著《普洱茶文化》在台湾出版，包括大陆、香港、台湾茶界的8位专家学者为之写了序；2004年，他的专著《普洱茶文化大观》在云南出版，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原所长程启坤教授为之写序；2014年，他的论著《普洱茶文化论》在北京出版，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宝三同志为之写序；2016年，他的专著《普洱茶文化》被列入“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使其进入了更高层次。现在他把《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文化论》两部书的内容“合二为一”，并定名《普洱茶文化与“世界茶源”》，内容有所增补，在北京出版。在这部专著里列有普洱茶文化概论，普洱茶乡古茶树，思普区茶人，普洱茶种植区域，普洱茶品种特色，普洱茶贡品，普洱茶加工，普洱茶经贸，普洱茶庄商号、茶厂家，普洱茶马商道，普洱茶品饮，普洱茶与民俗，普洱茶与医药保健，普洱茶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普洱茶史文物资料录，普洱茶研究，普洱茶诗词，普洱茶楹联，普洱茶文艺，普洱茶叶节，“两岸普洱茶文化交流”纪实，黄桂枢著“普洱茶文化”论著序言录，“世界茶源”在普洱市，共23章98篇，洋洋洒洒60多万言，百余幅照片。如此全面系统地搜集、梳理、归纳、研究“串珠成串”的普洱茶文化学术巨著前所未有，填补了云南省乃至我国该项目在社科研究方面的空白，研究、喜爱普洱茶的人都在读他的书。香港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王曼源称其为“当代普洱茶经”。他的著作享誉海内外，他实实在在地为普洱茶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值得称赞。
黄先生为普洱茶文化树立了里程碑。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原所长程启坤教授在为桂枢先生所著《普洱茶文化大观》写的序中说道：“普洱茶虽然是一个历史名茶，但过去的知名度并没有今天这么大。自从茶文化热兴起，1993年4月首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在思茅市（今普洱市，后同）隆重举办，从这以后，普洱茶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了，普洱茶的产量和销量也越来越大了，随之席卷全国乃至亚洲的普洱茶热也就发生了。这一切与当事人之一的黄桂枢先生是分不开的，由于他的精心策划与安排，由于他的热心发动与参与，由于他的积极研究与探索，普洱茶文化更加发扬光大了，黄桂枢先生的工作，功不可没。”事实正是如此，1993年以前，市面上看到的普洱茶只是一般商品茶，茶农心态一般，茶厂生产一般，茶商经营一般，购者心理一般，提升不到“思茅地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而是“老九”［见《思茅年鉴》（1997）］。过去长期以来，搞自然科学的专家与搞社会科学的专家聚不到一起，对普洱茶从未共同进行过开会研究、交流探讨。只有搞文物考古的桂枢先生认为，茶不仅属物质的“物”，还具有人文因素的“文”。因有人文因素而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古茶树、茶马古道、茶贡品、茶庄遗址、古茶具、茶碑刻、茶诗联等均属文物范畴，是文物研究的对象。他经多年考察研究，于1991年底写出《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论文，第一个提出“普洱茶文化”概念并进行相关论述，引起震动，被多家国内外刊物转载（见《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经他建议，1993年4月，在思茅地区成功举办了“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他担任大会秘书长，同时举办了“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研讨会第一次实现了国际性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9个国家和地区共181人）坐在一起，共同就普洱茶与茶文化进行了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宏观、微观研究。国内外参会专家学者所著的76篇论文，由他主编出版了《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论文集。随后他的专著《普洱茶文化》《普洱茶文化大观》《普洱茶文化论》等也陆续出版，并传遍海内外，影响深远。可以说，他为普洱茶注入了茶文化的灵魂，为普洱茶增添了活力，为普洱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多年来，他促进了普洱茶产区第一产业（茶农生产）、第二产业（茶厂加工生产）、第三产业（销售、品饮、茶艺）的振兴发展，在全省成果显著。正如《茶博览》2007年第6期刊载文章所说的：“有媒体将黄老称为‘普洱茶文化之父’，我以为这句话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桂枢先生是普洱茶文化的开拓者、奠基者、研究者，为普洱茶找回了茶文化灵魂。继他之后研究普洱茶文化的人多了起来，他为普洱茶文化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功不可没。
黄先生为“世界茶源”综合研究发表论文、提供资料，在国际茶组织给普洱市、云南省、中国树立了一座标志碑。“世界茶树原产地在何处之争”的国际“悬案”：自1824年英国人勃鲁士（布鲁斯）在印度阿萨姆发现乔木型野生大茶树后，西方学者便认为印度阿萨姆是世界茶树原产地，我国学者和一些国外学者对此不予认同。我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在《中国农学会报》1922年第37期发表《茶树原产地考》一文，批驳了国外各种“直译式的学者们”的谬论，论述了茶树无疑是原产于中国的（见《吴觉农纪念文集》第165页），因当时我国尚未发现千年野生型古茶树物证而未得到世界公认。这件国际“悬案”争论了一个多世纪都没有得以解决，直至21世纪的今天，经过我国茶学界、社科界多年的努力，终于尘埃落定。物证在中国，桂枢先生自1993—2015年发表多篇有关“世界茶源在普洱市”的论文，影响涉及国内外，并引起关注。2013年5月25日，国际茶业大会在普洱市举行，有32个国家6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在大会上，国际茶叶委员会主席诺曼·凯利（英国人）签名，将“世界茶源”牌匾授予中国云南省普洱市（今在普洱市博物馆展出）。而其要求看到的“授牌理由和根据”，正是由黄先生于当年4月21日撰写提供的。因他担任了1993—2001年3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正、副秘书长，亲自参与了“过渡型、栽培型、野生型”大茶树的考察论证，综合研究了“世界茶源”的由来和进展。他用文物考古的眼光提出论点：“世界茶源，五世同堂，均在普洱市。”他的论据有茶树发展演化系列实物可以做证：早第三纪渐新世3540万年前的“茶始祖”宽叶木兰（新种）化石产地在景谷盆地；晚第三纪中新世2500万年前的中华木兰（三级网状叶脉）化石产地在景谷、景东、澜沧；2700年野生型大茶树（经云南省内外10人专家组考察论证）在镇沅千家寨；过渡型千年古茶树活文物（已入选国家邮票）在澜沧邦崴；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澜沧景迈。“五世同堂”物证均在普洱市。他的论证是普洱市是“世界茶源”，“五世同堂”物证齐全，全国独有，世界唯一。国际茶叶委员会颁授的牌匾，是“正本清源”的有力证据（以上论述见本书第二十三章）。桂枢先生用文物考古之眼，观察、考证、研究了普洱茶前世今生之物、事、人及其相互关系，独辟蹊径、追根溯源，研究出了普洱茶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等，从而使其成了国家级文物，并入选了邮票。他为把世界茶树的源头在印度阿萨姆的错误纠正过来出了力，使“世界茶源”回到了中国云南省普洱市，他为普洱、云南、中国争了光，为世界茶人添了喜，为“茶”是中国对世界除“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贡献确立了历史地位，该给黄先生记一功啊！
黄先生是“普洱茶文化”的开拓、奠基、研究有功者。20多年来，他不但著书立说，还先后应邀参加国际茶文化研讨活动25次，足迹遍及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宣讲普洱茶文化、传播普洱茶文化，因其贡献突出，先后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全国侨联“爱国奉献奖”、首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及“茶马奖”、肖像荣登国家邮票、“振兴普洱人才奖”、云南省“普洱茶文化教育贡献奖”，并担任普洱市人民政府茶产业发展顾问等，这些殊荣证明了黄先生是“普洱茶文化”真正的开拓者、奠基者、研究者、有功者。他开创了具有文物考古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性质的“普洱茶文化”新学科，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认可。他在这本专著中归纳列出了23章98节60多万字的丰富内容，在云南省乃至全国著作中独一无二，可称为社会科学之“普洱茶文化学”了。希望今后有人能够继续研究，在他的学术成果基础上续写新篇。
作为一名老社会科学工作者，桂枢先生是我认识并与之为友的在地州工作的知名学者之一。看了他的书稿，我心中高兴，欣然写了上面这些话作序，以表达我的心意，与之共勉。祝普洱茶为世界带来健康、带来和平。祝普洱茶文化灵魂与茶永在，有益人间。
2019年6月28日于昆明
（何耀华，历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荣誉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