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清道光《普洱府志》“六茶山遗器”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遍历茶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铓于莽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以名其山。又莽枝有茶王树,较五山茶树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诸葛亮是否真到过思普区?虽查无实证,但事出必有因,不排除武侯部属士卒落籍于思普边地的可能性,而且如今的基诺山攸乐人的民间传说中就是攸乐人是孔明“丢落”的部族。思茅、易武一带昔日在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孔明生日这天举行的“茶祖会”,就是纪念“茶祖”诸葛亮的。这说明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普洱府境内就已种茶。最早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种植普洱茶的人,是唐咸通三年(862年)到过云南南诏的唐吏樊绰,他在其著《蛮书》卷七中云:“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个“银生城”据方国瑜教授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考证,即唐南诏设银生节度的今思茅地区(今普洱市)景东县。清《嘉庆一统志》在“景东厅建置沿革”中云:“唐时南诏蒙氏立银生府于此,为六节度之一。”马曜教授在《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一书中载,南诏时之银生节度即辖今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州。这些历史记载和考证都说明,早在1100多年前,属唐南诏银生节度辖区的今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州境内,就已盛产茶叶。
唐代樊绰说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自当包括有古茶树的景东、镇沅、景谷、普洱、澜沧、勐腊、景洪、勐海一带的茶山。当时此地对茶叶只是采摘粗放,尚不懂精制加工方法。《蛮书》中所说吃茶“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蒙舍蛮”,是对南诏少数民族的泛称。当时统一六诏称王的“蒙舍诏在南(今巍山县),故称南诏”。“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饮茶之法,至今被民间沿用。那么唐南诏时产于“银生城界诸山”的茶叶,为何会被称为“普洱茶”呢?清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也许那时不称“普洱茶”而称“银生茶”。明万历年间的学者谢肇淛在其著《滇略》中,第一次提到了“普茶”这个名词:“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此处的“普茶”即普洱茶。普洱府是当时茶叶贸易的集散地,府属六大茶山的茶叶大部分被集中到普洱府,经过加工精制后运销海内外,以其地称茶名,故称“普洱茶”。李琼华在《凤庆茶叶史话》(《中华茶人》1999年第2期)中写道:“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凤庆)从普洱传入茶籽,民间称为‘小普洱’茶。”在凤庆“海拔2170米的马街乡发现了一株基径2米,胸径1.59米,树高9.06米,树幅6.6米×5.5米的香竹箐山茶,树龄大约有近千年”。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中有载,“普洱茶出云南普洱”。以普洱茶原产地域划分,民国三年至民国十八年(1914—1929)的“普洱道”所辖区域,可以说是普洱茶原产地域。那时的普洱道辖宁洱、思茅、墨江、元江、新平、景东、镇沅、景谷、澜沧(今澜沧、孟连、西盟、沧源)、缅宁(今临沧、双江)、勐烈(今江城)、普思沿边行政区(今景洪、勐腊、勐海)等地,普洱茶种植原产地域包括今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及临近的几个县。民国三年至民国十五年(1914—1926),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仅思茅城区制茶的商号就有22家,茶叶加工、销售旺盛,人们把思茅、普洱连起来称为“思普区”,这是昔日商贸界对普洱茶乡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的泛称。自古以来,种植茶叶的地区有:普洱府属六茶山、勐海茶区、景东茶区、镇沅茶区、景谷茶区、墨江茶区、普洱县茶区、思茅茶区、江城茶区、澜沧茶区、西盟茶区、孟连茶区和外地州茶区等。普洱府属六大茶山,在澜沧江以东的称“山茶”,在澜沧江以西的称“坝茶”。
清代乾隆进士檀萃辑于嘉庆四年(1799年)成书的《滇海虞衡志》“志草木第十一”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专,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此六茶山均在普洱府属思茅厅界内。清光绪《普洱府志》载“思茅厅”之“地理形势”曰:“联八猛以环卫,形错犬牙(思茅属江内五猛),榷六山为正供,周资雀舌(一攸乐山,在府南七百五十里,后分为架布山、嶍崆山。一莽芝山,在府南四百八十五里。一革登山,在府南四百八十里,一蛮砖山,在府南三百六十里。一倚邦山,在府南三百四十里,五山俱倚邦土司所管。一慢撒山,即易武山,在府南五百八十里,为易武土司管)。”攸乐茶山今属景洪市,其他五茶山今属勐腊县。“勐腊”这个地名系傣语,“勐”是地方,“腊”是茶,“勐腊”即产茶的地方之意。
清光绪《普洱府志》有关普洱茶的记载(黄桂枢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