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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勐腊县易武乡石屏会馆关帝庙内，有一座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立的茶案断案碑，立碑者是易武茶叶生产经营者张应兆。该碑残高1.47米，碑额宽1.02米，碑身宽0.85米，直行阴刻楷书，碑文1147字。易武山在清代是思茅厅所属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据碑文记载，张应兆、吕文彩等原为石屏州人，父叔之辈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前，宣宪招到易武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典贡，世代相传。那时，在缴贡茶、卖春茶和收茶税方面，争端较多、矛盾突出。针对易武茶价低而茶税过高的情况，张应兆先约同萧升堂、胡邦有等上诉易武土官，提出对地方发展茶叶生产“大有裨益”的减茶税要求。土官不仅不予采纳，反而借代禀思茅之机，对张应兆的两个儿子实施监禁虐待和“额外科派”。为此，张应兆又约同吕文彩等到普洱府上告易武土官伍廷荣、陈继绍等的诡计和暴虐。此案受到普洱府正堂黄主祥（知府黄中位）重视，由其裁断全案，谕易武土官“不得苛索”，“不许任意派收”，“加派茶价银伍两减免，不得派收，该土弁有事需银借贷，听其民便，不许逼借”，“叩即查照，并移思茅厅知照”，“迅即札饬该土弁遵办，毋得玩违，该民人等，亦毋得借词藐玩”。普洱府断案裁定后增加了茶价，减少了茶税。张应兆等为不使易武土官再滥派茶税，“恐日久仍蹈前辙因立碑为记”，碑文末行刻有“道光十八年岁在戊戌孟冬月望十日张应兆同合寨立”。它真实地记录了清代道光年间易武因茶税茶价争端而诉讼的史实，对研究普洱茶史和清代地方律法具有历史参考价值。该碑现为勐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笔者于1994年2月到易武考察该碑。
纪襄廷是云南省景谷县景谷乡纪家村人，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清进士赏六品衔，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享年80岁。时任云南教育、交通两司司长。东陆大学校长董泽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撰题其墓志碑文，写道：纪公治家，“以孝友为经”“以勤俭为纬”，“努力于社会事业之发展以增进公共之利益”。纪襄廷热心地方茶叶事业的发展，引导种植茶叶于景谷乡。
自民国九年（1920年）后，随着茶树大量种植，茶叶上市量逐渐增多，景谷街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普洱茶区和茶叶销售市场。对纪襄廷引种发展景谷茶叶的事迹，董泽在其墓志碑文中写道：“公之为人，曾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怀，抱初不以谋一人一家之幸福为己足。曾日观景谷之山脉重重，农田稀少，每岁米谷所出，不敷使用，民生日困，盗匪充斥怒焉，如捣而思，有以匡救之。经若干心血之研究与考察，以景谷气候土质之宜于种茶也，乃向外选购种子，先于陶家园试种数百株，后于塘房山续种数十万株，胼手胝足，躬亲栽植保护培养，煞费苦心，不数年而蔚然成林，可供采摘，并以所栽出者资为观摩，广事倡导，使大众群起为普遍与大量之种植。于是景谷若干荒山已由无用化为有用，将荒山变为茶山，以昔日穷乡僻壤之地区，一变而为商贾云集之市镇，国计民生，日以富裕，地方文化日以发展。公苦心倡导种茶以福国而利民之丰功伟绩，久已无人不道，有口皆碑，前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教授王毓嵩先生曾书赠公一联曰：景谷之茶衣食万姓；庄
而后见公一人。事功所在固将与景谷茶同垂不朽也。”
纪襄廷于民国元年（1912年）在景谷街创办茶庄，并在昆明设分号“恒丰源”，同时外地人也来景谷街开办茶庄，使街道不断延伸扩展。这里的茶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四川、贵州、西藏等地，景谷街变成了一个茶叶集贸闹市。由于纪襄廷的倡导，景谷茶叶得到了大面积推广种植，从而促进了普洱茶的生产发展。
雷逢春，名雷朗然，原为云南石屏县人，约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思茅厅设海关为通商口岸后，由石屏迁徙思茅定居。雷逢春为思茅县第一届商会会长，民国十年（1921年）任云南省第三届省参议员。据地方志和云南文史有关资料记载，雷逢春住在原籍石屏火烧铺的雷氏已形成了一个大家族。雷逢春的长子雷恩溥考中进士，石屏老家曾升斗挂匾祝贺，后来其子出任四川丰都县令，雷逢春被称作“雷老太爷”，其妻李氏被封“恭人”。雷逢春当年之所以携家小到思茅，是因为看重这里是对外通商口岸，想在此大展宏图。他初营小百货，后发展成为思茅茶庄的首户“雷永丰茶庄”。清末民国初年，思茅茶业进入了兴旺发展时期，思茅本地的茶靠勐腊、易武、倚邦、勐海一带供给，在思茅加工揉制成形后出售。“雷永丰茶庄”就开在当时思茅海关的隔壁，即今红场一带。茶庄自制紧茶、沱茶、七子圆茶以及少许用作贡品的葫芦茶。次子雷恩熙是其得力助手。需逢春出任县商会会长时，逢茶叶上市时节便邀请各商家开会定价，把握市场价格，使茶叶以较合理的价格在市场营销。他每年还主持“茶祖会”祭祀活动。他的茶庄所制的茶特别注重原料、配方、制作工艺和包装。开茶制作季节，茶庄按指定茶区收足原茶，备好柴火，对拣茶、配茶、蒸茶、揉茶、凉茶等一系列工序都严格把关，做到料真、货足，名不虚传。他还在昆明设有茶业销售点“杨福济”。民国十年（1921年），雷恩熙去世，雷逢春一人操持茶庄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去世。后来茶庄被分成子、婿两家，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前后逐渐衰落。以当年思茅茶庄年销茶量5000担左右计算，雷永丰茶庄年销量应当在千担左右，约占1/5。在思茅20余家茶庄中，雷永丰茶庄被公认为首户，亦被列为云南八大茶号之首。雷逢春在清末民初为思茅普洱茶制作、销售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堂阶，定居佛海的石屏人。清光绪末年（1908年），张堂阶弟兄三人由磨黑井驮盐到佛海、车里经商，因将售盐所得收购佛海散茶后运至思茅销售而落籍佛海，并同缅甸永混土司女儿结婚，生了三男二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病故于佛海。清宣统元年（1909年）2月，勐海土司召雅迈与其侄召雅和为争夺土司职位发生战乱，张堂阶暗助勐海土司得胜。4月，勐遮土司又助召雅和反攻，大肆焚掠汉商住宅，张堂阶受惊逃到车里。战乱平息后，宣统二年（1910年），张堂阶返回佛海重振家业，并从思茅请来汉族揉茶师傅传授技术，兄弟重新筹资开设了佛海第一家茶庄“恒春茶庄”，恢复了盐茶生意。从此，佛海有了加工制茶的茶庄，散茶不再运往思茅。民国二年（1913年），张堂阶始设茶灶1盘，制造圆茶四五十驮运销思茅；又制紧茶七八十驮卖给缅甸景栋商人张仲德，由其转运至印度销售，此为佛海茶销往印度之始。张堂阶的恒春茶庄自宣统二年（1910年）开业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有茶灶2盘，年制茶2500担，后由其子张锦培掌管茶庄。从1910年至1949年，佛海先后有茶庄30余家，张堂阶的恒春茶庄开办得最早，成为佛海茶庄创始者。
周文卿，云南玉溪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民国三年（1914年）为思茅厘金局二等办事员，受思茅厘金总办秦克廷所派到佛海经营盐茶生意，开设“广源利”商店收购散茶，然后运往思茅销售。他在赚得红利4000元后，自行到佛海另谋发展。民国六年（1917年），周文卿在佛海与朵云峰、刘华轩合伙成立“三益祥”商号，继续盐茶买卖及其他生意。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在曼戛寨尾建的新屋落成，并正式开办“可以兴”茶庄，初期只收购散茶运往思茅销售。民国十六年（1927年），他自行设一盘茶灶制造紧茶80多驮售给李云生，李云生将其运往缅甸仰光销售。据李拂一先生回忆，其制茶技术是派人到聘有思茅揉茶师的“洪记”茶庄偷学而成的。民国十七年（1928年）佛海商会成立，周文卿任会长。次年，李拂一鼓励周文卿自行制茶运到印度试销，其“可以兴”茶庄便制得圆茶百驮，一部分运销中国香港，另一部分运销缅甸瓦城、仰光；又制得紧茶500多驮，就地卖给李云生100多驮，余近400驮由玉溪同乡张碧海照料，雇马脚驮至锡伯，换火车至缅甸仰光，改装轮船至印度加尔各答，因被在印华商宣传是“假茶”而亏蚀万元。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周文卿的“可以兴”茶庄有茶灶2盘，年产茶2500担。民国二十年（1931年），茶庄仍制运紧茶数百驮至缅甸景栋，由汽车运至海港和火车站经大布运至仰光，再换船至印度加尔各答销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周文卿支持李拂一的提议，首先加入“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此后逐年发展。周文卿不惜钱财盈亏，冒险让佛海人自行运茶至印度扩销，把海外赚的钱拿回佛海求发展，盖房捐赠教育局，以茶叶制销为地方发展做出了贡献。
李拂一，原籍广西柳州，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于普洱城，长期工作生活在思普区车里、佛海一带，既是著名学者，也是一位茶叶实业家，2010年9月7日逝世。他有译著《泐史》，专著《车里宣慰世系考订》《十二版纳志》《车里》等。李拂一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佛海开办“复兴茶庄”，有茶灶2盘，年制茶2500担。他当年倡议佛海土司刀良臣组织茶业合作社，每户茶农投资散茶半驮、一驮或若干驮，组成“掸民”茶业合作社，自行制造、自行出口，建社后茶庄改名为“掸民茶庄”。民国十八年（1929年），李拂一鼓励周文卿自行制茶运到印度试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他倡议各小茶庄联合起来得到大家响应，经商议后成立了“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加入者除他的复兴茶庄以外，还有近10家茶庄。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联合贸易公司的紧茶数量有2万多驮，因而有能力做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同年，他从印度回佛海不久，为筹备抗战物资所需茶叶，于9月奉军委会之命，到暹罗、高棉、西贡、河内等地考察一个月后返滇复命。李拂一建议国家经济部派专家到佛海设厂制茶，以作易物之资。他愿放弃联合贸易公司掌握的茶权，由中茶公司调处，并写了一篇《佛海茶业概况》刊载在1939年昆明出版的《教育与科学》杂志第5期上。这一年，他的建议被国家经济部采纳，于5月派中国茶叶专家范和钧率领一批茶叶技术骨干，在佛海成立了“中茶公司佛海茶厂”。当年冬天，李拂一和周文卿到印度处理联合贸易公司的业务返回佛海后，联合公司销印度的紧茶路即交由中茶公司办理。李拂一为普洱茶区的茶叶发展和远销境外做出了贡献。
高岳生，名高峻，原籍石屏，生于清光绪年间，定居思茅，卒于1960年。据云南文史资料记载，高岳生约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只身从石屏投奔到思茅雷逢春门下，在“雷永丰”茶庄做小伙计，照应茶庄琐事，后与雷逢春的三女儿结婚。他勤奋敬业，后自立门户，与人合伙经销小百货、土杂货，主管“大吉祥”商号，独立兴办“大有庆”茶庄。发展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资金富足，生意兴隆。他买了思茅城里最好的房子，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其间制茶作坊、庭院、卧室、客厅、院落配置较为完整，使用方便。从茶业的发展情况看，此时其“大有庆”茶庄的经营方式和门路已超过“雷永丰”茶庄。高岳生在昆明大东门有茶叶经营门店“陈永兴”，在思茅的茶庄里仅设一个管账先生，由家里人长期参与管理。他本人坚持闻鸡而起，亲自料理茶叶商务琐事，或过秤，或看账，或洽谈茶叶、棉花购销事宜。高岳生出任过思茅商会会长。他精明能干，善于策划指挥，办事讲求实效和信誉，待人和善，与商界各家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思茅很有声望，受人尊敬。他热心公益事业，不论是做“茶祖会”，还是做其他民间会的主持人，都乐于解囊相助。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受战乱、瘟疫等影响，茶业下滑，每年人揉茶量递减，茶庄只有老茶而无新茶。高氏“大有庆”茶庄因是与雷永丰茶庄有亲缘关系的第二代茶庄，所以对思茅茶市具有影响，亦曾称雄一时，被认为是思茅茶庄的后起之秀。
何璞生，名何琇，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卒于1949年5月。祖籍石屏，民国元年（1912年）随长辈到思茅入籍，毕业于普洱第四师范。民国二十年（1931年），何璞生在思茅下二街创办“鼎春利”茶庄。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因交通不畅导致销售困难而歇业，历时18年，是思茅地区众多茶庄中歇业时间最晚的。“鼎春利”茶庄因何璞生严格把关，保证质量，关心茶工并为其排忧解难，坚守信用而“以诚兴庄”。其全盛时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收入来自攸乐山、景迈山、易武山等地的粗茶2000余驮，由思茅的制茶师傅余长福、燕益庆、周小舟等和百余茶工精心操作，制成七饼圆茶、七子紧茶、元宝茶、沱茶等普洱茶品种，分别销往西藏、江浙等地及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每年营业收入银洋8万余元，是思茅茶庄中发展较好的一个。何璞生之子何宏志曾向笔者回忆上述茶庄历史。
李子忠，云南墨江人，又名李尽臣，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卒于1951年。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担任过墨江县建设科长、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委员等职，并被选任为墨江普益社社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李子忠倡议兴办茶叶事业，邀约20余人为股东，筹集股金6万银圆，在墨江县景星区班晓开办了茶场，他担任经理，于当年边开垦荒地边种植粮食，为茶场职工提供口粮。从第二年开始种植茶树，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共种植茶树30万株，已有部分可开采。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茶场职工达40人，他从浙江请来两名制茶技师，制出烘青、炒青，生产玫瑰花熏红茶，研制“银针”“寿眉”“玉露”等名茶，均获好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李子忠在昆明崇仁街开设茶庄，专售墨江景星茶场生产的茶叶。后来制茶技师增至六七人，职工50余人，年生产各种茶叶四五十担，最高达60担，外地来买茶的客商很多。墨江景星街也成了一个比较集中而且远近闻名的普洱茶区，他为墨江兴办茶叶事业开辟了路子，《思茅地区志》中有关于李子忠的人物记载。
范和钧，江苏常熟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989年11月2日病逝，享年84岁。他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在上海商检局工作期间深入茶叶产区考察研究，与吴觉农先生合著《中国茶叶问题》一书，并曾在中茶公司湖北恩施实验茶厂负责设计、创制各种制茶机械，机制红茶销路甚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中茶公司与云南省政府合资，在昆明设立“云南中茶公司”。第二年春，范和钧与张石城从缅甸景栋绕道来到云南佛海考察，获得相关资料和样茶后取道思茅、普洱返回昆明禀报。同年冬天，云南中茶公司董事长缪云台决定在佛海创办试验茶厂，并委任范和钧为厂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正式建厂。范和钧请求中茶公司调原恩施茶厂初制茶工25人、江西精制茶工20人，滇茶公司支援茶叶技术训练见习学员20人，宜良实验茶厂雇用5人，共计90多人，交由宜良茶厂殷保良带领。从宜良、玉溪，沿茶马道经峨山、元江、墨江、普洱、思茅、车里等地，历时一个多月到达佛海。同时，范和钧还派人到印度学习茶叶栽培技术及制茶新方法，从国外采购了部分制茶机械，其中有我国当时第一次进口的拣梗机。范和钧通过佛海县政府征得当地土司同意，选择了距离佛海中心集市很近的一块80余亩土地作厂址，他和工人一起辛勤苦干，边建厂边生产滇茶。这样干了两年，终于在普洱茶区生产出了机制红茶、绿茶。佛海茶厂利用与中茶公司的关系帮助边民制普洱紧茶，由佛海茶厂收购，然后用马帮驮运到缅甸景栋、当基，再转火车至仰光，搭轮船到印度加尔各答，转运到西藏边境成交，从而发展了紧茶生产。民国三十年（1941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到东南亚地区，盯着中国西南部，佛海曾遭日机轰炸，因此昆明的云南中茶公司电令佛海茶厂职工全部撤回昆明。范和钧在工人的请求下同意延期10天，把厂房全部建成后再撤走。全厂上下一条心，加班加点地赶装发电机。一周后，机房发电，佛海小镇有史以来第一次亮起了电灯。第二天，全厂职工将机器拆卸装箱，驮运至思茅或寄存民间，除护厂人员外，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全部撤退。范和钧为创办佛海茶厂写下了历史性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