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旅游社区相关研究

2.1.1 社区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次引入“社区”这一概念，社区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社区是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文化等自然因素而形成的，其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与社区外部环境对比，社区内部本身价值观趋于一致，人际关系更为亲密（滕尼斯，2010）。莱瑞·赖恩在《社区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社区的构成要素包括人口、地域、生活服务设施、社区文化和管理组织与机构。社区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会集。芝加哥学派认为“社区”包括三个特点：人群按地域组织、人口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其所在土地、个体之间存在依赖关系（Robert，2004）。Sawicki（1996）在社区研究中强调了其功能配置，认为传统上这样一个地区有5000～10000名居民，其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种族类型基本相似，并且以邻里小学为核心。

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吴文藻教授首先提出中国的“社区”概念，他在《社会学概论》中将其定义为：若干社会群体（家庭、民族）或社会组织（机关、团体）聚集在一地域里，形成一个在生活上互相关联的大集体。《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将社区定义为“通常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普遍公认的社区概念的特点是地域性、共同性、互动性，具有基本社会规模与功能性和非正式组织性（赵德华，2007；琚磊等，2012）。

Barkham（1973）对于“社区”的描述是形式简单，意义复杂。阿尼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曾经引用了神学家马修·福克斯（Matthew Fox）对社区的总结：“社区”一词来源于单词“共享”（communion），意思是大家共同分担一项任务，大家齐心协力做事的能力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Roddick，2000）。社区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社区的力量和成功做事的能力。Murphy（2004）指出社区存在3个普遍特性：社会功能、空间区域和外部承认。

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对象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社区概念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见表2-1）。总的来说，从这些学者的观点来看，主要从地域和功能两个方面对社区概念进行界定。只将一个国家或是省份界定为社区的人寥寥可数，常常把某一个村庄、城镇或街区界定为社区。1987年，中国首次将社区理念纳入行政工作。根据国情，民政部（2010）将社区概念界定为“由居住在特定区域的居民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1.2 旅游社区

（1）旅游社区的界定

在旅游语境中，当地社区通常被界定为受到旅游发展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所有人或团体（Singh et al.，2003；Wall & Mathieson，2006）。旅游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多维度的，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和政治等（Singh et al.，2003）。社区居民熟悉旅游地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等特征，通常在旅游发展中扮演服务提供者、销售商、手工艺者等多种角色（Scheyvens，2003），他们充分地了解当地的环境、文化和传统，也具备处理当地问题的经验和能力（Lane & Bramwell，1999；Yuksel，Bramwell & Yuksel，1999），发挥社区居民优势可以确保旅游业充分发展（Lane & Bramwell，1999；Yuksel，Bramwell & Yuksel，1999；Wall & Mathieson，2006）。

Murphy（1985）认为，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观是确保其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旅游：社区方法》一书中，Murphy将旅游社区定义为发展经济的“一种方法或途径。从社区利益的角度出发，社区控制开发过程、确定发展目标，并由此来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平衡”。《旅游：社区方法》第三章集中体现了Murphy的中心哲学论点，即整个旅游业都依赖于当地的资源和居民积极的态度，认为整个社区是一个旅游产品，强调“产品”必须基于东道社区的生态，并且能够自我维持，而不是剥削。尽管旅游发展通常被视为能够协调资源、环境保护与社区生计之间关系的潜在方法（Strickland-Munro et al.，2010；Stone & Nyaupane，2015），社区居民也常将旅游发展视为改善生计的机会（Wall & Mathieson，2006）。然而，相对于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旅游业相关机构、景区企业等利益主体（Su & Wall，2011；苏明明等，2012），社区居民通常处于弱势地位（保继刚等，2006），在旅游规划和管理的过程中很少享有真正的决策权（Scheyvens，2003），社区利益也常常被置于游客需求之后（Stone & Nyaupane，2015）。因此，旅游发展为社区带来的积极影响常常局限于小部分社区居民（Stone & Nyaupane，2015），很多时候未能实现对社区生计的改善（Stone & Nyaupane，2015），有时甚至加重了周边贫困社区的边缘化和生计困难（Nepal & Weber，1993；Ghimire，1994），引发社区发展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Nepal & Weber，1993）。旅游社区的相关定义与观点如表2-2所示。

旅游社区是“社区”在旅游领域的发展和细化，它强调了社区的旅游属性。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后，本书将旅游社区划分为旅游资源、旅游目的地功能、政府主体性、旅游综合服务功能、空间区域性5个类别。其中，对旅游资源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城市、乡村或民族地区；对旅游社区主体是否含有政府存在不同意见，但定义的核心主体还是社区居民；从旅游目的地的角度出发，则考虑目的地社区的旅游功能建设，虽然研究的目的地类型不同，但是都是从地理学空间角度去定义旅游社区。随着旅游对社区影响的逐渐加深，旅游社区的地理边界趋于淡化，社区与景区的位置关系不再是旅游社区概念界定的基本因素。本书认为旅游社区是，既有旅游目的地服务功能，又有本地居民生活基础，旅游业在社区经济中占一定比重，居民、社区组织、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均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关注社区居民福祉的综合体。

（2）旅游社区的国内研究热点

本书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检索平台，以“旅游社区”为主题，来源类别为“北大核心”“CSSCI”“CSCD”，截至2023年7月，以通过检索和有效剔除后的709篇文献为文献库，采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分析，生成旅游社区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2-1）和高频关键词表（见表2-3）。由图2-1、表2-3可知，在提取的前10个高频关键词中，社区参与是节点最大的关键词，出现频次高达194次，其次是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分别出现66次和56次，学者尤为关注这两类旅游业态。此外，目前国内研究中社区、社区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旅游开发、旅游社区、旅游发展、旅游影响也是旅游社区的重点研究问题。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本书提取了10个突现词（见图2-2），有助于理解不同时间旅游社区的研究重点及热点。在旅游社区的研究起步阶段（1997—2003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04—2009年），生态旅游和社区旅游是阶段性研究热点，原因在于两种旅游形式是旅游可持续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机制，能够实现旅游和社区价值共创。在旅游社区的研究提升阶段（2010—2023年），旅游社区一词的关键词突现程度最高，学者意识到旅游地建设的社区化和社区的旅游化已成为当前旅游发展的趋势。进一步说明旅游社区是旅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乎旅游可持续发展。此外，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紧接着推行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学界由此将旅游扶贫、乡村振兴作为研究热点。从中可以看出，旅游社区的研究热点具有一定的政策导向性。同时，在政策的支持下，乡村振兴具有极高的突现度和高影响力。

为了把握旅游社区的整体发展和研究热点，本书根据709篇文献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2-3）。从聚类结果来看，研究围绕# 0社区参与展开。可见，社区参与在旅游业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学者探讨了社区居民在旅游规划、决策、管理中的参与程度，以及这种参与如何影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不同旅游形态下的社区参与（# 1社区旅游、# 2生态旅游、# 5乡村旅游），以及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 4旅游开发、# 8旅游发展、# 9旅游影响）也是学界关注较高的热点主题。旅游和社区不是独立的关系，旅游的社区化以及社区的旅游化相互延伸，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以关键词出现年份为X轴，聚类标签为Y轴，生成关键词的时间线图谱（见图2-4），反映同一聚类以时间为轴的研究变化趋势。由图2-4可知，2000年开始涌现出社区参与的核心文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社区参与旅游的机制、发展模式等，研究热度持续二十余年。旅游社区的核心文献始于1998年，但当时的关注度较低。直到2016—2019年，旅游社区研究进入高关注度阶段，研究内容包括社区治理、地方感和旅游可持续发展。2019年之后对旅游社区的关注再次趋冷。当前，以及未来的研究关注点主要在于乡村旅游、旅游发展以及旅游影响方面。可见，旅游社区研究具有时代特性以及政策导向性，并始终服务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1.3 旅游社区区位

（1）旅游区位概念

区位一词来源于德语“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即定位、位置、场所之意，我国译为“区位”，日本译为“立地”。“区位”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意为“地区位置”，而课本中的解释是：“某事物的区位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指该事物的位置，另一方面指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空间联系。”对区位一词的理解，严格地说还应包括两个方面：①它不仅表示一个位置，还表示放置某事物或为特定目标而标定的一个地区、范围；②它还包括人类对某事物占据位置的设计、规划。区位活动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行为，是人们生活、工作最初步和最低的要求，可以说，人类在地理空间上的每一个行为都可以视为一次区位选择活动。区位是人类在进行生产活动时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对区位进行了讨论，形成了相应的区位理论。经典的区位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论。尽管区位论存在假设条件过于理想化、一些理论只注重理论推导等不足，但其试图从点、线、面等区位几何要素进行归纳演绎，从地理空间角度提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揭示了各区位因子（因素）在地理空间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这种抽象和概括对具体的理论扩展和应用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克里斯泰勒就提出中心地理论。克里斯泰勒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出发，把影响旅游活动的区位因素分为12项，如体育运动和艺术等。此后，国外的其他学者，针对发展模式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如齐瓦·T.乔威塞克（Z.Jovieie）提出了中心地的腹地模式；狄西（Deasy）和格里斯（Griss）提出旅游吸引周围的同心影响带模式；另外，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的丰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约克鲁（Yoreno）和弥尔西（Miossee）等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朱彦玲，2012）。直到20世纪后期，美国学者克劳森（Clawson）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他提出旅游区位三种指向（利用者趋向型、资源基础型和中间型）。于是继德福特（Defert）提出旅游业布局五条原理后，用区位理论研究旅游业日趋受到重视。朱彦玲（2012）指出旅游区位论是研究旅游客源地、目的地和旅游交通的空间格局，地域组织形式的相互关系及旅游场所位置与经济效益关系的理论。吴智钊（2018）认为旅游区位论（Tourism location theory）是研究旅游目的地空间位置与其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研究内容不仅包括某个旅游目的地相对于其他类似区域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关系，还包括某个旅游地中旅游场所的地理坐标、空间格局、内外交通及旅游流等。

李文龙（2011）认为旅游区位是通过旅游目的地与其客源地相互作用中的相关位置和交通可达性来体现的。可以将旅游区位理解为旅游目的地对其周边客源地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或者说一个客源地对其周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相对偏好。区位因素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推动或制约作用，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区位规划设计，能够吸引众多游客，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反之，则制约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区位划分为客源、资源、交通和认知区位4种。张艺真（2018）认为区位包括这类事物本身的位置和它与其他事物所产生的空间上的联系。陈擎（2010）认为旅游区位表示旅游景点与其客源地相互作用中的相关位置、通达性及相对意义，是景点吸引客源地的因素之一，也是客源地对景点偏好的表现之一。根据地理学的地域分析，王大力（2015）认为旅游区位以地理学区位因子为依据偏重对单一地域的研究。孙根年（2001）强调区域开发要考虑时空尺度，在一定尺度内优化开发，进而对旅游业发展产生影响。旅游区位的概念强调了区位与旅游相关现象的联系，并将旅游各要素与区位相联系。王赫（2018）认为旅游区位可以划分为旅游资源区位、交通区位、客源区位和认知区位，但是相对距离、社会经济、政府行为、文化差异等也是影响旅游区位的重要因子。吴智钊（2018）认为旅游区位可以看成一个资源点对其周边客源地的拉动能力，这是由客源地游客对其周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偏好不同所体现出来的。

（2）旅游社区区位的重要性

描述区位就是研究差异。通常情况下旅游社区的社会功能和空间背景相联系。因此，在对社区发展进行规划时，就需要充分考虑社区的规模以及它成为一个单元所承担的功能。旅游社区依赖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其作为一个系统综合体，由当地社区、旅游企业、旅游者、政府、社会组织等多个相关利益者组成。

在旅游社区发展过程中，区位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陈炜等（2022）选取了贵州省不同地域空间、不同民族和不同发展模式的25个村寨作为研究点，最后得到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特色旅游资源、旅游区位、旅游偏好及旅游产品。在旅游社区的发展中，特色旅游资源主要是自身及周边的特定地域空间内形成的能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的独特因素。旅游区位因素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旅游交通良好、地理位置优良，与城镇空间距离较近，区域内景点串联度强，附近客源市场规模较大。旅游区位、特色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交织明显。刘民坤等（2021）结合全国乡村旅游社区探讨乡村振兴旅游路径的生成逻辑，共生成七条具有差异化的乡村振兴旅游路径，其中“政策与经济双驱型旅游路径”是乡村振兴的旅游最优路径；经济发达地区的重要旅游路径为“市场需求导向型旅游路径”“政策与经济双驱型旅游路径”和“高乡村性与高参与性加持型旅游路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最重要路径包括“景区依附型旅游路径”和“资本加持型旅游路径”。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社区和景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也是大多数社区选择的发展路径。张爱平等（2017，2023）研究认为，邻近旅游景区、靠近旅游通道、位于旅游社区的农户具有旅游参与的天然优势，旅游从业者往往多于其他地理位置的农户。景区对邻近社区具有农地、人力资源依赖性，邻近社区投入资源并参与景区旅游生产，社区农户为此获得旅游发展的制度红利，旅游参与机会及发展福利伴随制度安排的演进而变化。同样区位的重要影响在一些乡村旅游地区也较为常见（吴孔森等，2020；龚箭等，2021）。由此可见，区位条件不仅影响到旅游社区的发展也影响到社区内居民的生计状态。

研究发现，景区选址对景区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首先，二者存在经济发展层面的关系。朱艳梅（2012）认为资源区位是在限定范围内，一处旅游点的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空间组合关系，同时代表着其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通过区位划分，明确交通等基础设施与客源市场的等级，弥补不足，进而提高社区内部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二者存在社会公平发展层面的关系。孙九霞（2017）以川藏公路和鲁朗社区为例，说明道路的修建使其附近边缘社区得到发展，同时老旧公路沿线景区客流量急速下降，即道路结构的改变对边缘社区的地缘政治产生影响。因此社区的发展不能高度依附于外部力量，内生机制不完善的边缘社区更需要提升自身能力建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二者存在自然生态发展层面的关系。杨杰（2017）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对区位类型进行划分，认为关注乡土资源和开发与重视乡土性的举措有利于提高乡村的旅游接待能力。从区位角度划分旅游社区类型，如核心社区、中心社区和边缘社区的划分，有利于旅游社区从地理位置、物质资本、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3）旅游社区区位的要素

由于区位对于旅游业发展以及各种社会活动非常重要，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进一步界定了旅游区位的研究内容。总体上，大多数学者对旅游区位的考量主要是空间距离，关于区位条件的测度往往以旅游目的地为空间参考，涉及交通可进入性、城乡连通条件等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旅游目的地的供需关系和开发条件等。旅游区位的研究维度如表2-4所示。

显然，不同尺度的研究对区位的界定也有差异。总体上，从旅游社区这个尺度可以归纳为两个重要的关系：第一，在较大尺度上，旅游社区距离主要交通干线的位置，决定了交通便捷性由此带来的客流量以及发展机会；第二，在交通区位下一级尺度上，旅游社区距离景区的位置，决定了旅游吸引力的辐射以及相应的住宿、餐饮等旅游供给设计的供给配置以及发展机会。 tAooWXVyKff9pwzN03g60HUsNLvhn2IHN/60cp0LQq6TUR9gp3e3wv9kDsfRMJ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