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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作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历来备受国家和学界的关注。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已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并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截至2014年底，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收入标准计算，我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并提出到2020年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2015年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宣布“十三五”时期（2015—2020年），通过发展旅游将带动17%的贫困人口（约1200万）实现脱贫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乡村旅游扶贫是一项重点工程，计划实现3000万以上贫困人口依靠旅游脱贫。尤其是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交织着经济、生态、文化、民族等多种因素，其治理需要采取特殊的手段。我国的连片特困区域大部分保留着原始的自然生态风貌和独特的民族风土人情，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关键条件。同时，贫困区与生态脆弱区的时空结构具有高度耦合性，使得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旅游业成为这些地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其中，旅游社区成为脱贫工作中的重点。
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推进，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还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和稳定增收。我国随后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达到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全面现代化，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要使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实现现代化，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就必须完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个重大战略任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旅游社区如表1-1所示。
表1-1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旅游社区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这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系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旅游社区仍是发展的重点区域。实际上，旅游社区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尤为值得关注。从社区角度切入，社区居民对原住地的情感依恋、生计方式改变难易程度和自身素质限制等因素阻碍了旅游社区的发展。从中国贫困治理30年的经验来看，社区发展依然存在实践困境（周冬梅，2017），依靠政府发放补贴、易地搬迁等“输血”方式进行扶贫只能解决短期问题，而“自给自足”的旅游社区发展模式亟待构建。
一个地区理想的旅游产业是由直接的、间接的和引领性的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其实际的组合状况取决于东道主社区的规模、资源、愿望和客源市场等因素。Murphy（2004）指出，旅游活动把本地社区与旅游业结合成一种重要的利益伙伴关系，促使目的地成为一种有利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的旅游产品。旅游业对当地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具有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可以为社区的年轻人、老年人提供理想的就业机会。此外，本地居民不但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较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可以使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与此同时，想要在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上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旅游目的地，就需要在旅游产业内部建立一种企业合作关系，例如，建立一种具有社会责任和环保意识的企业同盟。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就会朝着使多方受益并且平衡的方向发展，实现产业的综合发展。
同样，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无论是空间位置、地域范围还是旅游资源、活动内容，都需要旅游社区的参与。从社区角度来进行旅游目的地建设和管理，谋求旅游与社区的共同发展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王珊，2013）。与此同时，旅游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由此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很有可能会侵犯社区的利益。例如，导致原来社区生活空间和土地资源的侵占与争夺（吴亚平等，2016；王蓉等，2021；李嘉宇，2023）。由于交通拥挤和噪声等原因，国内外社区居民往往出现对旅游持负面态度的案例（Murphy and Andressen，1988；Sheeldon and Var，1984；刘爱利等，2007；吴亚平等，2016；王蓉等，2021），特别是旅游点渗入居民区的情况更是让部分居民无法忍受。当然，旅游对社区也有诸多的正面影响，例如，通过旅游开发，使得一些传统的社区能吸引更多旅游者，带来更多利润（刘敏等，2015；赵克苏等，2022）。社区发展需求刺激旅游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激发社区内部活力。然而，社区如何影响旅游发展，旅游又在社区发展中占多大比重等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本书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检索平台，选择高级检索模式下的主题检索方式，设定主题为“旅游社区”，来源类别为“北大核心”“CSSCI”“CSCD”，截至2023年7月，共检索出748篇文献。通过对文献进行筛选，剔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709篇。从旅游社区年度发文量的趋势来看（见图1-1），国内对于旅游社区的研究总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旅游社区的研究起步阶段（1997—2003年）。在该阶段，学者发文量较少，7年共计发文19篇，占总发文量的2.7%。学者对旅游社区的研究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旅游与社区文化的融合（庄志民，1997）、旅游社区基本理论（唐顺铁，1998）、旅游社区开发（周玉翠，1999；李玉轩等，2001）、开发建议（刘纬华，2000）等方面的探索。第二阶段，旅游社区的研究发展阶段（2004—2009年）。在该阶段，年度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达到峰值，发文54篇。由此可见，学界对旅游社区研究日益重视，特别是对旅游社区的开发及发展模式进行了大量探讨。此外，2009年中山大学设立阳朔社区旅游研究基地，也标志着社区旅游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研究案例地辐射至全国重要的旅游景区及周边区域。第三阶段，旅游社区的研究提升阶段（2010年至今）。2010年以来，旅游社区的年度发文量波动起伏，但学者对旅游社区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并对旅游社区不断进行深入探究。2010年以来，旅游社区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旅游扶贫、乡村振兴，研究视角转向居民感知、旅游增权等方面，学者对旅游社区的关注角度更加多元化。
图1-1 1997—2023年旅游社区年度发文量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学界多以“乡村旅游+”的视角来分析旅游社区，缺乏以实地旅游社区自我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即使研究区域是旅游社区，也仅是关注社区旅游如何发展，而忽略了旅游社区的独立性。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效应，包括旅游扶贫带来的地区经济效应。胡柳（2016）提出综合运用经济数据和扶贫绩效主观感知评价，杨毅（2017）建立扶贫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但没有深入分析旅游社区是如何影响旅游发展的，认为旅游只是社区居民生计手段的一种。对于研究内容的选择，现有的有关旅游社区开发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以社区中的“知觉”和“参与”为出发点。整体而言，目前已有研究对旅游社区的整体性发展和自身能力的建设关注不足，同时，也缺少从时间角度上对旅游社区发展能力的剖析和持续发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