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旅游社区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进展

2.3.1 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概念延伸出来的可持续旅游，涉及社区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低影响旅游、替代性旅游、软旅游、负责任旅游、绿色旅游、自然旅游等。可持续旅游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持续旅游的开发”，关注的是旅游产品，使旅游本身得以发展，如Hunter（1995）称为“旅游中心主义”；另一类是“可持续的旅游开发”，旅游是实现总体可持续性发展的工具。本书以旅游社区为对象，研究的核心还是旅游活动如何促进社区更好发展。1990年，“Globe 90”国际大会提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五个具体指标：①增强人民生态意识，了解旅游产生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②缩小地区差异，公平地发展旅游；③明确开发旅游的目的，提高当地生活水平；④提高开发旅游目的地的水平，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和经历；⑤保护是旅游开发的前提。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关概念如表2-8所示。

根据CNKI网站中关键词检索发现，基于社区的旅游类型很多，如生态旅游、文化旅游、负责任旅游等；对旅游社区地理区域划分的有城市和农村；还有按民族划分的少数民族旅游社区。无论按哪种方式划分旅游社区，众多学者对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仍聚焦于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第一层面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第二层面是观念更新、政治觉悟、赋权、感知等。总结发现能力核心是以居民为主，映照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旅游社区的可持续生计关注文化建设、经济制约、利益关系、旅游与社区整合等，加之年代变化，突出了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旅游社区的可持续生计概念如表2-9所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促进了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思想的发展。通过对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可持续生计概念对比发现，“生计”是一个比“发展”更具体的概念，更容易讨论、观察、描述甚至量化。表2-8提到的概念是从旅游社区参与角度定义，是宏观层面，关注居民和社区发展的社会属性，而表2-9总结概念的经济属性，是微观层面，是从居民视角出发的。

2.3.2 自我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与政策

旅游社区是为旅游者提供观光或者住宿、餐饮等活动的功能区域，其不仅是范围明确的物理空间，也是旅游主客互动的社会文化空间。但这个空间是大的旅游系统的单元之一。对于社区发展而言，旅游社区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实际上是在宏观的产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下，尤其会受到相关理论和政策的影响。因此，本书进一步梳理了乡村与旅游以及旅游与扶贫的相关理论及政策，以便廓清旅游社区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外围发展趋势和政策环境。

（1）乡村与旅游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乡村发展包括3个主要思想体系，即人口与技术模型、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农业发展（Tao et al.，2009）。20世纪50年代，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现代化，并逐渐关注到旅游业发展对乡村旅游的贡献。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Jafari等学者也关注到旅游业不仅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再分配产生正面效应，也可能带来环境破坏等负面效应。到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SL）和可持续生计方法（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被用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强调整体思考减贫与农村发展。20世纪90年代，旅游在乡村中也被强调作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乡村发展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理论演变如表2-10所示。

随着“城市病”的不断暴露，大量城镇人口在农村购买了“第二居所”，在节日与双休日期间，乡村旅游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大力发展国内旅游拉动内需的政策鼓励下，乡村旅游得以迅速发展。由于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增加了当地经济收入和创造了就业机会，还表现在为当地传统经济注入新活力，因此，乡村旅游作为发展抓手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提出到乡村旅游，其政策内容和对象等均是依附于国土资源、文化与文物、农业与农产品、环境保护等其他行业的相关政策，对乡村旅游发展只是从理念上进行指引。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将“三农”问题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乡村旅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此后数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关注“三农”问题。2007—2010年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乡村旅游，对乡村旅游的定位、功能、产品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明确了乡村旅游作为乡村第三产业的性质以及发展乡村经济的目标，充分说明乡村旅游对调整农业结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非农收入具有重要促进作用；2009年的《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从乡村旅游的发展原则、工程建设、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战略规划。政策开始从宏观引导逐步向微观指导转变。2015年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2019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两个标志性文件进一步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升到全面发展和社区持续发展的高度。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要着重做好三件大事：第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继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第二，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第三，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不断推进农村现代化。其中，乡村旅游将不断为社区发展和物质精神共富方面做出贡献。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如表2-11所示。

（2）旅游与扶贫

旅游与扶贫发展政策经历了从“涓滴理论”到有利于穷人的旅游业（PPT）再到可持续旅游——消除贫困（ST-EP）计划的不同阶段。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显然是减除贫困的必要条件。然而，相关研究同样指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贫困的减除，增长的模式及源泉，以及这种增长成果的分配方式同样十分重要。这些研究特别强调经济增长能否提高就业参与率、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否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人力资本能否持续形成以及其生产率能否提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逐步取代了“基础广泛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并强调其中应包含以下三种情况中的至少一种：①穷人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得比例高于其现有收入份额；②穷人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得的比例高于其人口比例；③穷人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得的比例高于某种国际标准；关于“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各种定义大多涉及这些标准，尤其是第一条、第二条标准。进入21世纪中期，更强调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提倡更多的参与权利。包容性增长也包括无形的因素、观念和“感情”。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与社区发展理念有相同之处。旅游与扶贫理念演化如表2-12所示。

从经济角度分析，社区的自我发展经历了四个时代，分别是：第一，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模型使用自身能力（viability）；第二，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分支提出内生增长能力（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第三，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提出可持续发展能力（sustainable development）；第四，21世纪盛行自我发展能力（self-development ability）。随着这四个阶段经济理论的发展，旅游减贫相关理论也发生了演变，包括以下四个类型：①（新）自由主义（Liberal/neo-liberal），穷人通过旅游获得利益，但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前可持续发展主任尤尼斯认为旅游业不会自动解决贫困问题，也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种涓滴观点（Ashley et al.，2007）；②批判主义（Critical），旅游、农业等对外来资本和技术的依赖，产生收益上的漏损，发现旅游存在负面效应；③替代性发展（Alternative development），关注旅游产生的负面影响，发展替代性旅游，如基于社区的旅游、负责任的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社区参与到旅游发展中；④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关注点从经济利益到环境和文化保护，再到贫困重点的重大转变，旅游业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非孤立产业。社区自我发展经历的四个时代如表2-13所示。

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发展旅游为核心的特色产业一直是各级政府部门落实产业扶贫措施的重要选择。国家层面陆续发布的系列文件、出台的多项措施进一步推进了社区的自我发展，实现脱贫致富以及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我国旅游扶贫的相关政策如表2-14所示。

我国学者也关注到旅游扶贫，并总结出政府主导模式、农旅结合模式、社区参与模式、自主经营模式、景区带动模式等不同的模式，在案例和效应方面也有一定的积累。从研究方法看，对旅游扶贫研究一方面采用传统的问卷和访谈方法，另一方面还是从宏观旅游产业影响入手，例如，针对旅游业有“多大”，即产业规模与边界的研究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和旅游卫星账户（TSA）；针对旅游业影响的途径，采用回归分析、社会核算矩阵（SAM）、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针对旅游业对本地贫困人口与行业联动，采用产业链分析法和宏观市场预测等方法。总体上，目前旅游扶贫研究更多关注到旅游产业的影响，而非对贫困人口与社区发展的关注。我国旅游扶贫效应的典型案例研究如表2-15所示。

2.3.3 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更贴近于对具体实践的指导和理论的应用，因此，很多学者关注到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构建。最先引入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牛文元（1994）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由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和智力支持系统5部分构成。王海燕（1996）从资本角度，将可持续发展能力分解为4种资本，即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特性对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构建，一种思路是从系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入手，另一种思路主要从发展能力、持续能力和保障能力方面入手。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需要借鉴上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构建思路。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构成的主要观点如表2-16所示。

社区作为一个空间和组织单元，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从已有研究来看，不同的学者从不同层面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相关探索。Sawicki等（1996）认为社区指标是地方领导者对城市指标保持着强烈兴趣的自然产物。同时，建立指标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对旅游社区类别进行客观评价，以遏制对相关概念的盗用与泛用。在旅游业中，已经开发了许多指标并在文献中以多种方式使用。例如，旅游金融条件指标（Tourism 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TFCI）专注于与旅游业相关的经济活动，并提供“预测当前旅游股票指标收益的经济和金融环境”的见解（Chang et al.，2014）；旅游气候指标（Tourism Climate Index，TCI）是一个综合指标，捕捉与一般旅游活动最相关的气候因素，并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Yan et al.，2015）；由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制作的旅行和旅游竞争力指标（Travel and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dex，TTCI），意在提供一个全面的战略工具，用于衡量使其对发展旅行和旅游部门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和政策（Giampiccoli et al.，2016）。

Chaskin（2001）认为社区能力是人力资本、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可以用于解决集体问题，维持或改善社区的福祉。Easterling等将社区能力定义为：个体居民或集体为提高社区生活质量所提供的一整套物质或人力资源。Director（2006）则认为社区能力是一种过程，它能够生产出改善社区生活的资产或属性。由此看来，学者对社区能力理解的视角可分为，资源导向和过程导向：资源导向视角是将其视为社区内部拥有的资源、技术等；过程导向则将其视为用以解决共同问题或满足共同需求的集体行动。显然，社区能力是广泛且不明确的，过程导向的社区能力类似于社区能力建设。Beckley等将社区能力分为四个维度，即结构要素、催化要素、互动要素、结果要素（Mattessich et al.，1997）。Labonte和Laverack（2004）认为社区能力包括多元维度，即利益相关者参与社区的能力、评估问题的能力、培育社区领袖的能力、组织结构的能力、调动资源的能力、与其他组织和居民建立关系的能力、批判性自省能力、战略管理能力及外部机构的角色。

还有一些学者进一步针对社区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发展能力指标。Kulig等（2013）认为社区感知恢复力指数（Index of Perceived Community Resiliency，IPCR）包含领导力及赋权、社区参与、负面地理环境特征感知3个维度。Holladay等（2013）认为社区经济、社会、管理和环境因素的有机耦合推动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提出的社区恢复力量表（Community Resilience Scale，CRS）包含经济恢复力、社会恢复力、制度恢复力和生态恢复力4个维度。李亚娟（2018）认为，自然因素、发展模式、生计选择、经济资本、地方依恋、社会资本和管理体制等13个因素成为社区旅游脆弱性和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对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时发现，学者多以旅游社区恢复力框架为主，认为社区恢复力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相关研究如表2-17所示。

影响旅游社区发展的直接因素是本地居民对其的感知和态度。社区教育和居民心理有相似指标，最终目标是提高社区成员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有利于实现脱贫攻坚、改善民生。首先，让社区居民意识到自己有权在旅游开发中获得利益，提高社区居民的能力和参与积极性。其次，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当社区有独特建筑时，社区发展要考虑到建筑相关指标。在设立三级指标中可以加入道路（古道或现代道路）指标，即道路附近旅游餐馆/旅馆数量、道路的观赏价值、不同级别道路带来的游客数量/游客停留时长等。最后，发展旅游时，不同类型旅游的选择值得深思。ADTI是为了促进可持续探险旅游而开发的，它向企业家和政府展示了冒险旅游可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为社区发展提供支持。 WPIZPTTsOac9DB4KcvnoPiSswefRbWahk9Ce+tFJKd/UXrTcJ1oAu7D5JBE+eH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