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6年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要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即所有国民在患病时都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卫生服务，并且不会因病致贫。进一步而言，世界各国人民都在期望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也就是说，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一个国家的卫生体系不但要提供高可及性的卫生服务，还要提供高质量的卫生服务。高可及性意味着卫生体系需要大量的医生，高质量则要求这些医生经过精挑细选和严格训练。然而，从各国的卫生实践来看，除了极少数发达国家勉强实现了高可及性和高质量，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卫生服务都是低可及性和低质量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的增长、医疗保险覆盖率的迅速提升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的完善，尤其是2009年新医改以后，人民群众完全可以实现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然而，人们对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到大医院找专家看病。即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在咫尺，他们也宁愿舍近求远，去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就医。对此，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不是“看病难”，而是“看协和难”。换句话说就是，患者获取优质医疗卫生服务比较困难。

然而，以三甲医院为代表的中国优质医疗资源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三甲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各省的省会城市；即便在同一城市，三甲医院的空间分布也不均衡，以北京市为例，80%的三甲医院集中在东城、西城、海淀、朝阳4个核心城区，南城地区和远郊新区的三甲医院屈指可数。三甲医院的过度集中导致患有大病或者疑难杂症的病人不得不千里求医，地理可及性的不平等问题异常突出。另外，患者大量涌向三甲医院，也导致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以北京市为例，2018年北京市年诊疗量近2.2亿人次，日均接诊70万名外地患者。三甲医院医生长时间持续高负荷、超负荷运转，而患者仍然抱怨“看病难”。另一方面，优质医疗资源空间布局的不均衡还体现在区域和城乡层面。从区域和城乡角度来看，沿海发达地区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都可圈可点，但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却十分堪忧。我国优质医疗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均衡，已经严重制约了区域的协调发展。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在医疗卫生领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要和优质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三甲医院等医疗机构作为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其空间布局的平衡对于“看病难”问题的缓解，以及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应该看到，短期内中国优质医疗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的现实很难改变。本书中所有纳入空间分析的变量都支持这一判断，没有任何一个变量是易变的或者是可以轻易干预的。旧的体制、机制很难改变，这意味着成本效果好的干预政策在传统框架下并不存在。我们要么在传统框架下寄希望于长期的改变，要么提出新的思路。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的医疗改革。医疗服务的提供通常受地理因素的制约，因而医疗资源配置的空间可及性问题异常突出。从地理的角度，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医疗资源配置展开分析研究是中国卫生政策研究的重要方向。本书尝试从空间治理的视角探讨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问题，从空间邻近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视角刻画中国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和三甲医院的空间格局和集聚形态，并对影响中国医院空间格局的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医院空间治理的思路，即探索调整优质医疗资源空间布局和探索改变三甲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模式等，以期为中国深层次医疗改革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