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2.2 关于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的研究

利用空间分析研究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已成为国际研究的前沿热点。从空间分析视角对医疗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医疗服务设施和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可及性、有效性和公平性的研究上。

2.2.1 可及性

可及性分为地理可及性、时间可及性、经济可及性和社会可及性四类。地理可及性也称距离可及性,指患者到达最近医疗点的距离和时间。时间可及性指供方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时间段,如晚间、休息日、节假日不提供非急诊服务。经济可及性指需要卫生服务时经济因素影响患者利用卫生服务的程度。社会可及性指社会歧视对患者就医的影响,如一些患者担心自己所患病症会受到社会歧视,怕暴露而不敢就医。

Lu等(2019)以北京市为例,采用两步移动搜寻(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2SFCA)法对转诊改革前后医疗资源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进行了计算和比较,探讨了转诊制度改革对医疗资源可及性和空间公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转诊改革提高了北京市公立医院的整体可及性,但同时却加剧了城镇和街道医疗资源可及性的不平等。Reshadat等(2019)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中的网络分析模型、平均中心和标准距离调查了1997—2012年伊朗医院的可及性,发现1997年、2007年和2012年伊朗医院的地理进入率分别为68.80%、64.23%和66.20%,65岁及以上的妇女在这方面的风险更大。Shoman(2019)研究了伊斯坦布尔卫生保健可及性的变化,提出了一种利用综合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框架评价研究区域现有医院2007—2014年可及性状况的方法,即以城市区域为原点,以医院为目的地,先在空间上进行识别,投影到地图上,然后与相应的街道网络叠加,构建基于起点—迄点(origin-destination,O-D)的矩阵,计算可及性指数。结果表明,所选区域的城市空间分布和城市路网发生了变化,基础设施投资对可及性指数均有积极影响,每日可及性指数和潜在可及性指数分别增长了47.52%和38.4%。Shaikh等(2019)以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阿伯塔巴德和白沙瓦两个区为例,选择阿伯塔巴德的2家医院和白沙瓦的3家医院,研究公共部门三级护理教学综合医院的空间分布和可及性。研究结果表明,在阿伯塔巴德的44个联合委员会(Union Councils,UCs)中,在医院周围12千米的缓冲区和医院周围的服务区内,分别有23个和15个UCs可以部分或完全进入;在白沙瓦的93个UCs中,在医院周围12千米的缓冲区和医院周围的服务区内,分别有79个和77个UCs可以部分或完全进入。

2009年,我国政府启动了新一轮医疗改革,鼓励民营医院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许多公立医院也逐渐以营利为导向。这些趋势引起了人们对社会正义和区域差距的关注。Pan等(2016)使用两种量化方法——最近邻法和增强两步浮动集水区(E2SFCA)方法,评估中国四川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空间准入,研究了私营部门对中国医疗地理的影响。在界定四川两个次区域的基础上,根据所有权性质和医院等级对医院进行了分类,将分析结果应用于两个次区域的医院及其组合。研究发现,这两个次区域在医院的空间可及性上,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空间格局上都存在较大的反差。公立医院仍然主导着全省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川西地区,一直完全依靠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只出现在川东地区,在初级阶段空间可及性上已经超过公立医院。然而,政府的卫生支出与医院的实际空间使用情况脱节。该研究提出,政府应继续承担医疗资源配置责任,谨慎推进公立医院市场化,鼓励民营医院向农村拓展。从方法上看,虽然两种量化方法的结果是一致的,但E2SFCA方法可以计算医院的人口调整密度,衡量与预期模式的偏差,因此在评估医院的空间准入与其他因素(如人口密度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时更有意义。

Ulak等(2017)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与统计分析,研究了严重碰撞热区(hot spot)可达医院,以及时向事故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援助,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死亡人数。该研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通过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统计分析来调查可及性,以发现高危地点;二是使用分层多项式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来研究环境、交通和人为因素,以确定构成碰撞热区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部分路段的交通事故对驾驶员和乘客的伤害和死亡都具有严重的影响,不仅因为严重受伤的可能性较高,还因为医院提供紧急服务的可及性较低。特定的空间、交通和道路因素(如交叉口的存在或限速)极大地威胁着交通安全。该项研究结论可以帮助机构和官员调查高风险地点,以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程度。

李俊等(2018)从时间成本角度出发,利用2SFCA计算空间可及性,界定了相对贫困并识别了省域缺医地区,作为省域医疗规划的基础。以2015年安徽省为例,从省域尺度来看,超过97%的人口在1小时以内能到达县医院,但仍有1.78%的人口需要3小时以上才能到达县医院,可及性从北到南呈高低交替波状分布;从县域尺度和镇域尺度来看,可及性高低分布不均衡。

2.2.2 有效性

Dogru等(2019)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绘制了反映卫生服务空间分布和密度的专题地图,分析了土耳其省级卫生服务的效率。结果表明,与预期相比,土耳其中西部地区的卫生服务状况比东部地区好,建议未来以省为单元深入研究卫生服务效率,以提高土耳其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在平等的基础上为所有公民提供卫生服务。Vora等(2015)研究了Chiranjeevi Yojana项目(古吉拉特邦政府在2005年启动的一个独特的公私合作项目)是否改变了印度古吉拉特邦免费综合产科紧急护理服务的地理可获得性。研究使用了2001年和2011年人口普查的次级数据以及拓扑排序和谷歌地球地图的地理信息,借助ArcGIS 10.0等软件,使用2SFCA方法分析了服务的可用性。该研究展示了地理信息系统如何作用于评估程序,特别是那些关注于提高可用性和地理可访问性的程序,表明地理信息系统在方案规划,特别是优化资源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Bruni等(2015)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地区层面研究了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医院支出的空间效应,估计了考虑全球溢出效应的空间模型,并对可能不适当的住院和复杂医疗程序的相关支出进行了区分,同时研究了地理和制度邻近性在解释空间依赖性方面的相对贡献。该项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支出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潜在的不适当的住院有积极的空间效应,而对于高复杂性的支出,这种效应一般不显著。基于对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估计,该项研究还检验了区域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最后针对公共卫生规划人员提出了政策建议。

不同地区的心理卫生服务使用率反映了心理卫生的地理差异和卫生保健的复杂性,卫生保健系统在处理风险方面的差异和不平等是影响人口心理健康的两个关键。Law等(2018)基于共享组件空间建模方法,通过分析多伦多社区层面的精神卫生服务利用情况,探索了多伦多地区医生的心理健康风险和医院的服务利用情况的地理差异。该研究允许同时分析两种主要的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即医生就诊和与精神健康状况相关的住院。研究结果反映了多伦多地区两种类型的精神卫生服务利用的地理差异,并确定了精神卫生风险的热区和冷区(cold spot),这些热区和冷区使用的两种卫生服务是共同的,或者只针对使用一种卫生服务。根据发现的证据,笔者讨论了干预策略,如重点关注医生和医院的热区以及卫生服务的提供情况,以改善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

时保国、孙玉凤(2020)从空间角度研究了我国省级单元卫生支出效率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测算卫生支出效率,使用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分析空间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省级卫生支出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老龄化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对卫生支出效率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均存在空间异质性。该研究提出应重视老龄化和医保等对卫生支出效率的正向作用,并认为GWR模型对于从空间视角讨论地域卫生支出效率间差异是一种很好的政策工具。此外,时保国、孙玉凤(2020)从空间视角探讨了影响中国人均卫生费用的关键因素,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GWR模型进行分析,寻求有效策略缓解中国卫生费用的空间差异。研究发现,2009年以来,我国人均卫生费用的南北差异明显高于东西差异,空间正自相关始终存在,其中影响人均卫生费用的因素主要为财政卫生支出水平、医务人员数量和居民消费水平。

2.2.3 公平性

医疗服务公平性问题是世界医疗改革一直关注的热点,也是困扰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难题之一。医疗卫生资源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公平分配涉及每个人的健康福利,是人的基本权利实现的基础。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医疗服务公平问题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王文娟,2016)。

Gu等(2019)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利用ArcGIS网络分析扩展,确定最短路径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研究广州市天河区医疗资源可及性与公平性,发现医疗资源的地理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建议将Web-GIS方法应用于我国卫生服务的研究,为决策者制定卫生政策提供更准确的信息。Chavehpour等(2017)以德黑兰大城市医院地理分布为研究对象,评估了“逆向护理定律”假说——研究期内医院是否倾向于建在相对富裕的地区,采用回归分析、估计相关性、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等方法评估了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与医院床位可用性之间的相关性,并使用GIS模型绘制了医院分布随时间的分布图。研究结论认为,在5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相对富裕的地区建立了新的医院,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总床位数、私人床位数和公共床位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不平等问题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存在,并对政策倡议和重大政治变革产生抵制作用。张录法、李林清(2019)运用泰尔指数法和综合评价法,分析了新医改以来上海市不同层级医疗资源空间配置的均衡性及变化状况,发现上海医疗资源的配置总体上依然呈现“中心城区强、郊区弱”的不均衡状况,其中社区层面医疗资源配置的均衡性要高于医院层面。研究认为,若想提高上海市不同层级医疗资源的配置均衡性,就要适度地对医院有所规束,加大向基层的倾斜力度,加快推进医疗资源在层级分布的均衡性。梁博毅等(2017)利用地理统计方法研究了我国各省级单位医疗条件空间分配的合理性,发现我国目前的医疗条件分布存在不均衡现象,医疗设施和资源分配主要以人口和经济发展为导向,集中分布在北京及上海等东部沿海省份,而对于西部部分欠发达地区,目前的医疗条件尚不能满足其需求。

Delamater(2013)为了验证2001—2007年巴西巴伊亚州萨尔瓦多因呼吸道疾病住院的社会不平等,以信息区为分析单元进行了一项生态研究。根据生活条件对信息区进行分层,采用泊松回归分析。呼吸系统疾病住院率的空间分布范围为3.3/10000~80.5/10000。哮喘、肺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表现出异质性的空间格局,其中生活条件较差的阶层住院率较高。与富裕地区相比,条件较差地区的呼吸道疾病住院率高出2.4倍。肺炎住院人数的不平等有所减少,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住院人数有所增加。急剧的社会梯度支持这样的假设,即社会经济因素是呼吸道疾病住院的决定性因素。

Cuartas等(2011)对2004—2008年哥伦比亚卡利市某三级医院出生缺陷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重点描述了主要出生缺陷的时空分布,并在空间、时间和空间—时间层次上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Cali东部社区病例密度与患病率均较高。21个城市中有3个区出现重大出生缺陷的可能性更大(50%~100%)。在空间、时间和空间—时间分析中均有显著性聚类( p <0.05)。在该研究中,出生缺陷被证实集中在城市最贫困地区的几个社区,这种缺陷的发生和社会环境的不平等部分有关。Roussot等(2016)使用国家行政数据描述2008—2011年法国脑卒中后住院死亡率的空间分布。在法国实施国家脑卒中计划的背景下,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来衡量这种疾病中的不平等。其研究使用的PMSI-MCO数据库是人口健康状况数据的主要来源。它可以用于观察各个地区某些医疗指标的表现,如住院死亡率,或跟踪国家脑卒中计划的实施。利用国家PMSI-MCO数据库,作者分析了脑卒中住院患病率,并根据该国的社会人口结构建立了住院死亡率地图。根据ICD-10脑卒中相关编码对脑卒中患者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建立了PMSI地理编码水平标准化死亡率地图。还对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局(INSEE)的社会经济数据和死亡率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主成分分析,然后逐级分类),以确定不同的地区概况。研究发现,2008—2011年,脑卒中患者增加了3.85%,其中36~55岁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增加较多(占男性的60%)。在同一期间,住院死亡率下降,标准化率图显示了从该国东北部到西南部的高死亡率对角线。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社会专业指标最差的地区。该研究显示了社会和人口因素与脑卒中相关的住院死亡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偏远地区和人口下降地区获得神经血管护理的问题、远程医疗似乎是决策者青睐的解决方案、治疗脑卒中的人口老龄化绝不能掩盖年轻人发病率的增长、典型危险因素(吸烟、高血压)或新危险因素(药物滥用)变化等问题。

2.2.4 医院选址及评估

由于人口增长和人口持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需要确定医院等各种公共设施的合理位置。Abdullahi等(2014)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对伊朗Qazvin市医院选址适宜性评估进行空间建模。该项研究使用空间分析及多种分析工具,如高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地理信息系统、多准则分析(MCA)和层次分析法(AHP),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细胞自动机(CA)或人工神经网络(ANN)等预测技术。该研究将AHP的结果与基于各种准则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结果进行了比较,以选择适合伊朗Qazvin市新医院的选址。根据研究结果,靠近人口密集区(0.3)和距离空气污染区(0.23~0.26)是权重值最高的两个重要指标。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根据这两种技术的计算,1%~2%、25%、40%~43%、16%~20%和14%的研究区域分别被划分为“不适合”“不太适合”“中等适合”“适合”“最适合”新建医院的区域。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在Qazvin市的适宜性分类分布上有75%的相似性。19%的研究区域被这两种方法划分为“合适”和“最合适”,因此这些区域可以被认为是临床目的的安全区域。此外,几乎所有(99.8%)适宜的区域都位于3区,因为该地区人口较多,现有医院数量较少,且有大量可使用的不毛之地。

Eldemir等(2016)选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将地理信息系统与多准则决策集成方法用于医院选址,在测试过程中,得出AHP-GIS方法适用性较强、效果较好,为医院选择决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Kim等(2016)开发了一个基于证据的决策支持系统,并配合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确定老年人医院的选址问题,通过对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医院选址的回顾性案例研究,论证了研究框架的可行性,证明了该框架在为老龄化背景下的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提供了基础性的价值参考。

Ulak等(2017)使用了2004—2013年葡萄牙大陆公立医院出院的国家数据集,研究了10年间葡萄牙医院药物不良事件(ADE)的时空聚类和时空变化趋势,确定了葡萄牙各城市药物不良事件,包括药物不良反应(ADR)和药物意外中毒(AP)的分布情况,并按城市/年份的ADE率聚类。研究发现,2004—2013年,各集群均呈现出增长趋势,然而2004—2008年,有两个集群呈下降趋势。因此得出,ADE的影响在国家内部和时间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对个人和环境危险因素进行研究,了解这种时空变化,以便有针对性地促进地方更新预防行动。

Song等(2018)基于福利最大化原则以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大型公立综合医院空间均衡配置问题,重点分析了空间公平效率、服务效用公平、利用效率。该项研究认为:①新布局可以直接实现目标,并在30分钟内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此外,新布局对应着更好的人口分布和交通网络布局。②与医院可及性的几个典型特征(包括梯度变化剧烈、五个高价值中心、当前布局的效率取向)进行比较,新的可及性表现出明显特征:可及性变化相对温和,较高价值的区域分散在城市的不同区域;郊区交通更方便;更好地平衡居住在不同地区居民的公平诉求。③新布局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空间均衡,其中空间公平、空间效率、机会公平、利用效率等代表性指标分别提高54%、13%、63%、14%。研究表明:①新的模型在多目标、更复杂环境下,对于求解时间复杂度高的设施选址和规模配置问题具有有效性和实用性。②通过设置相关参数或在不同场景下对模型进行一些小的调整,该模型可应用于不同类型开发区的公共基础设施规划决策。该研究可为大都市高等级设施的选址配置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为城市基础设施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v8uULgfzYeKVzFUegqK4h5H0lhjoLEVNrzMZQ7HvMsNxVG2JLGOveP/9BYLELFkg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