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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共政策研究中，公共服务政策较少得到关注
，而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又是公共服务政策领域中十分重要的一类。公共政策应该是一个动态化变迁的过程。因此，关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笔者将一直以来重点关注的两个研究议题相结合，也算是为后续研究打开了一个虽小但是相对新颖的突破口。在动笔之前笔者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将公共政策置于相对动态化的视角下，研究依然有不少可以挖掘的地方，最终确定了这一研究主题。自以为，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既有以史为鉴的谦虚，还有立足当下的踏实，亦有展望未来的抱负，是于宏观站位探时代之所需，议民生之所求，亦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此，本书首先需要对研究进行一些前期铺垫，在选取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构建逻辑性的研究内容，在后续章节中对提出的问题进行递进式分析。
教育，尤其是基本公共教育，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中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并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新的重大部署。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凸显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点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不断增强各族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回顾过去，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的发展，确保各族人民平等地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提升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质量和水平。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和战略规划下，各民族地区也紧跟党中央的指引，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基本公共教育政策，促使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
公共政策能够反映政府在应对危机和挑战时的思路，研究公共政策变迁是对一个历史时期内相关政策的系统性和历史性回顾。政策变迁是“以史为鉴”知晓当时政策制定的情景，是“立足当下”结合政策实际，亦是“把握未来”继续完善政策。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有着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和基本内涵，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的发展价值。公共政策已经超越其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功能和本身具有的公共价值意义，成为政治主体在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和价值时可利用的工具或载体
。教育自古以来便是百年大计，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能体现并诠释基本公共服务的应有之义，从而产生更为丰富的公共政策理解。
其二，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民族振兴、增强我国人力资本竞争力、提升我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长远且重要的动力与途径。有利于增强国家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
其三，民族地区对基本公共教育的现实需求。国务院在2015年《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中指出：“民族教育发展面临一些特殊困难和突出问题，整体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从民族发展理论视角来看，教育能极大地提升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从根本上逐步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
其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发展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物质力量能够改善教育的基础设施资源，促进教育结构优化改革、教育资源分配合理、教育环境有序公平；精神力量能够提升教育的教化力量，民族地区在推进基本公共教育过程中，能够不断强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本公共教育通过满足不同教育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教育需求，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的价值观，在教育学习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促使各族人民在思想上和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可见，在此背景下研究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尽管学术界已经就民族教育政策各个方面展开了广泛研究，但是对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及其变迁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鲜有关注；更鲜有基于公共政策理论，通过架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体系对民族地区某一具体的政策变迁进行回顾的研究。
一方面，应聚焦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这一单一的政策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包含了除基本公共教育以外的很多类别，并且民族地区不同类别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发展水平、层次性和优先性上存在差异，各个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发展也有所不同。因此，从整体上对基本公共服务政策进行分析，不仅会对政策变迁演进逻辑造成偏差，而且无法具体、深入、科学和全面把握某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变迁的情况。
另一方面，尽管有单独分析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研究，但其是以其他地区的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来理解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不利于在政策变迁中正确把握政策规律，这对后续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造成了一定影响，容易脱离民族地区实际，使得后续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缺乏针对性的思路和方法，不利于具体的政策实践和完善。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可以发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理论研究尚存一定空间。实践中，小到未来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发展，大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发展，基本公共教育政策都具有重要作用。据此，有以下几个问题仍需反思：
哪一个公共政策变迁理论适用于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解释？基于适用的政策变迁理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经历了哪几个阶段，体现出了哪些政策样态？经历不同阶段的变迁历程，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带来的政策效果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有哪些动因导致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发生了变迁？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整个历程中，呈现出了哪些脉络？基于以上分析，能够从哪些方面对已有政策变迁理论进行民族地区情景化的补充和完善？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深入思考，本研究基于公共政策变迁视角，借鉴政策科学、民族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相关理论成果，从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入手，以基本公共教育这一具体政策为例，选取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和西藏5个民族自治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进行多维探析。运用文本分析法、TOPSIS法和半结构访谈，从政策变迁的历史过程、实践效果、影响因素、变迁动因、变迁脉络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细致的分析，揭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演进逻辑，阐释西方政策变迁分析理论在民族地区政策变迁中的适用性，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民族地区情景下的“间断-均衡”理论分析框架，为民族地区其他公共政策变迁提供有益参考。最后，按照“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从不同层面为未来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政策提出优化路径。本研究聚焦事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教育事业，在政策变迁视角下“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试图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展现民族地区的发展脉络与规律。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涉及民族地区各族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诉求，事关民族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如何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合理发挥基本公共教育的作用，对政府做好民族工作、维护好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重大考验。政策变迁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对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关注和态度，也能够加深对该事物发展的理解并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因此，以民族自治区为例，研究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可以为理解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变迁提供具有典型价值的样本。具体而言，其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探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某一具体领域的政策变迁，能够为研究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民族发展脉络、民族地区政府治理等方面的议题提供新视角。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在民族地区公共政策中的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本书运用公共政策相关理论并结合民族学研究内容，探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何时变、如何变、为何变等问题，建立了完整展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实践—理论”分析框架。除了对政策变迁过程进行深入理解，还有助于在政策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深刻了解国家在民族关系、民族地区发展、民族事务治理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和逻辑演进，为民族学研究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民族关系、民族事务治理等领域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第二，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能丰富政策变迁理论的中国化研究，为民族地区具体政策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政策变迁理论大多源于西方，尽管总体来看这些政策变迁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但是受制度环境的差异、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社会结构迥异等影响，对这些理论的应用不能完全照搬。因此，立足国情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对于西方政策变迁理论的本土化、理解我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变迁规律、构建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变迁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除去理论上具有拓新意义的几个方面，本研究在具体实践中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水平提升，从而提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我国地域广阔，各民族地区在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发展差异明显，使得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需求有所偏好，体现在相关政策中则是各民族地区在中央宏观政策指导下的“因地制宜”。因此，从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的视角出发，结合政策效果的实际评价，能够切实了解政策导向下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的建设成效，了解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目前仍然存在的短板，有利于在未来从整体上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基本公共教育差距，提升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二，有利于深化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职能之一便是提供公共服务，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资源利用水平、基本公共教育供给质量、基本公共教育需求层次等，都受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地理位置、经济水平以及文化环境等的影响，这就对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使得在民族地区如何推行合理有效的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成为重要议题。因此，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进行研究，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为提升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帮助。
第三，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新中国成立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的起航复兴，历经几十年风雨历程，党带领各族人民进入新时代，社会各个方面和人民生活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不仅能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的重要指示，也能在时代变迁中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教育在稳定祖国边疆、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稳定等方面的作用。在发挥基本公共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助力作用。
对政策变迁的关注最早源于西方，因此关于政策变迁的研究一方面聚焦于政策变迁理论的探讨，另一方面分析政策变迁理论在具体政策领域的运用。从政策变迁理论的本身构建来看，20世纪50年代，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提出了以“渐进主义”为基础的政策变迁模型，该模型从互动的渐进视角重新考察了政策变迁的具体过程
。这种动态化的变迁视角为后续政策变迁理论提供了借鉴。随着社会发展需要，研究政策变迁对指导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开始逐步重视这一领域，更多学者基于制度主义途径、理性选择途径等将政策变迁的各种理论和知识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指导具体实践。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政策变迁理论主要有布莱恩·琼斯（Bryan Jones）和弗兰克·鲍姆加特纳（Frank Baumgartner）提出的“间断-均衡”理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约翰·金登（John W.Kingdon）提出的多源流理论（multiple-streams frame work）和保罗·A.萨巴蒂尔（Paul A.Sabatier）等提出的倡议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这些政策变迁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各个政策领域中被广泛验证与使用。例如，“间断-均衡”理论在美国预算
、环境政策
及欧盟国家公共政策
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政策领域均得到了验证，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多源流理论在研究危机时期经济政策导致的治理变化
、非洲国家政策实施领域
以及欧盟政策决策中
得到运用与拓展。倡议联盟框架在东欧国家和欧盟动态政治中得到了不同情景下的验证
。这些政策变迁理论从不同维度揭示了不同政策领域以及制度差异情景下的政策变迁规律，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得到了相应验证和不断完善。
西方成熟的政策变迁分析框架为国内学者研究不同领域的政策变迁提供了理论借鉴。聚焦国内，大部分学者基于“间断-均衡”理论、多源流理论和倡议联盟框架三个分析框架对我国各个领域的政策变迁进行了研究，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些政策变迁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例如，李健等将“间断-均衡”理论运用于1950—2017年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变迁历程分析，揭示其呈现出非线性、偶然性突变、不确定性交织特征
。黄扬等基于多源流理论，对网络舆情与规制政策变迁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全景式剖析
。宋心然运用倡议联盟框架分析中国网约车监管政策的变迁，发现政策变迁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的变迁规律
。这些学者为政策变迁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提供了参考，但是对于相关理论在具体运用中的后期完善缺乏探讨。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西方理论在中国情景中的运用进行了调整。如文宏通过兰州出租车政策案例分析，在价值倾向、领导态度和公众需求方面对“间断-均衡”的动因进行了调整
。濮岚澜运用多源流理论对高校贷款政策变迁进行了分析，认为来自不同层级的作用压力和问题凸显等汇集的问题流发挥了对政策的主要推动作用
。王刚等运用倡议联盟框架对12个典型邻避案例进行了分析，认为政策联盟是政策过程中的核心，制度依赖和信念底线对政策子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学者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应调整，为“西学中用”和中国本土化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可以参考的经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前期适用性与差异性的分析。
还有学者将政策变迁与政策效果相结合进行分析，但大多聚焦于科技政策领域。如周振江等将深圳科技创新政策发展的不同阶段同专利数等客观数据相联系，证明了深圳科技创新政策变迁发挥的积极作用
。徐喆等对我国科技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并建立计量模型考察了我国1985—2014年科技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这些学者将对政策变迁的过程关注拓展到结果导向，展现了政策变迁与政策效果之间的关系，也使得对政策变迁的理解由揭示规律到关注结果更加完整，但是鲜有将政策效果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相联系。
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相关研究有着多种视角与维度，既有将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置于基本公共服务政策视野中，还有关注某一领域的政策变迁，或是关注相对微观的政策变量，亦有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政策变迁历程开展分析。
第一，从基本公共服务视角进行研究。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并影响着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因此，有学者从基本公共服务整体视角出发，揭示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变迁历程。范逢春采取文本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与批评话语分析法，揭示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呈现出从城乡兼顾、城乡失衡到城乡统筹的政策发展轨迹
。杨波以三维分析框架和政策工具为分析手段，通过文本分析法发现基本公共服务政策（2006—2018年）演进脉络经历了从“全覆盖”到“群众满意”的政策变迁过程
。姜晓萍等从政策目标入手，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呈现出“普惠化—均等化—优质化”的梯度递进规律
。这些学者的研究从基本公共服务的整体性出发，对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历史过程和具体阶段特点做了大致回顾，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奠定了研究基础。
第二，聚焦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根据《“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关注基本公共教育某一具体领域政策变迁。诸如，龙翠红等揭示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变迁经历了一个从偏向差异化向注重均等化转变的过程
。刘天等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进行了研究，发现经历了普及教育城乡有别、撤点并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三个阶段
。徐晓新等从家庭视角出发，认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经历了“空白—限制—支持”三个阶段
。冯元等认为我国特殊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演进分为渐进性、激进性、断裂性三个制度变迁阶段，呈现出边缘停滞、复苏发展、提升转型的阶段特征
。尽管这些学者对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政策演进阶段的阐述上，但是为理解具体政策领域变迁脉络提供了借鉴。
第三，关注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相对微观的政策变量，对注意力和政策工具的变迁进行了研究。李家深等对1987—2012年教育部工作要点的注意力转移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注意力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呈现稳中求变、低起点、快提升的特点
。曹燕对我国1979—2016年的357份基础教育政策文本进行了文本计量及内容分析，发现政策工具应用在变迁过程中存在结构性失衡的特点
。黄萃等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发现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差异性特征
。这些学者打开了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研究的微观视角，但是对政策变量微观层面的关注却不够全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未揭示出导致产生如此变迁样态背后的作用机理。
第四，拓宽了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研究的理论维度。蒋雅俊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前教育政策变迁经历了路径依赖、渐进式改革与制度分裂历程
。吕武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前教育政策动力依次经历了政治源流、问题源流、政策与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四个相对独立的时期
。赵利堂等基于倡议联盟框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办职业教育历经改造合并、艰难发轫、发展规模和提升内涵四个阶段
。虽然多样化的研究视角能提供政策变迁多元化的理解，但是对相关理论的借鉴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中国情景的适用性。
由于基本公共教育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因此国外关于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研究，大多选取基本公共教育某一领域并同政策效果相联系，涉及的相关内容研究更为多元且丰富。Chatterjee等对印度2005—2011年小学教育政策进行了回顾，并从基础设施升级、教师素质、教育成本、入学率和学习成果等方面对政策产出进行了跟踪和评估
。Hornberger通过对安第斯山脉沿线国家的政策文件和相关从业人员访谈记录进行文本分析法，探讨了标准化教育转变为多元化教育对构建具有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国家认同的影响
。Ovando简要讨论了双语语言教育政策的不同历史时期，着重研究了决定美国双语语言政策的历史力量的各种解释，认为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发生的作用强度高于任何一贯的意识形态，从而改变了国家对语言多样性的反映
。这些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基本教育领域的政策进行了相应分析，从政策产出、意识形态变化和政策变迁驱动因素等方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
尽管正式从国家层面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及基本公共教育的相关概念和理念是在2006年
，但是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便针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体现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的意涵。有学者着重研究了这一阶段与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相关的政策变迁规律与历程。
龙立军基于“间断-均衡”视角，发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符合“间断-均衡”变迁规律，与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呈现出较强的吻合性
。阿木古楞等发现内蒙古民族教育政策70年来经历了以“国家体制建立”为导向的起步与探索期、以“区域经济建设”为导向的调整与发展期和以“平等个性发展”为导向的繁荣与成熟期三个阶段
。王世忠等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揭示出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的治理逻辑
。这些学者从民族教育视角展现的政策变迁历程，为完整分析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历程提供了借鉴。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关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某一领域政策变迁。康翠萍等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政策演变历程具有普遍增进的发展趋势，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
。袁梅等对我国70多年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发现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健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两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特色发展五个阶段
。孙远杰等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历经了优先小学教育（1949—1977年）、普及义务教育（1978—2000年）和发展民族团结教育（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
。谢德新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经历了恢复、调整、适应和快速发展四个阶段
。这些学者关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的某一领域，大多聚焦于基础教育层面，基本上能够对这些政策领域的具体演进阶段进行划分，但是缺少了对政策变迁过程演进逻辑的阐述，并且对变迁阶段的回顾不够完整，阶段划分较为笼统。
还有学者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某一具体领域的政策要素、取得成效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关注产生的政策效果。一方面，关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某一具体领域的要素、影响、问题等方面。郭人豪从民族心理距离的视角对多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政策体系进行分析，发现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民族心理距离分别影响政策教育思路和转化效度，政策对象的民族心理距离则影响对政策的认同度
。赵彦俊等基于政策视角对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政策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财政投入、师资力量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
。康翠萍等对民族地区双语教师队伍进行了探析，发现师资总量不足、教师质量不高、教师培训体系缺失等仍然是长期困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问题
。这些学者的研究虽然涉足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的某一具体领域，但是关注的内容对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而言较为单一。
另一方面，关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相关政策领域的政策效果。如白贝迩基于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生命周期过程，构建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效果的纵向维度和客观实在、价值引领与主体感受的横向标准的评估指标
，虽然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评估体系，但是缺少了相应的案例分析与测度。谢治菊等从客观效果、主观福祉、伦理价值三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教育政策实践效果评估体系
，但依然缺少了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与分析。李雪峰等对民族地区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进行了绩效评估，发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政策制定目标简单化、政策支持硬件化等问题
。杨胜才等对广西双语政策的绩效进行了分析，发现需要从教师教学能力和政策满意度两个方面提升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绩效
。虽然这些学者关注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效果，但是并未同政策变迁相结合。
国外学者往往从民族或种族的视角出发研究与教育政策之间的联系，即基于民族关系或种族平等的视角去探讨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如Cincotta-Segi通过对老挝语言教育的官方政策的话语分析，揭示了老挝民族中心地位存在于教育政策中的持久性，揭示出民族与教育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Driessen研究了荷兰关于减少少数族裔在教育方面劣势的政策，发现尽管这些正在执行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改善少数族裔相对地位的程度有限
。Roger等对南非1995—2006年的教育政策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在多元民族环境下教育政策呈现出向民主过渡的突出特征
。这些学者的研究同民族关系或民族问题相联系，从侧面说明基本公共教育是否公平、质量是否较高将影响民族关系，并关系到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安全稳定与民族团结。
根据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但是依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鲜有研究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置于政策变迁理论分析框架中。已有研究虽然关注了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基本公共教育政策，但是依然缺乏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体系
，大多停留在对演进阶段的描述和特征分析，而未运用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挖掘背后的变迁规律，对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虽然有些研究运用了相关理论分析框架，但也缺少前期适用性的探索和后期差异性的调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运用的制度环境，在理论创新方面也有所减弱。尽管政策变迁理论源于西方，但政策变迁相关理论在国内不同政策领域得到了验证，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某一领域，这为本书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
第二，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乃至其他公共政策变迁形态研究不足。不少学者关注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相关政策变迁，但是未对政策变迁形态进行总结性分析，尤其对何时变、如何变、为何变、有何效果、有何脉络等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和细致。从单一政策变迁阶段入手，不利于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形成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把握，也难以深刻反映在时代背景激荡下，政策变迁历程所呈现出不同维度的变迁规律。
第三，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的较少，大多研究民族教育政策变迁。尽管民族教育政策中包含一部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内容，但是单从民族政策视角研究，无法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的具体内涵及重要作用产生深刻理解与认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民族地区某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变迁，并且大多限于对某一个当下历史时期的政策文本，容易忽视在政策变迁过程中的脉络，因而难以深入理解与把握某一具体政策，也不利于为民族政策研究提供更多的多学科视角，从而不利于从多维度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
第四，对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研究鲜有从主观和客观维度揭示政策变迁发生后带来的政策效果。现有研究虽然聚焦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领域，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但关注的政策效果不系统、不全面、不具体，并未对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的各个维度进行考虑。关注政策变迁之后的政策效果，大多见于科技政策，而在基本公共教育政策领域比较少见，大多仅停留在政策文本分析层面来探讨政策变迁的阶段、特点、动因等内容，而未考虑政策效果产生的实际影响。通过定量分析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水平进行客观描述，并且将政策变迁同政策效果相结合；通过半结构访谈获取人民群众对政策效果的主观感受，更能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反映政策变迁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在客观数据与主观感受中加深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由理论到实践的转换。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于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具有一定的积累，但是较为分散，需要进行进一步整合和系统化研究，并有较深的挖掘空间。
如前所述，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教育政策的认识应该是动态化的，而非静态化的
。对前述核心问题的主线贯彻便是“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何时变、如何变、为何变”，本书在接下来的内容里，除了对这三个“变”进行详细的分析，还将围绕三个“变”的主线对政策变迁样态、作用机理、变迁效果、驱动动因、演进逻辑等方面具体展开论述。本研究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辨析核心概念，基于民族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的经典理论，为这一具有交叉学科意义的研究主题奠定理论根基，并根据西方经典政策变迁“间断-均衡”理论，对该理论分析框架的适用性进行探讨，构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章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从宏观图卷和微观缩影两个视角、中央层面和民族地区层面两个政策维度，呈现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在宏观图卷和微观缩影中对中央层面和民族地区层面政策体现出的变迁样态分析，从治理路径、府际关系和有限理性等维度，探讨影响政策样态的作用机理，实现政策变迁样态由表及里的理解转换。
第三章着重运用定量分析法和半结构访谈，关注政策变迁的实践效果。通过构建评价政策变迁效果的指标体系，在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相关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剔除的基础上，采用TOPSIS法、熵值法等从政策变迁阶段对比、各民族地区对比、中央与民族地区对比的差异性视角，对政策变迁的实践效果进行水平测度。将半结构访谈与政策效果相联系，在客观测度和主观访谈中将政策变迁阶段同政策效果相结合，加深对理论到实践转换的理解。
第四章分析影响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效果的因素，结合前期对政策文本分析、TOPSIS均等化水平测度和半结构访谈，从政策因素、配套措施因素和环境因素等不同层面，剖析影响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效果发挥的因素。
第五章分析促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背后动因，并将动因划分为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阐述驱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原因所在，较为全面地理解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呈现“间断-均衡”的动力因素。
第六章揭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演进脉络，分别从政策变迁本身、政策客体、政策主体、政策变迁的动因等方面总结政策变迁的演进逻辑，实现由“表象”到“内在”的完整分析。根据这些分析结果，对先前构建的以“间断-均衡”为主要理论框架的适用条件进行调整，对“间断-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在不同制度体系下的运用实现一定程度的修缮，进一步从实践回归理论。
第七章根据对前期分析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从不同维度提出未来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优化路径，以期通过不同手段完善相关政策，从而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水平，提升基本公共教育质量，并为民族地区其他公共政策制定与完善提供启示。
基于以上主要内容，本书形成如下研究思路，如图0.1所示。
图0.1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研究思路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文献分析法主要指在文献中获得相关知识和有效信息，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本书根据研究议题的目的和需要，通过大量文献查阅、梳理和分析，在形成逻辑的基础上发现与研究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本研究提供支持。本书运用的是广义上的文献，包括期刊、书籍、新闻、政策文本等方面的文献。
文献分析法主要涉及政策变迁历史背景、基本公共教育等概念、民族学和政策变迁等相关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对期刊和书籍文献的分析，从已有研究中奠定理论基础。本书通过书籍、期刊、新闻和政策文本相结合的文献分析法，深入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阶段与演进逻辑，重点研究并分析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何时变、如何变和为何变等问题，为后续优化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的路径选择提供参考借鉴。
文本分析法能够探究政策背后的意图，是进行政策研究的重要方法。“文本分析是对微观视域与宏观历史的综合研究，能够在不同视域维度发掘文本深层结构和文本演进的内在逻辑过程，揭开不可能长时间观察历时较长的政策过程‘黑箱’，从而对政策变迁产生深刻理解。”
本书运用文本分析法，通过NVivo软件，对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文本进行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教育相关的政策文本不仅有助于分析政策内容，还能够解构政策所要表达的意愿和本质
。因此，本书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对中央政策变迁、民族地区政策变迁、各民族地区政策变迁等宏观层面，以及对注意力、政策工具、政策主题等微观层面进行研究，从不同维度展现我国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历程和政策样态，从中探寻政策样态变化的作用机理。
实地考察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实地考察能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头脑的多层加工，实现对知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结合的特点
。基本公共教育作为具有极强实践意义和塑造意义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是各族人民需要接受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在实践调查或客观数据搜集中，相比其他领域考察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更强，在数据上对基本公共教育不同维度的指标来源较为丰富、数据容易获得，因此更容易得到比较客观的政策变迁效果，从而对政策变迁产生更切合实际的具体理解和分析。
笔者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生活过较长时间，也曾经去过西藏拉萨、林芝、山南、日喀则等地。除了结合本人的实地考察，还同本书依托的课题组内具有西藏和新疆学习生活经验的成员进行了深入沟通和交流，不仅极大地降低了相关资料的可搜集难度，还扩大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考察的经验范围。具体考察内容集中在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的理解、主观感受、存在问题和未来期待上，本书主要将政策带来的实际感受同理论分析相融合。通过实地考察，加深对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在实践中的理解，从而结合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构建起深入中国情景乃至民族地区情景的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间断-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半结构访谈同实地考察相关联，是实地考察过程中进行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它是根据一个围绕想要了解的核心问题拟列出的访谈提纲，进行相对开放的非正式访谈。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能够拉近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之间的距离并建立关系，加深对政策情景、政策发展情况、政策效果、政策制约因素等方面的理解。但针对本研究的议题主线及问题回应而言，该方法并不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作为对更好地理解第三章政策实践效果、第四章影响因素以及第五章驱动政策变迁动因的方法补充和一手材料完善。
本书主要围绕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效果和制约因素内容设计访谈提纲，并对驱动因素有所涉及。结合已有文献、实地考察和专家意见，对访谈提纲进行了多次调整和修改。笔者先后于2020年12月、2021年3月和5月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疆乌鲁木齐市和西藏拉萨市的部分人员进行了访谈，实践过程中的访谈形式有面对面访谈和电话访谈，访谈的人群包括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学生、参加工作后驻扎在民族地区的教师及专门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相关专家。多元化的群体样本，使得本书能够在客观数据与主观感受的双向间接“对话”中，更加精准和科学地识别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访谈材料均在访谈对象的同意下进行了记录。
此外，在半结构访谈的基础上，本书还结合定量分析法对政策效果的客观数据进行分析。利用标准化、熵值法、TOPSIS法等数学方法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效果的客观数据进行分析，在客观数据中展现民族地区在不同政策变迁阶段和不同民族地区的政策效果。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方法结合更能避免主观与客观带来的偏差，在客观维度和主观感受中全面科学地对政策效果取得的成效、不足和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历程较为完整和深入的理解。
第一，基于“间断-均衡”理论揭示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规律，并且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已有“间断-均衡”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民族地区情景下的调整。
尽管国内有学者运用政策变迁相关理论，对我国不少领域政策变迁进行了分析与阐释，但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分析，大多缺少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而仅仅通过政策数量和政策背景变化对政策变迁进行阶段性描述，停留在政策变迁的“表面”而未深入挖掘政策变迁背后的演进逻辑。西方公共政策相关理论发展较早，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并在政府实践中不断完善，因此研究教育相关政策，有必要借鉴或引入西方成熟的公共政策理论，能够为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
。
本书基于“间断-均衡”理论构建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分析框架，并对该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在实证分析之后对该理论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调整和补充。一是借鉴政策范式理论，补充了判断“间断点”即政策何时变的依据，政策总目标变化即为政策发生“间断”。二是从制度结构、互动机制、驱动动因等方面发现该理论在不同制度情景中运用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尝试性调整，并为民族地区其他公共政策变迁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三是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形态的认识拓展，即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是“间断-均衡”中的螺旋式上升发展。
第二，以基本公共教育为例，关注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变迁，而非从民族教育政策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展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动态化”的过程，对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在民族地区的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
现有研究对于教育政策的理解，大多处于一个静态的视角，而将其视作动态化的过程则为少数
。本书从政策变迁的视角出发，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置于动态化的维度分析。国内对于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民族教育政策入手。民族教育政策固然包括了一部分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教育政策，但是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涉及的范围更广，并且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全国性政策，与其他地方相比，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拥有共同性与差异性。以政策变迁展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在某一具体领域、不同政策层面、不同历史时期的联系，能够从宏观上在一般与差异的比较中，较为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同时也能在政策变迁中窥探各民族地区各具特色的发展脉络与政策规划格局。
第三，将民族学同其他学科进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民族学同其他学科的交叉边界。民族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日益加速，随着现实问题日益复杂，单依靠一门学科来解决现实问题很难奏效，往往需要借鉴和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技术，才能实现本学科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民族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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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变迁为研究视角，同时加入了公共政策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在多学科交叉的范式中回应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解答了何时变、如何变、为何变、有何效果、有何脉络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族学公共政策的研究视角，还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引入民族学。比如，在结果检验和影响因素两章中，将政策文本分析法、TOPSIS法同实地调研的半结构访谈法相结合，在三者互为补充的分析中，从客观数据和主观层面揭示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效果和制约因素，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中，有机地将多学科融合，在协同中创新，在融合中发展，既从不同维度为解决同样的问题提供了多维的视角和方法，又深化了本研究的学科积淀，更为民族学同其他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理论分析方面，尽管“间断-均衡”理论具有较为鲜活的生命力，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研究者使用的频率逐渐上升，本书也提出了民族地区情景下的“间断-均衡”框架，但仅选取了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基本公共教育政策进行分析，仍有待通过对其他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以完善该分析框架。
——数据分析方面，尽管本书对政策文本进行了多次补充和筛选，但由于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涵盖范围广、内容较多，依然可能存在遗漏。本书选取了相应的指标构建基本公共教育评价体系，但由于数据资料的获取难度和限制，还应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中，继续寻求具体化、可操作的指标。此外，由于研究时间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访谈的对象范围仍然可以进一步扩大，选择更多的对象进行更深入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