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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长德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56个民族，一个都不能少。本研究认为，共同富裕的难点在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协调发展还面临着较大的缺口，既表现为东西部地区、内地与边疆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又包含着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以人为本的发展“不充分”等基本的矛盾要素。本研究分析了民族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指出民族地区处于多个国家战略的叠加区，为推动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会。本研究基于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提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要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支持政策，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共同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习近平，2022）。这意味着，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人口的全覆盖，56个民族中“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
（习近平，2019）。这也意味着现代化的各方面要素一项都不能少，无论是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还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角度看；这还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所及的区域一步也不能迟，各地区要实现共同现代化、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收入视角看，难点在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人群。2021年按美元计算，全国人均GDP为11880美元，其中31个省级行政区中，人均GDP低于平均水平75%的省（区）有河南、云南、西藏、青海、吉林、河北、贵州、广西、黑龙江、甘肃；按收入5等份划分，人均GDP居后40%的是宁夏、新疆、河南、云南、西藏、青海、吉林、河北、贵州、广西、黑龙江、甘肃。可以看出，民族八省区中，有7个人均GDP位居全国的后40%。从人群看，2021年全国居民按收入5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32.8元，20%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445.5元，分别是20%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70%和21.49%，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72%和52.51%；城镇和农村的收入5等份分组的收入情况如图1-1所示。
图1-1 全国居民2021年居民按收入5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绘制。
少数民族聚居区是相对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樊杰、周侃、伍健雄，2020），也是我国最底层40%人口的集中分布所在地区。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继续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民族地区现代化是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有学者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研究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宁亚芳（2021）认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地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问题。中华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化。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形成了民族地区与国家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互助互惠互利关系，构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动力机制。王岚、陈敏（2023）认为，推动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必须牢牢抓住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张智勇、文传浩（2022）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地区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和路径指引。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民族地区融入与服务全国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民族地区实现同步现代化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研究。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本研究所指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重点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探讨推进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的政策支持问题。
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民族自治地方GDP从2000年的7486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98523亿元，占全国比重从7.47%提高到8.61%（见图1-2）；民族八省区GDP从2000年的8700.25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17921亿元，占全国比重从8.68%提高到10.31%（见图1-3）。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均GDP也大幅提高，民族自治地方人均GDP 2000年为4451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6.65%，2021年为54101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6.81%（见图1-4）。
图1-2 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自治地方GDP及占全国比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绘制。
图1-3 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八省区GDP及占全国比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绘制。
图1-4 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自治地方人均GDP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绘制。
但是，与全国和发达地区相比，与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民族地区的发展依然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不足仍然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图1-5所示为民族自治地方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其中绝对差距定义为全国人均GDP-民族自治地方人均GDP，相对差距用全国人均GDP/民族自治地方人均GDP表示。可以看出，绝对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相对差距呈现出先下降，2016年后有所上升，近3年稳中有降。
图1-5 民族自治地方人均GDP与全国的差距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绘制。
“发展”意味着让每个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发展不仅是指经济发展，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方面的多维发展。表1-1列举了2020年民族八省区与全国相比的发展差距，其中的平均值是各单项指标的几何平均，可以看出，民族八省区中除内蒙古外，综合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是西藏，其次是贵州。
表1-1 2020年民族八省区的相对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传统内容的差距尚未消除，在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的背景下，民族地区面临新的发展差距——数字经济差距。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指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8.6%，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9.5%，远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平衡的。202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的省（市）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湖北、四川、河南、河北、湖南、安徽等；重庆、辽宁、江西、陕西、广西、天津、云南、贵州等省（区、市）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超过5000亿元。从占GDP的比重来看，北京、上海超过50%，天津、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湖北、重庆等省（市）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根据马克数据网综合测算，民族八省区数字经济规模小，发展滞后，与发达省份的差距较大（见表1-2）。
表1-2 2020年民族八省区数字经济指数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方向是：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
。为了综合测度民族地区在这3个方面的发展差距，本研究选择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代理变量，综合运输网密度［定义为运输线路长度/（面积×人口）
1/2
］作为基础设施通达程度的代理变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作为人民生活水平的代理变量，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参照，构建区域协调缺口指数如下：
其中，
N
表示变量的维度或区域数，本研究考察了3个维度，5个代理变量，因此
N
=5；
表示参考指标，本研究以全国平均值为参考；
x
i
表示某地区的变量。该指数越大，说明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协调的缺口越大。利用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区域协调缺口指数，如图1-6所示。可以看出，本研究所考察的民族八省区，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协调缺口都较大，区域协调缺口指数均大于1。
图1-6 全国省级行政区区域协调缺口
资料来源：笔者计算所得。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协调发展还面临着较大的缺口，这既表现在东西部、内地与边疆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又包含着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以人为本的发展“不充分”等基本的矛盾要素（郑长德，2022）。其中既有发展的差距问题，更有发展的质量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国家级区域战略引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都不同程度地纳入其中。谋划推动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必须顺应这一发展大势。如表1-3所示，从战略/倡议所涵盖的空间范围来看，这些国家级战略/倡议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3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级总体战略/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3年1月6日，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乡村振兴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些都是覆盖全国的国家战略/倡议。
第二个层次是国家级区域战略，即中央批准并参与的涵盖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战略。最重要的国家级区域战略，可概括为“4321”战略。
“4”代表四大板块，包括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3”代表三区，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2”代表两流域，即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1”代表一圈，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
第三个层次是国家区域援助战略，包括“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例如《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国务院关于“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的批复》。
表1-3 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倡议中的民族地区
城市群建设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划提出“以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确立了19个城市群，它们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
。其中直接位于民族八省区的有北部湾、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
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历来是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表1-3表明，民族八省区处于多个国家战略的叠加区，这些国家战略为民族地区走向共同现代化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会，民族地区迫切需要对接和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实现各地区居民福利的均等化，居民福利可以表示为效用函数：
其中， C 表示消费或收入； A 表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G 表示环境质量； T 表示联通性（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因此，各地区居民福利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收入与消费的差异、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环境质量的差异或联通性的差异。要缩小各地区居民福利的差距，有两类政策可供选择，一类是基于地方的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简称地本政策，另一类是基于人的政策（people-based polocies），简称人本政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施的区域政策均为基于地方的政策（Neumark and Simpson，2014）。在地区政策的实践中，大体上有两种选择：新古典经济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主张一体化政策；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主张差别化政策。
新古典区域经济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之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预言是，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间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资本禀赋不同，不发达地区实际资本存量低于发达地区，根据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不发达地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高于发达地区，因此，真实资本将从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这样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会快于发达地区，结果，两个地区的收入会逐步均等化。在政策主张上，该理论认为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可以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然后通过涓滴效应，欠发达地区从整体经济增长中获益，实现经济收敛。在空间上，经济活动先集聚，后分散。
这一理论一般只考虑真实资本，而假定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除资本禀赋的差异外，不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实际情况是，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多维的，如人力资本、制度基础、社会环境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即使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都服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但它们是两条不同的曲线，如图1-7所示。图中， MP （ D ）是发达地区的资本边际生产力曲线，而 MP （ UD ）是不发达地区的资本边际生产力曲线。可以看出，如果两个地区的资本存量都为 K 1，发达地区的资本边际生产力为 MP 2，不发达地区的资本边际生产力为 MP 1，前者高于后者；如果两个地区的资本边际生产力相同，都为 MP 1，对应的两个地区的资本存量分别为 K 1和 K 2，考虑到两个地区决定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因素的差异，新古典的收敛预言就不再成立了（郑长德，2014）。
图1-7 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资本边际生产力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新经济地理理论把内生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结合起来，认为国民收入地区份额取决于产业份额的大小，而一个地区的产业份额由企业的区位选择决定，企业的区位选择又取决于地区的禀赋结构产生的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大小。在一体化过程中，欠发达地区集聚力小于分散力，导致流动要素的流出，产业份额缩小，从而区域差距扩大，因此要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必须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而且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力度要超过阈值（突破点），这样政策才有效力（郑长德，2014）。
政策目标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现各地区居民福利的均等化。基本的政策手段如下：
一是尽可能减弱欠发达地区的分散力，提高集聚力。如通过内生（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和外生（外部资源流入）扩大产业份额；通过福利型转移支付，扩大欠发达地区的消费份额；通过资源型企业总部的内迁，提高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份额；通过投资补贴，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制造业份额。
二是适度的区际一体化程度，着力提高区内一体化程度。如制定差别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资源政策、产业政策、人力投资政策。对于区内一体化，要大力加强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县、通乡、通村的道路建设，降低区内交易成本，提高区域性中小城市（镇）的集聚力；加强建制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区际一体化，主要是强化与核心区的经济联系，加强区际的基础设施干线建设：通过对口支援，实现区域间的一体化；通过政策干预实现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利益的分配。
三是投资的战略选择：以人为本与以地为本。投资于人，包括投资于教育，如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投资于健康，如基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投资于地，主要是资源开发。对于可移动的自然资源，产地、加工地和消费地分离，开发地处于价值链的底端，规模报酬递减，因而对资源所在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小且递减；对于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产地、加工地和消费地总体上难以分离，这些资源的开发能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规模报酬递增，对资源所在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且递增。
四是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合作。欠发达地区发展水平各异，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的发展，此时拟走多样化发展之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解决好区域间及区域内发展不协调问题，使民族地区深度融入全国区域经济网络，为各民族在经济上互嵌融合发展提供有利的空间条件。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也是各民族实现同步现代化的有力保障，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各民族实现同步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
民族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是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根据民族地区的区位、禀赋结构和发展阶段，按照集中均衡开发模式，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重点开发区域及区域性中心城镇集聚，而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实现空间上的均等化。
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因此要求欠发达地区或收入群体的收入/消费增长率超过总人口收入/消费增长率，这个差被称为共同富裕现代化溢价。实现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首要任务就是支持当地经济加快发展。第一，考虑到民族地区工业以资源开采和粗加工为主，制造业地位不断下降，呈现出过早地去工业化态势，因此在产业发展方面，要着力提高制造业的地位和占比，鼓励资源型企业将总部迁移到资源所在地，由此带动人员与技术的迁移，升级产业结构。第二，数字经济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支持民族地区高水平发展数字经济，尤其是高标准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地降低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交易成本，可以为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追赶提供新动能；通过产业数字化，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提高产业竞争力。第三，支持民族地区建设区域创新网络体系，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质量（郑长德，2021），着实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引领民族地区创新发展。对于主体功能为限制与禁止开发区的地区，主要实施人本政策，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各族人民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区外为他们提供发展机会。
基础设施对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地区交易成本的大小，进而决定了产业的空间分布，并影响各地福利水平与社会总效率。民族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尚有相当部分县不通高速，大部分地级行政单位不通高速铁路。因此，需要继续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加快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一体化，着力提质量、增速度，进一步降低阻碍发展的各种交易成本；通过乡村村组道路网络化，实现区内一体化。同时进一步加快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各类基础设施的质量效率同步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涉及公共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8个领域。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供给已有根本改进，但在供给质量方面差距较大。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持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郑长德等，2021）。例如，在教育方面，全面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着力提升教育质量，实质性缩小教育发展的质量缺口；因地因业因时制宜，发展与市场匹配的职业技术教育。在医疗方面，持续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同时进行公共卫生普查，摸清各项数据，有力、有效预防，以提高和改善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第一，应进行全域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国土开发效率、公平、绿色；第二，依托重点交通轴线，以城市群为核心发展经济支撑带（区），促进人口集聚；第三，加快边疆地区发展，建设沿边经济带；第四，飞地经济是民族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选择，应加强飞地经济的制度建设和相关政策研究，着力于实现飞出地与飞入地双赢。
“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在转移支付方面，拟从收入型转移支付到收入型转移支付与发展型转移支付并重，提高发展型转移支付的比重。在发展援助方面，从供给侧援助到供给侧与需求侧援助并重，并加强区域合作。在政策支持方面，拟从单向扶持型向关系促进型转变（郑长德，2023）。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新华网.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9-09-27）［2021-11-01］.http://www.81.cn/sydbt/2019-09/27/content_9638168.htm？from=singlemessage.
［3］中国新闻网.习近平明确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目标［EB/OL］.（2017-12-28）［2023-11-01］.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7/12-28/8411049.shtml.
［4］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EB/OL］.（2023-04-13）［2023-11-01］.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13/content_5751308.htm？eqid=83e5118a001da6c10000000664575af4.
［5］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6］樊杰，周侃，伍健雄.中国相对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典型研究与政策前瞻［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10）：15.
［7］郑长德.内聚与外联：内地与沿边地区协调发展问题研究［C］//民盟中央课题组.沿边开放发展调研报告.北京：群言出版社，2022.
［8］郑长德.空间经济学与中国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9］郑长德.推动经济互嵌式发展 促进各民族同步现代化［J］.民族学刊，2023（2）：32-39.
［10］郑长德.新发展理念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21
［11］郑长德，单德朋，何雄浪，等.走向共同繁荣：新形势下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12］宁亚芳.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成效与基本经验［J］.民族研究，2021（6）：12-26.
［13］张智勇，文传浩.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五个协同”发展之路［J］.当代贵州，2022（52）：45-47.
［14］王岚，陈敏.推进各民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共进路径［J］.民族学刊，2023（2）：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