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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量测度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时，现有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类，分别从趋同、差异和关联的角度测度一体化程度。一是基于相对价格法测度趋同程度，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价定律”测度一体化程度。其核心思想是，产品的价格是平衡了各种成本构成因素后达到的稳定值，当市场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时，商品、要素价格应趋同，若同一种产品在两个市场的价格比超出合理区间，则表明两个市场间的差异化比较严重。Parsley和Wei（1996）首次创新性地采用相对价格方差法来测度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苏剑等（2021）、李朝鲜（2020）从价格收敛的角度，基于相对价格法对全国省级层面近20年的一体化程度变化情况进行了评估，进而分析了全国一体化水平的变化趋势及空间结构差异。苏剑和邵宇佳（2022）通过相对价格法计算市场分割程度，基于市场分割程度来度量市场一体化水平，并研究发现按照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由低到高排列，分别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更多的学者则关注具体一个区域，杨丹丹等（2019）、刘昊和祝志勇（2020）、李旦（2020）、梅饶兰（2021）分别基于相对价格法对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北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进行了测度研究。二是基于差异分析方法评价区域间差异水平，即采用地区间的差异来反向反映一体化程度。关于区域差异测度方法的研究较为成熟，具体的计算方法包括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广义熵指数等方法。潘文卿（2010）基于统计数据进行泰尔指数计算和分解，认为中国不存在全域性的σ-收敛，东部与中部存在收敛趋势，西部地带的收敛特征并不显著。秦彪（2012）基于泰尔指数对辽宁省辽中北地区、辽南地区、辽西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差异以及各区域对差异的贡献度进行测算，从而给出对辽宁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程度的评估和决策提议。李林君等（2018）重点关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性问题，基于广义熵指数对1994—2015年京津冀43个区（地级市）的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算，为正确处理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策略提供了政策依据。范擎宇和杨山（2021）则运用泰尔指数、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刘凤等（2022）以成都都市圈为例，利用熵权TOPSIS法与基尼系数法测度2017—2021年都市圈公共服务一体化综合发展水平与各维度发展差异。三是以社会网络分析法为代表的城市间关联程度评价，即以地区之间关联关系衡量一体化程度，利用空间关联模型对区域内省市或城市组成的经济网络进行分析，以此来判断各省市或地市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该方法可以吸纳互联网大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弥补了传统统计数据及时性不够的缺点，因此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方大春和牛黎光（2020）基于2008—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城市中心度，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城市群中心性的经济效应，认为长三角城市还处在提升其中心性地位的竞争阶段，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任重道远。唐承辉和豆建民（2020）、刘和东和杨丽萍（2020）利用统计数据以及企业联系、交通客流、科技与信息联系等多元数据，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对长三角的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占金刚等（2023）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运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算西部陆海新通道黔桂滇川渝42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值矩阵，研究结果显示西部陆海新通道城市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但有加深趋势。
不同城市群、不同经济区域存在体制机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各方面的差异，因此，构建一种统一、通用的一体化评价体系来描绘不同城市群的一体化程度是不现实的，研究者们在构建一体化发展指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构建思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侧重某一个方面的一体化进度，以相关经济学理论为支撑，构建单一指数，比如赵三武和钱雪亚（2014）、赵金丽等（2017）都将劳动力市场作为区域一体化测度的重要研究点，构建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指数。二是考虑一体化评估的复杂性，基于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构建多层级、多主题的指标评价体系。其中，该方法按照指标构建依据不同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以经济学理论为依据，将一体化的内容分为若干方面，作为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数，通常这些一级指数涵盖了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创新、产业、生态环境、行政（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张军，2011；李雪松和孙博文，2013；吕典玮和张琦，2010）。第二类在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相关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时，以国家重大发展理念、国家发布的重大区域规划纲要等重要政策性文件为指引，构建一体化发展指数的框架结构，这一方法以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展目标为导向，既有利于开展实证研究，又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
在实践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作为我国发展较为成熟、规模较大的城市群经济区域，吸引了众多学者以之为对象开展一体化评价相关研究工作。同时，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等客观原因，京津冀和长三角一体化评价研究相对更加完善。2016年，国家统计局、北京市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联合研究建立了“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
，并每年动态发布。该指数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包括5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48个三级指标的京津冀区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三级指标以描述具体某一领域的发展程度为主，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通过标准化处理后，最后根据专家打分的权重计算一级指标。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课题组（2020）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工作，以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包含25个三级指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体系。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后，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统计监测工作，并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长三角区域“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建立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统计监测体系》（2023年）。除此之外，较多高校、科研院所和民间团体也积极投入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评价研究当中，如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研发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数”
，围绕“多元人口流动、产业创新合作、设施互联互通、民生服务共享、生态环境共保”五大维度构建了评价体系；浙江大学则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的重要精神，研究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指数”
，包括开放一体化、创新一体化、制度一体化、生态一体化、福利一体化五大维度；领导决策信息智库提出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指数”
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为蓝本，以其中的七大任务一一对应为指标体系的7个分指数，为一体化评价体系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以上研究成果对我们开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指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