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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的生产力新时代的到来，首先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用数字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网络时代、工业4.0时代等表述来刻画这个新的时代。
1973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著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出版，认为“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
的后工业社会已经到来，在这个时代知识经济成为引领生产力革新的主要力量，这是对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发展源自创新，而知识和信息是创新关键的时代回音。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则在其风靡全球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向世界宣告，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两次重大历史浪潮之后，信息革命引领人类社会进入第三次浪潮。这个新时代被冠以空间时代、信息时代或电子时代的称谓，托夫勒曾将其称为“超工业社会”
，并在之后出版的著作《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中强调了数字网络对这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关键性作用。1982年，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发表的《大趋势》直言人类社会早已进入由信息技术引领的新时代，并从十个方面描述了信息社会的重大变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数字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牵引生产力革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学者们在论及人类社会新时代时更多采用了数字时代来刻画。1996年，唐·泰普斯科特在《数据时代的经济学：对网络智能时代机遇和风险的再思考》中写道，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的“新技术浪潮正在无情地把我们推向数字化经济”
，数字经济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丹尼尔·伯斯坦和戴维·克莱恩（1998）观察到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数字革命，指出数字革命后世界进入新的时代，是一个能够促进新生产率巨大提高的时代，将带来工作、技能和利益，是一个能够迅速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的黄金时代。
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国内学者对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的生产力新时代的讨论也日趋深入。程钢（1999）认为在数字化时代，“信息和知识的制造与传播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高度发展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快，这些发展必将改变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和人类的生存方式”
。许丕盛（2001）认为在新的时代信息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
赵越（2002）认为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生产生活方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使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发生重大的变革。
之后，学者从多个维度聚焦数字技术对新时代展开讨论，认为数字技术的变革将牵动生产力迈向崭新的阶段。孙德林和王晓玲（2004）认为，当今世界正发生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迅速、广泛、深刻的变化，计算机等生产工具革命带来数字经济的成长，并指出，“在数字时代中，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中的后发性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
王梦菲和张昕蔚（2020）认为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重塑传统生产模式，正推动着生产力发生重大演变。
自新质生产力提出以后，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的生产力新时代有了更为明确的研究指向，学者对这个全新时代的把握进一步聚焦到生产力质变上来，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生产力的能级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