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生产力本身处于不断新质化的运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运动是一切物质借以存在的形式,而物质的运动遵从“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生产力的运动亦是如此。生产力的量变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这种微不可察却又从未间断的量的增加为生产力的质变积蓄着能量,当这种能量增大到足以动摇生产力质的根基的程度,生产力就抵达质变的关节点。生产力越过这一关节点后,“量转化为质” ,从量变到质变得以完成。与此同时,新的量变又在新的生产力规定下展开了,最终引发生产力新一轮质变的到来,致使生产力呈现出不断新质化发展的特点。这种不断新质化是生产力自身的运动,生产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从外部作用于生产力,只能加快或者减慢生产力新质化的进程,而从根本上支撑生产力不断新质化的动力必须从生产力内部去寻找。这种内在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生产力构成的要素,另一方面来自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生产力是劳动者以具体劳动作用于生产资料来创造使用价值的物质力量。其中,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后来被斯大林确定为生产力的三要素,这三大要素从内部给了生产力一个不断新质化的推力。首先,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具有能动性的要素,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发展生产力,当生产力发展到可以维持基本生计的水平以后,劳动者就会出现更高层次的物质需要,来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其次,劳动对象包括天然存在的物质资料和经过劳动过滤的原料,这些东西都是直接或间接从自然界获取的产物,当然离不开自然的作用力,所以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也赋予生产力一个内在的驱动力。最后,劳动资料也被称为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新质化的指示器,生产工具一直处在不断的改进当中,每一次重大改进都促进生产力实现规模化增进,而促使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的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另一大关键要素——科学。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物化凝结,可以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和改良生产工具来提高生产效率,充当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量器,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科学增量器的作用得到充分凸显。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的落地开花,科学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力越来越明显,中国共产党人将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提到新的高度,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生产力不断新质化的第一动力。无独有偶,西方经济学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比如熊彼特的创新生产力理论,就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归结为创新,其中科学技术创新是重中之重,对社会变革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认为科技成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基础,直言“现代增长源于新技术在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 。贝尔、卢卡斯、罗默等的知识生产力论,更是将科学技术摆在了生产力进步的中心位置,认为知识经济引起了生产力新质的变化,使生产力结构正在由“‘物质要素主导型’转向‘智力要素主导型’” 。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同样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知识存量的增长,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驱动作用。
除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会赋予生产力一个内在推力,协作、分工、开放等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产物也会从内部推动生产力进一步新质化。协作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协作,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协作始终同生产力的进步相伴相生,成为促进生产力新质化的重要手段。而分工作为生产力新质化运动的另一重要推手,很早就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就发现分工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则直接指出分工和科学都对社会财富的增进起正向作用;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时,研究国民财富增进的视角已经转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建立起了以分工为起点的一整套研究如何提高生产力的完整理论。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的产物,它的出现使得协作从简单协作发展到了复杂协作,使每一个生产个体都更加紧密地成为生产集体的部分,加快了社会生产力新质化的脚步。开放则是生产力发展到出现剩余产品后的产物,是经济体生产力外溢的必然选择,伴随着市场的拓展而不断将世界兜入经济的罗网,推动着生产力新质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延伸。早在17世纪,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就著述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罗列了大量论据来支持对外开放可以促进国家财富积累的观点。随着世界市场的持续扩展,全球经济越来越紧密地链合在一起,开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推进作用不断增强,正驱动着生产力最新一轮的新质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