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左翼
——昨天和今天

[德]弗兰克·德佩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忙于各种周年纪念日，如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十月革命和十一月革命爆发100周年、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爆发50周年等。此刻我们自然会问：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如何评价杰出的历史人物？如何看待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史，如何看待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史？我们应如何评价这些斗争中的核心人物？无论他们是理论家还是付诸实践的斗士。

在过去的200年里，恩格斯不同程度地首先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市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1917年之后，他影响了苏维埃的工人运动。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在延安的窑洞里为一场演讲写下了《矛盾论》，其中他两次引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深信，要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离不开《矛盾论》这篇著作，因为它对每一任领导人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主题，我只想借此表明，只要稍加研究，就能证明，这个1820年在伍珀塔尔出生的人是有全球历史意义的。

一、争取解释权的斗争

我们对待历史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样一种认知的支配，即评价和解释历史（不仅是国家历史，还有世界历史）会引导我们进入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这一领域，这是一场争夺统治地位和解释权的斗争。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找到清晰的表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对精英阶层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解释（时下流行的概念称其为历史叙事）是统治知识和合法化知识。这同唯物主义历史观截然相反，后者的重点在于财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隶属阶级力量和隶属群众力量，它同时关注是否有可能和有必要改变及废止统治关系这一问题。这就是自下的历史抗衡自上的历史。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绝不仅仅是思想方面崇高的竞争，或其说服力大小的比拼。不，它事关权利关系和力量关系，事关教育和科学体系的各个机构，事关控制公共舆论。

我想到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大学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职业禁令，想到了当年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时主要发生在大学里的，尤其是针对历史学者的彻底清算。

许多左翼人士在回应历史争论时采取守势，小心翼翼。21世纪初这一领域的霸权局面是比较明显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自诩为“历史的胜利者”，视社会主义的不同形式为现代历史的彻头彻尾的畸形——更极端的是，视它们为犯罪。因此，不少左翼人士倾向于逃避这些非难。

而问题在于，我们要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引领关于历史的辩论（尤其是当我们把这些辩论与恩格斯联系在一起时）：近200年来，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直站在争取民主、人权，反对贫穷和剥削，反抗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线。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政治前辈自豪，有理由以反抗20世纪资本主义的“怪物”和为工人阶级及其他附庸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志士为荣。在这一进程中，他们取得过成功，但也遭受过挫败，甚至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犯下的错误。当我们在21世纪重构社会主义时，必须认识和探讨这些矛盾，找出失败的原因并对其进行战略评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自我意识地面对社会主义的敌人。

恩格斯的诞辰纪念活动总是与特定时代的发展和争论有着密切关系。在这里，我仅讲以下两个关键节点：

（一）恩格斯诞辰100周年

1920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的战后革命时期，严重分裂的德国工人运动就恩格斯产生了争论。

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1918年12月31日）上，罗莎·卢森堡宣布：“我们的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

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说法，恩格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关系下无产阶级还能在大街上通过革命就获得任何成就”是“幻想” （顺便一提的是，卢森堡在此处并没有完全正确重述恩格斯在导言中关于“少数人的革命”“布朗基主义”和筑垒巷战的观点 ）。“我认为，考虑到我们正处在革命中间，正处在一场街头革命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情况中间，今天已经是这样做的时候了，即应当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直到最后时刻正式通行的、对我们在1914年8月4日所经受的事情也负有部分责任的那一观点进行批判性的探讨了。”（“很对”！）

她继续说道：“我并不是想说，恩格斯本人由于上述言论也要为德国发展的整个过程分担罪责；我只是说，这是一份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活生生存在的或者不如说致它于死命的那一观点作了经典性概括的文献。”这种观点意味着，“议会斗争就被看成是无产阶级直接革命行动的对立面，并且简直是阶级斗争的唯一手段”。

她总结道：“同志们，这就是说，像我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被历史的辩证法的过程所引导，而且在这期间经历了整整7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现在我们重新站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第一次展开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时所站的地方。”

这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革命时期人们就恩格斯的遗产产生了争论。德国多数社会民主党（MSPD）里右派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引用的是恩格斯1895年的文章；而革命的左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和德国共产党（KPD）中的左翼引用的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

（二）恩格斯诞辰150周年

1970年是恩格斯诞辰150周年，以此为契机，西部德国广播电台（WDR）在伍珀塔尔举办了一场名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过去和今天”的公开节目。台上的四位教授（赫尔曼·吕伯、伊灵·费切尔、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约翰内斯·阿克诺利）与作家沃尔夫冈·雷奥哈尔特及意大利共产党（PCI）的代表拉迪切展开了讨论。虽然在本文中我无法再现此次辩论的细节，但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辩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两处：

（1）吕伯认为恩格斯是19世纪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他并没有能力给出应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答案；在东方，他的著作被作为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而滥用。阿克诺利和阿本德罗特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认识恩格斯的思想和立场对于当时（1970年前后）的阶级斗争仍具有价值。

（2）雷奥哈尔特尝试利用恩格斯对民主之于社会主义重要性的见解和对党内公开辩论的支持来反对苏联和民主德国的共产主义执政党。雷奥哈尔特还对意大利共产党（PCI）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做出正面评价，试图在节目中激起共产党人内部的争吵。与之相对的是，阿本德罗特和阿克诺利坚持认为，鉴于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如当时的越南战争），在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争论中，赋予恩格斯当代性远比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重要。

1970年有关恩格斯当代意义的辩论同样迅速导致这一辩论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庞大的对抗，即体系竞争中进行了。执政的共产党一方在这场辩论中意识到——正如他们在当时的文件里表述的那样——他们是世界革命进程中三股力量的主导力量。

然而，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身处剧烈变革的时代——如葛兰西所说，处于“空位期”，甚至我们基民盟的总理默克尔也一再哀叹，“世界是如此四分五裂”！在20世纪这个“极端时代”（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末尾，反共人士扬扬得意：苏联和他的“阵营”（包括民主德国）已经垮台，体制对抗就此消失。在意识形态上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有那些信奉“欧洲共产主义”并与“苏联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的西方共产主义大党（如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遭受了一场深刻的很多人认为是毁灭性的失败。全球范围内无处不在的美利坚帝国欢庆自己是全球化时代的“好帝国主义”。从整体趋势上看，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式微仍在继续，尽管选举中的零星成功暂时打断了这一进程。还有许多工会，尤其是那些主要在南欧的、激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胜利者”对“历史的终结”曾欣喜若狂（福山），同时试图表明，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代议民主制的政治制度，都成功抵御了左翼或右翼的所有攻击，因此变得无可替代。所以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以及社会主义者的各项规划都已成为历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的胜利之势不可阻挡！约阿希姆·菲斯特，作为保守派记者、历史学者、《法兰克福汇报》的出版人，曾在1991年宣告了“乌托邦时代的终结”。他认为，社会主义这场“黄粱美梦”终究还是“破碎”了，社会主义成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史料”，“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数次沾满血迹的郊游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大不列颠博物馆”。

二、2020年：资本主义的全球性体制危机

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就是这样。在近30年后的今天，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不得不应对一个悖论。尽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左翼的缺点在当今政治环境下还一如既往地存在着，但是关于“危机”“资本主义的终结”或“资本主义的消亡”的书籍和文章的清单却越来越长。以“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为题的书籍和文章的清单也同样长。2019年，巴斯卡尔·苏卡拉，作为知名杂志《雅各宾》的出版人，在纽约发表了《社会主义宣言》。文中，他不仅扼要地重述了19世纪早期以降的社会主义史，还以“社会主义在美国”这一章节结束了对社会主义史的讨论。当唐纳德·特朗普标榜自己是遏制美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救星时，看样子他是读了这本书的吧！

当然，这些争论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现实危机的过程，也说明2008年及以后的金融危机，“大崩盘”（亚当·图兹）以来的10年中，社会主义成为转型方案选项的征兆一再清晰地出现。大约10年前，保罗·马森出版了一部名为《为什么它无处不在》的著作。这本书概括了世界上反对社会不平等、政治压迫和政治腐败的各种运动，从“阿拉伯之春”“我们能”党，到激进左翼联盟和“占领纽约运动”。虽然这些运动多数被镇压甚至瓦解了，这让人感到沮丧，但在过去的一年，也就是新冠疫情暴发的前一年，全球范围内的“动乱”——社会和政治动荡此起彼伏，这些既有人民运动的支持，也是矛盾局面的表现。对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批判显著增加——批判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批判增长带来的后果（环境危机），批判对自然环境的毁灭。这些批判和表达批判的一系列运动是周期性的且不同时发生，两者在政治层面上（更多的是理论层面）通常不会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道路和传统前进。来自纽约的哲学学者朱迪·迪安也加入这些激辩，她提醒社会运动和动乱中的积极分子：为了在反击中保护运动，为了更清晰明确地阐明运动的目标，需要一个有组织、有战略规划的领导中枢。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很多作家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他们看到了美利坚帝国的衰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权力更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中国仍然视恩格斯为共和国的奠基者之一，并依然坚持其思想。

因此，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大量著作的出版（仅德语区）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作品一方面赞美恩格斯对19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特别提到了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借助这些著作，我们方能理解和战略性地反思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历史及其转换视角的总体联系中的当代“多重危机”。

曾与恩格斯纪念日叠加出现的那些旧政治战部署今天看起来似乎已经丧失其重要性。这与“真实社会主义”的终结也有一定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审视恩格斯的一生及其著作时将他赞美为19世纪的一个非凡人物可能更容易一些：是企业家，爱尔兰棉纺女工玛丽·白恩世（于1863年去世）的伴侣；是马克思的朋友、合著者和资助者，1848年武装斗争中的革命者，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19世纪最后30年形成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1889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中公认的顾问（“将军”）；还有他涉猎广泛的著述（其中，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很早便十分出名），与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的合作[《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由两人合著，这也是迄今为止除《圣经》外在我们这个时代印刷量和阅读次数最多的书籍]，《资本论》第一卷创作时期与马克思的交流，并在马克思逝世后编辑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最后还有恩格斯自己数量众多的历史性著作及其晚期著作——《自然辩证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能不提的是恩格斯内容广泛的通信集，这些书信将他不仅与马克思，而且与同时代的其他重要人物——当然主要是与19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党、工会和合作社领导的工人运动的代表联系了起来。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1883年）的导言中写道，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社会诞生的时刻，“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 。在这层意义上，恩格斯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完美化身”。文艺复兴、呐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和英国工业革命（霍布斯鲍姆）催生了现代社会主义。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示过，在类似历史时期，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叛变阶级”（乔治·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这样表述的）。当然，他们也会想到自己：“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三、作为普及者的恩格斯？

很多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发表的文章也消除了一直以来针对恩格斯及其著作的偏见（其实，恩格斯本人的谦逊也助长了这些偏见。1884年，在提到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时，恩格斯还强调，他一直演奏“第二小提琴”）。对恩格斯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他资助了马克思的工作，但将马克思取得的认识——受历史乐观进步思想指导——歪曲成工人运动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没有恩格斯就没有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这一措辞无论如何都要比“恩格斯主义”相关的任意一种表达更有道理，因为后者将恩格斯思想贬低为通向“苏维埃马克思主义”（伊灵·费切尔）的下坡路。

与此相关联的是，经常有人指责恩格斯“大众化”了马克思的著作，更确切地说是“简化了”，以至于连他那个时代的工人都可以阅读和理解那些著作。我记得在与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的一次交谈中，他告诉我，他特别敬重恩格斯，因为恩格斯的作品是他那个时代的工人都能阅读并能读懂的。德国社民党（马克思主义）爱尔福特1891年的纲领无论如何都是有恩格斯著作烙印的！上述对恩格斯的指责是一种学术偏见，这些偏见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影响性思想”这一特征——对现存权力关系的战略型的批判性分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型，这种转型只能通过在实践中有影响的解放运动（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雇佣工人”）来实现。理论知识要与被剥削、被压迫人们的经验，还有与他们的斗争相结合，这是发展阶级意识不可或缺的任务之一。这（在历史上）是处于工人运动追求的教育作用的中心！在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承担着应对来自社会主义的挑战时稳定体制的任务。如果我们想一方面发展教育和科学体系的各类机构，另一方面又能将大众媒体的重要性考虑在内，那么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这一宣传工作（也包括大众化）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与此相对，局限在学术知识分子小圈子话语中的批判理论正是在批判中限制了自己的边界（以及它与现实运动的距离）。

四、政治理论领域的缺陷

然而，马克思主义要成为“宏大的总的联系” 的科学这一要求也暗示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在19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始终具有实践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必须对其重新评价。在本文中我只能提一下，20世纪70年代那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及其不足的国际争论正好指出了这些矛盾（包括理论和实践的），而对这场争论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杰拉塔纳1975年版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下面我选几个问题简单说两句（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且极具争议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同样在《共产党宣言》）中，简要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并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劳动的社会化、资本的集中，还有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 凝聚成这一进程的驱动力量。恩格斯赞同这一观点！然而，这一历史趋势并未包含任何有关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终结的具体预测。但是（20世纪上半叶），从这一历史趋势中不断衍生出崩溃理论的各种变体，这些论调在政治上呼吁推翻资本主义，却低估了资本主义开拓新投资领域、发展生产力和国家掌握的危机管控能力。

五、新的问题和挑战

另外，危机的概念已经在20世纪——随着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发生了改变：在“灾难时代”（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1914-1945年这一时期），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对外自我主张都是人类世界的灾难时刻。然而，这些因素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共产党宣言》）。

1888年，恩格斯在谈及未来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时，仅仅是非常笼统地提到了其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会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并殃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用方面的人为的运营机构会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传统的治国才略一齐被摧毁，以致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而无人收拾；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作条件。如果军备的相互竞赛制度发展到极端而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发展历程深受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光辉灿烂的黎明”（黑格尔语）及“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深刻影响。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坚信，政治革命后肯定会爆发由无产阶级肩负的社会革命。特别是对于德国而言，尤为反动和落后的条件会催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848年革命失败，加之1852年后资本主义迎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使他们对革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才能争取到政治权力（《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恩格斯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长壮大、在帝国国会选举中的胜利描述为通往权力之路的典范。然而，社会民主党中的右派由此得出，党的首要任务是参加竞选活动和组建联合政府。但恩格斯明确说的却是，我们必须“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力” ，然后继续发展下去，资产阶级就会离开“合法性” 的基础，建立独裁专政 （波拿巴主义）。

这一预期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得到了证实（这是战后革命浪潮中十月革命带来的结果），20世纪的特点是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不计其数的革命战争。然而，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些预期（例如在德国或意大利要进行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未实现。恩格斯在1886年《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写道，马克思从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恩格斯又很快补充，马克思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加反抗地屈服这种“不可避免”。《资本论》英文版序言恰好写在恩格斯言辞激烈地批判英国工人运动状况以及工会与民主党结盟之时。

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我只讲三点：

第一，身处19世纪的恩格斯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们都无法想象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向20世纪过渡以及“封建晚期政权”（如资产阶级统治危机）会引起哪些反扑。一边是正在发展的革命与反革命辩证法，反革命依靠暴力、恐怖和战争应对“红色危险”。这一反革命行动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达到了高潮。另一边是正在发展的镇压和融合工人运动的辩证法，其是通过兼并革命派（以及暂时接受“阶级妥协”政策和“社会民主”）而形成的各种不同变体得以实现。在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中（美利坚帝国）实施的所谓福特主义则看起来更加重要。福特主义通过社会国家干预、消费资本主义和商业大众文化发展出实现工人阶级政治民主的有效工具。

第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胜利的期待是与对工人阶级的角色和“历史使命”的幻想联系在一起的。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发展出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潮流（在欧洲），该过程总是伴随着强大的改革趋势。此外，宗教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对部分无产阶级有着强大的影响。尚未证实这些趋势会通过危机和获取国家权力而减弱或消退。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业无产阶级这一19世纪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身上是完全合理的，但这同时导致低估了工人阶级中非工业群体的重要性，并且（从长远来看）会低估雇佣工人阶级构成发生的变化。未来第三产业的职业数量和生产力革命会增加，“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这已经指出了我们在讨论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现代危机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

第三，要回顾并处理与国家问题相关的矛盾。着眼于夺取政权无疑是正确的。恩格斯当时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变成国家财产”之后，“国家[……]自行消亡” 的论点，无法预料20世纪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发生的国家意义的改变，这一改变是内在的危机过程、阶级斗争（以及尤其是1945年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改变了的全球力量关系）的结果。现代干预型国家仍然是阶级国家（以维护整个体系），但随着其（社会国家和经济）调节功能的扩展、国家机器体系的扩大、国家公职人员发展成雇佣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派别，国家本身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

可以看到，20世纪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批判性问题，如果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认识，仅看作一个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预见的）客观自然规律的学说，就不能恰当地回答这些问题。世纪之交（190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主要在卡尔·考茨基的作品中，人们就是那样阐释恩格斯的著作的，目的就是从中得出“革命观望态度”，下意识想的是：“管它是公牛还是驴子，都不能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的是，第二国际中试图努力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富有生命力的革命行动理论”的左翼（罗莎·卢森堡、列宁），却要一再地自卫。

六、与现实富有生命力的联结

恩格斯的著作中有许多呼吁要与现实建立富有生命力的联结的例子。这里我只讲以下几个方面。

恩格斯晚年在书信中激烈地批判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和“还原主义”阐释，更确切地说，他反对将经济学的基本事实机械地套用到政治领域。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那封著名的信中（1890年9月），他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反驳了“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 的“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确定地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到底 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 唯一 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产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 形式 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的这段话直到今天仍然必须理解为：务必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基础与上层建筑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这一作用“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便从中得出政治实践的知识。恩格斯在他的历史分析中一再表明：他对待这一主张是严肃认真的。

因此，恩格斯也一再讨论了已经变化了的行动条件，也谈到他和马克思所犯的判断失误和错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这组文章中，他认为1848年革命后：“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失败比大陆的革命党派（更确切地说是各革命党派）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那么我们除了从头干起之外再无别的办法。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暂的休息时间，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恩格斯晚年也深入研究了位于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英国为例——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问题。这个疑难问题随着向帝国主义过渡，还有20世纪末的全球化进程，变得越来越重要。恩格斯在一篇关于1845-1885年英国社会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文章末尾写道：“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同其他各国工人兄弟处于同一水平。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这种“垄断”事实上很快就崩溃了。然而，随着美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及其极度依赖出口的工业），新的局面出现了，其中部分工人阶级不仅从其工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获得经济利益，而且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帝国主义竞争思想的影响。冷战期间，不只是美国的工会在美利坚帝国起到了稳定作用。我们目前正经历着的（特别是在美国）这种优势地位的丧失（旧工业区和汽车工业领域内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是如何制造了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而这些危机又造成了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分化：一方面是特朗普周围的右翼民粹主义，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是公开的（和武装的）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面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并能够捍卫众议院席位的年轻黑人女性。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仅仅处于激烈的阶级冲突的开始，这些冲突是由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的衰落和工人阶级中那些曾经的特权群体的社会地位的衰退引起的。即使是那些从德国经济的出口成就中获利的德国工业无产阶级（首先是汽车工业领域），也将和他们的工会一起，面临社会衰退的问题，原因在于：①全球市场危机；②失去竞争优势；③抵抗气候危机时“交通转向”的政治决策带来的后果。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框架内，恩格斯还研究了在私有财产基础上，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 超越了阶级间经济剥削和经济统治关系的统治形式。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作品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1879年）一样——致力于妇女解放，不仅使她们摆脱剥削和压迫，而且使她们摆脱父权制的统治。他写道：“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 格奥尔格·富伯特认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以及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依靠三个制度得到保障的：①父权制家庭；②在法律上得到书面确认的私有财产；③国家成为执行、维持和调节这些从属关系的手段。这些认识对于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发展（在工人运动的框架内）曾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的女权主义运动——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之一——批判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边界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女性解放的实践活动；同时认识到，一定要在改变财产关系和改变国家利用法律维护父权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这一语境中理解妇女解放。最近发生在波兰的妇女运动中，大批群众走上街头反对拟全面禁止堕胎的法院判决，这向我们示范性地展示了妇女运动的力量。

最后要联想到的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这本书中，他的兴趣投向了现代自然科学。在工业革命推动的生产力发展中恩格斯看到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意义。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 到达了文明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推动了对自然的掠夺（如原料、煤等），也推动了对无须付费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如空气、水、土地）。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被理解为（人-社会-自然间关系的）辩证过程。艾尔玛·阿尔法特在其专著《重新发现恩格斯》（2015年）中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拓展到世界市场维度和生态危机问题上。阿尔法特将“自然关系”视作一种彻底改变了的统治关系：“生产和消费产生的排放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星球的许多区域，特别是大气层。我们知道，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继续延续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气候崩溃不是不可能的。”阿尔法特在这里引用了恩格斯的观点，后者认为“社会和自然不是彼此彻底分离的领域，两者相互联系，是‘社会的自然关系’，正如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计划草案》中阐述的那样，要辩证地揭示这一关系”。

必须遏制基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利用逻辑（包含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竞争的强制型增长。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处19世纪的知识和经验的关联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和阶级斗争政治史必须将具有时代和地区特色的发展条件、力量关系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特征发展的长期预测不断协调起来。这一协调工作的完成由强制型增长、强行加深剥削雇佣劳动，由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但也由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为了控制并“缓和”内部阶级对立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动用所决定。这造成了20世纪的灾难时代：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危机中民众的贫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但同时（受十月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的影响）出现了想要从这种统治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努力。

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我们仍处于全球“灾难资本主义”的一座“富裕岛屿”上；灾难性场景（包括政治危机）每天都在上演（特别是在美国）。当前的多重危机受经济危机的相互交错（结构上的产能过剩）、对生产力的促进（数字革命）、社会和地区不平等（全球范围内的）以及生态-流行病危机（新冠危机）共同影响。由此，世界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而这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在上述所有领域中都有对抗，都发生了反抗运动，也都讨论了替代现行统治关系的可能，从雇佣工人为了生存、为了基本权利、为了传统的工会要求（工资、工作时间、安全的工作环境、参与决策等）的斗争，到为了争取民主、平等，为了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及有力的社会运动。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处于一片“动荡”之中！

20世纪工业无产阶级领导的工人运动在21世纪——至少在资本主义的大都市里——不再是进步转变的最重要的承担者。但工人运动会成为阶级力量同盟的一部分，在阻挡灾难的斗争中代表“体系性问题”（涉及财产关系和强制型增长）。这里有无数亟待解决的问题，“阶级问题”位列其中，即在生态重建和对抗气候危机的斗争中，如果不反对社会的不公和剥削，这样的斗争是不会成功的。这对于左翼党意味着，要将对统治关系的（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理解成建构转换主体和从“灾难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和强权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工作。

七、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最近一本名为《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的书在美国出版，两位作者，即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经济学家，他们实证研究了“绝望”，即自杀、毒品、酒精和犯罪导致的死亡案例的发展情况。过去30年里，这类死亡案例数量大幅增长，主要发生在社会底层阶级，也就是那些学历低于本科的人群。合理化改革和全球化导致的白人男性产业工人数量的降低是重点问题。“绝望”不仅仅来源于由此带来的物质上的损失（工资），因为“工作不仅是为了获得金钱，工作同时构成了工人阶级生活的仪式、习惯和常规行为。没有了工作，工人阶级的生活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意味着丧失意义、人格和自尊，同时意味着家庭和生活集体的毁灭，绝望由此而来，这可绝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

两位作者通过此项研究也想回答：在这一社会衰退过程中，理解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为何是可能的。他们也考察了历史上情况比较相似的时期，指出19世纪早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了，创新和发明创造动态地融合在一起，国民收入提高。但是工人群体并没有从中获利。死亡率不断升高，恰逢人们从相对健康的乡村生活迁居至散发着恶臭且不健康的城市[……]”

这一景象在恩格斯的笔下也出现过，那是他在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看到的现代社会主义的起点。

（朱强　译）

参考文献：

[1][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YUsjvH3yUT6ivOkTt/CXpm+3eeyckirC2DoNBX8c/Yiw5phoug+0OdecvksOTm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