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与现实解读
——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书林教授

刘书林 /访谈嘉宾　本刊编辑部/访谈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总结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在新时代、新阶段、新要求、新任务的情况下，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党坚持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提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贯彻新发展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的创新成果“十个明确”之一，成为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新任务以及开创新的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格局，必须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此，本刊编辑部主任孙绍勇采访了刘书林教授。

访谈人 ：刘教授，您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那么，要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离不开新发展理念的指导，而它也是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直接相关的，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决定它的这几层逻辑呢？

刘书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简单来说，一个是从理论创新的维度，另一个是从现实需要的维度。

第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进程来看，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论逻辑来看，新发展理念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内容，它立足于对新的发展阶段的判断，同时指导着这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是指“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 。虽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却是接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迈向更高阶段的一个新的阶段。正是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与之相关的新发展理念的基本特征。新发展理念成为“十个明确”的理论成果的核心内容之一 ，成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成为体现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成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条件，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导向，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环节。因此，新发展理念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核心指导地位，对此必须有新的理解和把握。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党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不断跃升。党的八大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就是当时的发展理念，“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 。邓小平同志认为，毛泽东的发展理念体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概括出这些适合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理念是难能可贵的。

新发展理念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理念是在新的现实基础上提出的。他既总结了新中国七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也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正如《决议》中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党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党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因此，这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这些新理念主要反映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三卷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

第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新发展理念面临现实需要的呼唤。

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呼唤新发展理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经济力量的竞争更加激烈，风险增大、情况多变。在这种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情况下，要想取得主动和胜利，就必须具有相应的新发展理念。二是新时代新阶段实现百年使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都需要新的发展理念。

就国内情况而言，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决定了现实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等” 。只有问题解决了，才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新发展理念就是针对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出来的：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问题；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就国际情况而言，较国内情况更加复杂。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必须防范、化解各种风险隐患，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冲击和挑战。严峻的国际环境也要求我国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因此，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增强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也强烈呼唤着新的发展理念。

访谈人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从党的根本宗旨上把握新发展理念。2021年1月11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那我们应当如何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上理解新发展理念呢？

刘书林 ：新发展理念的根本和灵魂是“以人民为中心”，全部新理念都围绕着“人民的根本利益”，都贯穿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新发展理念与当今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根本区别。只有抓住新发展理念的人民性，才算真正理解和把握了新发展理念。

首先，新发展理念的灵魂是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为了谁，这是发展理念的立场、目的和方向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讲发展理念，绝不是为了资本的增殖，也不是为了简单的GDP升值，更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富足，而是为了绝大多数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发展为了绝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少数人，这既是工人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与以往一切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共产党人的这一立场和宗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源头，也成为今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的。共产党人无论怎样发展、改革和治理，都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惠于人民；要站在人民立场上发展、改革和治理；要有对人民的正确态度、与人民保持密切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目的就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的，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和鲜明特征，也是检验共产党人政治纯洁性的标准。

其次，新发展理念强调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进程的主体。一个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历史上开明的政治家都懂得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犹如水与舟的关系。先秦时期的荀子、东汉时期的名士皇甫规、唐代的名臣魏征都陈述过这个道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强调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在与黄炎培有关政权兴亡周期律的窑洞对话中，提出防止政权衰落的有效办法就是人民民主、由人民来监督。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把千百万革命群众视为真正的铜墙铁壁；在和平建设年代，他仍然强调居安思危，警惕脱离群众的倾向。他指出：“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管理技艺，而且是在国内外环境中形成的严肃政治。对于上层管理者来说，治理的本质是服务，不是传统的“统治”。只有治理而非统治才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自身的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百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采取“利益驱动”原则，如果走向片面性就很容易疏远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共产党人决不能把“利益驱动”原则片面地理解为只是追求个人私利而不顾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否则就会脱离群众，甚至与民争利，就不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了。

最后，新发展理念的根本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新概括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的第三项指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现实社会中，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针对两个社会现象：一是贫富差别过大的问题；二是贫困线以下的群众脱贫问题。这是国家协调发展的“硬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领导全国人民消除贫困。在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我国宣布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是涉及第二个百年规划开局、起步的问题，也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我国已经宣布胜利解决第二个问题，那么现在的中心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过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他还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新发展理念中，“共享”本身就包含共同富裕；协调也直接牵涉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之间的差距过大，一部分人长期陷于贫困线以下，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存在的现象。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内容。

访谈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中央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针对这五项原则，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把握它的内涵？

刘书林 ：我们对《决议》做出的指示作进一步阐释。

第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进入近代，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创新成果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创新既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历次产业革命的推动力。哪个国家抓住了科学理论和科技创新的机遇，哪个国家就会站在发展的前列，成为创新的最大受益者。中华民族在古代历史上也有过领先世界的创新成就，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但由于近代在科学和科技创新方面的落后，造成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相对落后。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复兴矢志奋斗，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奋起直追，创造了民族振兴的新辉煌，开始了由落后向领先发展的飞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解决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我们党长期以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社会主义的中国以无比的生机和活力屹立于世界东方，民族复兴的前景更加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为了迎接新的挑战和新的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已经持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振奋了团结进步的民族精神。同时，在发展的机制上也要以创新精神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针对我们存在的突出弱点和问题，加大创新力度。我国现在经济总量虽已达到世界第二，一些主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是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科技储备不够，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质的提升和转变的任务很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培育先发优势。这就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创新发展思想，“要超前谋划、超前部署，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强化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科技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力争实现我国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

第二，协调是发展的内生特点。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最基本的要求。协调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全面联系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在发展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在谈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好辩证法，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进行科学设计和施工。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要坚持系统的观点，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能偏执一方、畸轻畸重。”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谈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坚持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战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战略。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统筹兼顾、‘弹钢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发展的历程中，最早发现的问题就是协调的问题。长期负责经济发展工作的陈云同志，直到晚年仍然强调“有计划按比例”的科学性，其实质就是要讲协调。

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需要协调，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协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这些重要的思想应该成为长期指导我们发展的理念，不应被淡忘。不协调，就会出乱子，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和工作。在新时期，部分干部忽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为这是“虚”的工作，只有“赚钱”的工作才是“实”的工作，结果出现严重失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还有部分干部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结果不仅社会风气受到严重损害，干部队伍自身也受到严重腐蚀，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片面追求消费品的生产、取消和停办某些军工企业的倾向，一些军工企业被迫改为生产洗衣机、自行车，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种简单化和极端化的做法都是一种片面性，缺乏的就是辩证法。

一般来说，掌握全局性的协调，是上层决策部门的事，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一般不会出现严重不协调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把“坚持新发展理念”写入十四条基本方略，又有“八个明确”的创新思想，全局协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作为基层干部，对于协调问题也并非没有责任，更不是无能为力。协调的决策在上，而实施的效果则在下、在基层。及时做好实践和调查研究工作，向上级报告基层的实际情况，不断总结本单位本地区的经验，这也是保持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此外，在总体布局中，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都需要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协调性。这就需要上下尽责和配合。

第三，绿色是发展的普遍形态。

绿色发展就是保护好人类生活环境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对保护生态环境务必坚定信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这些论述，既是我们工作的指针，也是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宣言书。党的十九大的重大贡献就是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包括良好生态环境的内容，也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标准，这一点丝毫不能忽视和淡忘。

以牺牲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首先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来自那里资本主义式的竞争开发和污染。英国的泰晤士河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死河”，水中生物绝迹，至今也没有恢复清澈；德国的莱茵河被称为“欧洲下水道”；美国工业废气积聚造成的酸雨毁坏了西部几个州的大片森林。1972年，梅多斯等向罗马俱乐部提交的《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指出，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贫困、资源、人口、粮食、教育等问题成为发展的极限。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yǔ）病事件三大事件。 然而，曾几何时，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毁坏生态环境的现实，已不知不觉来到中国。中国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急速发展，也出现了西方曾经在60-70年代出现的一些类似问题：河北、天津之间的香河变成名副其实的“臭河”；南京秦淮河水污染造成大量死鱼漂浮；北京的雾霾天气在21世纪初期频繁出现；北京治理风沙的成功却使夏季无风、闷热难耐；在祖国大地上，河水再也不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水，甚至自来水附加过滤器设备成为时尚；居民的门户由木门变成铁门，门锁由小挂锁变成嵌入式巨型通体铁器系统锁甚至自动化密码锁；环境破坏的压力使得一度高速发展的某些新兴城市劳动力流失，企业发展减速；等等。

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的片面发展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气力扭转。” 共产党人执政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如果对生存环境的绿色建设不重视、不治理、不保护，就不可能达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目的。决不能为了今日一时的发展速度而牺牲子孙后代的良好生存环境。共产党人领导的发展，必须保护和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共产党人只有把保护生态环境列入每天的日程，只有在发展的态势中保持绿色的质量，才会有高质量发展；只有做到了这些，人民才能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第四，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对外开放”似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词，以前没有对外开放的理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的两大物质前提之一是“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其内涵就是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交往。对于这种交往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讲得十分清楚，并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至于“世界历史”“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同样阐释得很清楚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说：“‘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列宁领导的苏俄、苏联，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以及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交往理论”，并将其作为对外开放的指导理论。不认清这个事实，就会在分析对外开放的实践和历史方面走向极端，做出脱离实际的分析和论断。

关于新时期之前的三十多年，曾经有各种说法。今天应该按照“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原则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进行评断。其实，早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就有客观的评论：“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概括。可惜一些缺少历史知识和思想片面的人常常脱离客观现实说话，结果常常歪曲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和过程。

新中国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从来就没有闭关锁国的意识，是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了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国际环境。20世纪50年代美国操纵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签订了美韩、美日、美蒋等军事条约，构建了对新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还有专门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禁运”的“巴统”组织，都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尽管如此，新中国依然与苏联东欧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不断发展对外开放。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1952年，中国与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与锡兰签订了《米胶协定》；1953年，与巴基斯坦签订了棉花协定和煤炭合同，同年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经贸协定；1957年，中国中央政府开始每年举办两届“广交会”（后正式定名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直举办到2020年第128届（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改为网上举办），虽经受各种严峻考验，但从未中断，被称为“国际贸易盛会”“中国第一展”，每年创汇占比为20%～30%。为打破被封锁的局面，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召集驻华外国专家爱泼斯坦等研究美、苏何为主要战争危险的问题，力图寻找扩大外交范围的突破口；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同志又组织研究世界大战爆发可能性的问题，准备大幅调整外交政策；1969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同志特地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并站在他身边，回应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华缓和的姿态，为缓和中美关系创造了一系列条件；1971年10月，新中国以压倒性票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奏响我国外交战线反抗帝国主义的凯旋之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布上海联合公报。毛泽东同志果断决策，要在全球范围内使美帝国主义遏制中国的封锁线土崩瓦解。新中国最初三十年的坚强斗争，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环境，功莫大焉！

新时期，在当时国内外条件和环境下，我国对外开放的规模和内容不断扩大，最终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吸收了更多的国外因素，助力国内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变革，我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着力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近世界中央，高举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旗帜，成为当年马克思希望的、常态的“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推动者。回顾总结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一方面，今日的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但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矛盾、风险、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霸权国家由昔日利用全球化打压发展中国家变为逆行全球化的“自我保护主义者”，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公认的合作共赢的全球化的最大旗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逐渐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 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不断探索实践，提高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第五，共享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共享的理念实质上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今天应当怎样从新发展理念的高度认识共享的意义呢？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

（1）共享的前提是要切实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角度更新思想观念。比如，一个时期以来，动辄“砸烂铁饭碗”的习惯应该改一改，要注意不能贬损新中国对广大劳动人民提供的劳动就业权利的制度保障，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种弱势群体的福利照顾说成“大锅饭”，社会主义绝不等于“自己顾自己”；不能再把老祖宗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当作“平均主义”进行批判，而应好好理解这句话里包含的追求公正的意蕴。现在不应该再争论何时才能讲究“分面包的时机”，而是应研究“分面包”的公平规则。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竞争手段，但决不能把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简单搬到社会主义的中国使用。

（2）共享的目标具有广泛性。共享就是绝大多数人享有发展的利益而非少数人独享。应该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高度，从执政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角度，坚持让绝大多数人增加获得感、幸福感。我们之所以重视消除贫困，把共同富裕作为我们党的关键性任务完成，就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由我们党的基本立场决定的。

（3）共享的实现程度具有渐进性。我国虽然已经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共享，还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虽还未能做到一步到位地消除贫富差距，但也不能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无所作为。我们就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够做到的事情尽量做起来，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样，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的方向，又不脱离客观实际。人民群众就会在逐步体会共享实惠的自信中，朝着更高的共享境界努力。

（4）共享的实现途径具有参与性和共建性。共享的成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靠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干出来的。它需要的是广泛地参与、民众的智慧，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为世界人民大众服务的“一带一路”倡议，实行的就是“谁参与、谁共享”；而为国内人民大众服务的“共享”，具有“大家参与、大家共享”的特点。这样的共享不仅是合理的、公平的，也是实际的、可靠的。共享是人民的事业，只有动员人民才能实现共享，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实现共享。

访谈人 ：我们已经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了解了新发展理念的出场，也了解了新发展理念的根本和新内涵，那么要真正做到全面、准确、完整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需要怎么做？

刘书林 ：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创新理论成果的组成部分，是解决“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指导性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指示，为了全面、准确、完整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把握以下要点：

第一，坚持从党的宗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高度，牢牢掌握并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初心和使命都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也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这一发展思想的核心。一个时期以来存在的“要不要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应该收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注意不断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始终体现社会公正的问题，以共同富裕的现实激发人民群众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进而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找出以往发展实践与新发展理念的差距，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管理也是一门学问，不但要通过学习书本理论加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断体会分析，要以专业性水平进行判断和决策，要以“行家里手”的方法妥善地处理。过去在高风险领域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严重冲击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应该警钟长鸣；以前的失误不能一犯再犯，付过的学费不能一付再付；对涉及投资、金融、项目活动的研判，不能只顾眼前，不能“见钱眼开”“有奶就是娘”。负有决策责任的干部必须善于在理论和实践上注重学习，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

第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传播网络化、交通便捷化、生活科技化的背景之下，我们遇到的问题空前复杂、瞬息万变，只有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才能防止出现严重的被动局面；只有具有明确的底线思维，才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预想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访谈人 ：刘教授，您对新发展理念的产生、根本及其内涵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们厘清了它对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也更加明晰了它在我们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中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编辑：孙绍勇） tMXc2dUa0Ra2iKJwObN/xBAtRYy52IdQbSzc8mTk7jMtR+oR5tDbnelEHGFzjX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