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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关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研究兴起于21世纪初，并在后面的研究历程中不断深入。学者最初从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的特殊群体——失地农民入手，分析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袁斌（2008）选取大连市失地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分析了失地农民生计遇到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失业、劳动权益受损等突出问题，建立起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综合模型，并提出了有效对策。卢宝蕊（2007）针对失地农民“种地无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等突出问题指出，应该建立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实现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长效机制。关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从2004年一直持续至今，在2013—2015年达到巅峰。赵世强和赵仰华（2015）重点研究了制度环境、生计资本、失地农民的内生动力这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是失地农民实现生计资本积累、内生动力发挥的支持力量。为确保失地农民的权益，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提高农地补偿标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对策建议。陈绍军等（2016）以安徽省六安市、安庆市、淮北市374户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根据分析所得的失地农民资本受损情况，提出了4种可供不同类型失地农民选择的生计策略：获取自然资本、提升人力资本、购买物质资本、转换金融资本。
随着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学术界更多地从政府责任、适应能力建设、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等角度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苏芳等（2009）系统总结了可持续生计在国际社会的研究进展和相关理论，揭示出可持续分析框架在扶贫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研究意义。赵雪雁等（2011）从甘南高原农牧民出发，采用参与式评估研究方法，分析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资本状况、阐释了五大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针对甘南地区农牧民生计资本存在的区域差异性等特点，提出技能培训、改进传统生计等政策建议。胡宗潭（2014）以生态脆弱区及贫困地区——福建省长汀县为例，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改善民众生计的大背景下，分析长汀县的致贫原因，从自然、人力、金融、物质、社会等生计资本角度揭示了影响长汀县可持续生计的主要制约因素，从组织保障、政策完善、法律支撑、资金投入、科技助力五个角度对长汀县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对策建议。
李承营（2015）选取甘肃省陇南市，探讨农户生计策略变迁原因。研究发现，该地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匮乏，虽然非农产业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但农业生产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人力资本严重流失造成非农生产水平停滞不前，彻底摆脱贫困，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任重道远。董国皇（2016）以三亚市天涯区槟榔文明生态村为例，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状况，针对该区域产业结构单一、专业人才匮乏、人地矛盾突出、遭遇台风等自然灾害风险大、农户金融资产不稳定、生计资本整体脆弱等突出问题，提出加大农户技能培训力度、鼓励农户创业，根据地区优势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完善土地流转机制等建议。杨彬如（2017）选取3个各有特色的自然保护区村庄，利用可持续框架分析3个村庄的生计资本，发现自然资本对生计资本总量的作用强度较低。
冯娇等（2018）选取甘肃省岷县坪上村作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农户生计资本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众多农户应对风险能力低下，生计资本脆弱，提出在之后的扶贫过程中要注重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培育和提升。夏利恒等（2019）通过研究和田地区居民的生计资本，分析了该地区在扶贫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发展教育和特色产业、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等建议。张宸嘉（2020）以柯西河流域为研究区域，建立生计可持续性和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对该地区进行深入观察与分析，得出制约柯西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气候环境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素质低、生产力水平低等，该流域内不同生计资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整体生计水平低。从性别角度进行评价后发现，生计资本存在性别上显著不平等的现象，相较男性资本而言，女性生计资本呈现更显著的不平衡。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建立全面的数据库，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对自然灾害的适应策略，完善医疗、教育等针对性对策。
陈振扬（2020）分析西藏日喀则农牧民实际状况，指出该地区农牧民整体生计资本较弱，五大生计资本中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占比较低，加大教育、医疗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选择与路径。王恒（2021）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将秦巴山区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将农户划分为纯农型农户、非农型农户，对其生计资本存量和生计策略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小，非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大，在五大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显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提出加大医疗、教育投入力度，提升农民职业培训质量，健全农村金融体系，降低贷款门槛等对策建议。范乔希和万青（2021）选取重庆武隆和万州作为研究区域，在新一轮退耕还林和三峡库区移民的大背景下，研究库区农户生计资本的配置情况和影响其可持续生计的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指标值。研究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标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指标值较高，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指标值较低。三峡库区农户老龄化严重，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等问题突出。
刘格格等（2022）在调整DFID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改进了以往基于生计资本衡量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方法，对生态补偿前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生态补偿后信息资本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环境资本之间相关性显著提高，而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相关性显著降低，表明水源地农户的生产方式正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或非农行业过渡，基于此提出了政府应致力于提高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实施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积极引导水源地农户寻找替代生计的对策建议。雷菁等（2022）通过对鄱阳湖区渔民退捕意愿和可持续生计资本的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渔民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渔民退捕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与渔民退捕意愿呈负相关关系，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政策宣讲、坚持市场导向、加强政策贯彻落实、加大公益性岗位建设力度，进一步保护渔民退捕后的各项权益的对策建议。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角度对脱贫户的贫困脆弱性产生原因、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指标构建、建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对本研究的思路具有借鉴意义。
刘金新（2018）将脱贫脆弱户这一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生计资本的脆弱性和生计现状，分析了脱贫户脆弱性产生的原因，依据脆弱性脱贫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提出了贫困历史维度测度、生计资产状况测度、收入和消费信息测度、可持续生计能力测度、返贫持续时间测度5种测算脱贫脆弱程度的基本方法。从脱贫脆弱户自身出发，提出了要积极主动培育内生发展动力，提升自身发展能力；从国家层面出发，提出了完善制度，建立健全动态监测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多维度保障脱贫脆弱户的可持续生计。王静（2018）以重庆市酉阳县为个案，对精准脱贫与区域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探讨了农户生计资本及其对生计策略的作用，并对所取得的脱贫成果进行分析评价，对面临的困境做出判断：农户生计资本总体较弱，其中，人力资本在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方面有较大影响。基于此，王静提出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加金融资本、坚持可持续发展、优化生计策略等建议。胡原和曾维忠（2019）立足于多维贫困视角，将抗逆力纳入“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脱贫户抗风险能力弱，返贫风险高，提出要建立后续帮扶机制，稳定脱贫户收入来源，有效激发脱贫户内生动力。张鹏瑶等（2019）采用Probit回归模型，探究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选择的生计策略对其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研究发现，精准脱贫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对生计的可持续性具有非常大的稳定作用。
王富珍等（2019）以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为案例地，构建脱贫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划分出农户脱贫稳定性等级，揭示脱贫稳定性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提出提高脱贫稳定性科学路径和相关政策建议。旷永青等（2019）从五大生计资本方面考察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后的生计状况，分析脆弱性产生的根源，提出发展多元特色产业、坚持扶贫先扶志和保护生态环境等建议。谢楠等（2020）对凉山彝族地区812户农户进行了调查研究，探讨脱贫户生计资本及面临的风险，如因病、因灾返贫等，提出创新脱贫户保障机制、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加强公共服务建设等政策建议。王欣欣等（2020）研究丹凤县“脱贫摘帽”户近几年生计资本指数，运用稳健性检验和显著性检验研究方法，构建评估模型对丹凤县脱贫户生计资本进行分析，提出培育内生动力、建立长效保障机制等对策。
赵雪雁等（2020）构建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评估陇南山区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识别出脱贫户生计资本障碍和制约因素，提出要发挥不同生计要素之间的多重反馈关系，形成生计资本各要素之间良性循环，提升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戴琼瑶（2020）主要对民族贫困地区脱贫人口稳定脱贫进行了研究，以“直过民族”——独龙族为样本，主要解决生活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等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人口在脱贫后如何远离贫困、稳定脱贫，通过构建“直过民族”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变量指标、原理模型和机制模型，对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指数水平及其关键影响因子进行实证研究，寻找实现稳定脱贫的最优路径与发展策略，提出内在能力和社会资本是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充分必要条件。陈丽（2021）根据滇黔桂边革命老区脱贫户生计特点，选取了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两个维度，构建脱贫户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据此分析农户可持续生计状况，判断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詹绍文等（2021）对陕西省汉阴县平梁镇脱贫户进行生计分析，探讨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整体脆弱原因——由于自然资本不足、物质资本匮乏、金融资本配置不够平衡等农户生计资本整体脆弱，并基于此提出要延续持续性帮扶政策、唤醒脱贫户主体意识等对策建议。李可等（2020）通过参与脱贫帮扶工作的亲身经历，从“两不愁三保障”和贫困治理成效入手，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逻辑，提出了2020年后要加强返贫风险评估和脱贫户动态监测，培育内生动力的贫困治理思路和路径选择。陈思兰等（2020）也对脱贫户生计问题进行了研究。
汪三贵等（2021）认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仍然存在返贫、致贫风险，从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三个维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健全长效动态监测机制、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关注潜在风险，提出有效防止返贫、致贫等方面的对策建议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蒋和胜等（2020）提出，建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应注重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并对城乡返贫、多维度的贫困进行动态评价；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扶贫机制，提倡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保险互助机制，探索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社区居住制度。其困难在于，把防止返贫与国家的短期、中期、长期发展战略联系起来，把乡村振兴战略和不同地区发展战略相结合。宋国学（2021）认为，要持续巩固脱贫户的脱贫成果，加强扶志与扶智相结合，鼓励和引导脱贫群众自力更生，强调今后最关键的是提高贫困人口的产业技能和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谢文涛（2021）通过研究彝族深度贫困村N村，发现N村后期扶贫户的收入略高于国家扶贫标准线。由于种植业增收有限、村集体经济薄弱、后期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自然环境破坏等问题，返贫风险高，难以实现可持续生计发展。在此基础上，谢文涛提出了进行合理种植、引进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引导和发挥致富带头人的力量、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等对策。
左停等（2021）研究了巩固和扩大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提出需要基于不同的发展定位，实施富有针对性的政策供给，通过贯穿制度、机制、技术三个层面实现有效衔接。顾仲阳等（2022）研究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年以来，脱贫群众生活在多方面发生的变化，脱贫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乡村振兴工作有序推进。孙久文等（2022）研究了在乡村振兴中，以防止低收入人口返贫为目标，构建相应的战略体系和政策内容，通过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全局视角分析以低收入人口特征为变量的空间格局，划分防止返贫帮扶空间，最终提出在乡村振兴中防止低收入人口返贫的战略构想。张琦（2022）指出要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脱贫地区继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首要任务，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一底线，同时聚焦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项重点工作，是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政策指引和行动指南。
学术界从生态补偿措施、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精准扶贫政策、生计多元化等角度对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进行了探析，这些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分析青海省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谢旭轩等（2010）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和贵州省毕节市退耕还林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导致农户农业收入降低，农户通过外出务工、国家补助增加收入，提出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培训等更完善的措施来代替直接生态补偿的对策建议。王成超等（2013）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研究2000年以来的生态补偿措施，对其进行了分类归纳，阐述了各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金补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封山造林对农民生计的恶劣影响；物质补偿提高了主要参与农民的物质资本；政策补偿使主要参与农民能够获得具有稳定产权的山地资源，并从技术、政策、产业补偿三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以提高各类农民的可持续生计。贺爱琳（2015）将秦岭北麓山区为研究对象，对农户进行分类，分析4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家庭具有的行为特点，运用对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旅游开发前后农户生计方式及4类农户生计资本，建立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4类农户生计资本现状与生计脆弱性，并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构建，探讨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辨析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傅雪梅（2017）通过对四川省某藏区农牧户的精准扶贫政策进行分析，计算出农牧户在精准扶贫相关政策实施后的生计资本水平，总结农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依据、方法及特征，明确了5种民生资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认为提高四川省某藏区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是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孟贝（2018）以湖南省长沙市关山村、光明村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农村土地整理和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可持续的内在机制与影响途径，并阐明了农村旅游对农户生计成果的全面影响，指出加强农户技能培训、发挥政府职能、落实各项基础设施、推进多项生计策略组合发展的模式。
张鹏瑶等（2019）认为，在后扶贫时代，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是热点问题，运用Probit回归模型，研究了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选择何种生计策略对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主导的精准扶贫政策对改善贫困家庭的生计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而贫困户的家庭特征、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对脱贫户提高民生可持续性均有促进作用。孙晗霖等（2020）运用多元线性逻辑模型，从就业多元化和收入多元化的角度，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多元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家庭特征、劳动力组合、所处环境、产业发展都会显著影响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侯军岐等（2021）运用模糊AHP方法，对影响处在脱贫边缘家庭生计资本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脱贫边缘户要想发展重在提高人力资本，同时要加大脱贫边缘户的金融资金投入，提高脱贫边缘户的物质资本储备。据此，侯军岐等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群、发展教育、提高农户素质、建立失业救助和保障体系等对策。罗玉杰等（2022）以湖北省恩施州W村为例，研究了乡村旅游地返贫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构建问题，提出对于不同返贫风险类型的脱贫户，要持续动态评估其生计状况，建立完善兜底保障体系，提升脱贫户生计稳定性。
国内学者对民族地区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形成了大量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没有从根本上对研究对象的身份进行进一步细致的划分。特别是对“一般农牧户”与“脱贫户”的认识不清，导致在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
肖琼（2009）研究了四川地震后民族地区旅游村寨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制约因素。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低下和因地震造成的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不足是制约农户可持续生计的主要因素，要加强政府主导地位，重视农户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农户的激励，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尽快恢复和提高民族地区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杨培涛（2009）对甘南州农牧民生计资本进行评估，在定性分析基础上，构建5类生计资本评估指标体系，对农牧民资本构成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存量较低，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提出要因地制宜完善适合藏族地区农牧民的发展模式，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农牧民受教育水平。
赵雪雁（2011）从甘南高原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农牧民生计特殊性出发，适当调整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资产指标体系，构建了适用于评估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资产的指标体系，对不同区域农户面临的生活困难进行分析，为切实解决甘南高原农牧户可持续生计困难提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提高农民培育水平、增加就业，鼓励农户就近就业等政策建议。王蒙（2013）依据“生计脆弱—生计可持续”分析框架，在调研甘孜藏族自治州农牧民生计现状的基础上，发现存在的问题：农牧民家庭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资本贫乏、不同生计资本彼此间的转换能力较差；家庭生计易受生计风险的影响，生计风险集中体现为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认为降低农牧民生计风险要联动各方力量，加强保障机制建设。王彦星等（2014）、阿依古丽·艾力（2015）分别对青藏高原地区、喀什地区的少数民族生计做了研究。
金磊（2015）以生计资本分析为切入点，全面分析四川藏区农牧民生计资本，构建四川藏区农户5类生计资本指标体系和量化标准，提出改善自然资本脆弱、人力资本水平低、金融资本匮乏等生计薄弱状况，实现生计可持续。李静等（2016）对湖南省湘西自治州L县24个贫困村的民生状况及脆弱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民生资金少、地区脆弱性是制约其脱贫的重要因素，建议建立贫困家庭预警机制，增加民生资本存量，提高贫困户发展能力，建立以资产为根本的民生政策和专项救助制度，提高贫困农户应对风险能力。罗秀英（2017）研究分析发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低下、劳动力流失等是导致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提出加大道路、信息化投入力度，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鼓励农民就近就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贫困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久毛措（2017）从贫困脆弱性理论和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针对涉藏地区贫困问题的原因和面临的困难进行战略思考，提出通过结合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状况及其抵御和应对风险冲击自我防御能力提高农牧民可持续生计能力。张扬金（2020）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对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锻造进行分析，指出打造“民族脱贫共同体”是可持续脱贫的最终方向，要重点关注脱贫目标、脱贫结构、脱贫领导、脱贫成员关联，作为打造和提升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基础、动力及保障，从而推动民族地区的可持续脱贫。王璐等（2021）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为例，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农民可持续增收问题，提出要加强保障机制建设、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培育脱贫户自力更生能力、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等政策。张成虎等（2021）以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对比研究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与实行结果，探究了不同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该地区生计资本总体水平较低，5种资本分布不均衡，提出要提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技能，从而提高人力资本。
朱芙蓉（2016）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可持续生计进行了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存在产业规划不明确、收入不稳定、生活习惯与新环境不适应、培训供需失衡、新的贫困群体涌现、信息闭塞、市场落后、就业困难等问题，认为整合资源、因地制宜建立保障机制、加强精准培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王宏新等（2017）分析了2001—2015年以来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演进及政策实施成效，总结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试点阶段、全面推进阶段和脱贫攻坚阶段的不同特点，认为各级应统筹建立管理机制，持续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赵烨誉（2017）以山西省宁武县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比该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前后移民生活变化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移民生活困难等，提出完善保障措施、持续推进安置工作、提高移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建议。
徐方方（2018）以敦操乡富民社区为例，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农户进行了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认为搬迁到新的环境后，农民就业、邻里关系、收入来源等都发生了变化，对其收入和生计策略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柏威（2018）、夏艳玲（2019）也对易地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进行了研究。
行红芳等（2020）从生计空间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易地搬迁后脱贫户进行了研究，认为应重视土地基础保障功能发挥，降低搬迁福利损失；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破解脱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夯实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贫困户可行能力不足的后顾之忧。李晨曦和杨一舟（2021）从“造血扶持实现迁居农民长效减贫增收”的角度，研究了后搬迁时代实现生计可持续需要激发迁居农民的内生动力，转变发展观念，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实现减贫增收。王慧芳（2021）对西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户生计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提出要不断巩固易地扶贫搬迁后的减贫成果，切实保障农牧民生计可持续性和发展稳定性。周传彪（2021）、赵制斌等（2021）以贵州省桐梓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生计状况和影响生计的因素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搬迁户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影响人力资本的提升；自然资本变化降低了经济效益；移民搬迁就业政策与乡村振兴机制衔接效果有待提高。针对上述问题，学者提出改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搬迁户人力资本，提供公益性岗位，建立土地流转市场等对策建议。李斌和李辉（2022）整理分析了我国学者对农村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现状、热点，提出未来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户研究的方向，如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社会治理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