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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生计”一词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其行动纲领中引用了这一理念，提倡通过建立稳定的生计达成消除贫困的目的。随着学者对“生计”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从开始研究影响生计因素到后来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对其进行深化，探求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的“可持续生计”策略。学者逐渐意识到，可持续生计的构建是决定家庭自主长久掌握生存资料获取能力的关键所在。目前，“可持续生计”多被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贯穿脱贫扶贫及返贫问题研究全过程。
生计的定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研究对象和兴趣的不同，不同学者对“生计”概念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别，并给出了不同的界定。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国际上的学者和科研机构都将生计问题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范畴，即可持续生计和可持续性生计框架。
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这一新方法，国外学者大量研究了农户生计诸多方面，比较突出的有生计多样性、农户生计与扶贫、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生计脆弱性、能源消费与农户生计、生计安全等。该研究还把农村生计的多样性界定为，包括资产（自然、物质、人力、财力和社会资产）、行动以及获得这些资产（由体制和社会关系调整），而这些资产决定了个人和农民能否获得生活所需的资源。生计可持续研究认为“生计是由生存能力、资产（包括物力、社会资源）及行为所构成的”。学术界广泛认同的生计概念是“包括生活方式所需的能力、资产和活动”。其核心理念是，“更多地注重于人们寻求增加生存所需要的资本积累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所拥有的能力，最后反映在财产与生计之间的抉择”。
目前，学术界已有三大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分别为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于2000年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美国援外合作组织提出的农户生计安全框架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建议的可持续生计途径。此外，诸如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和机构，在各自的领域内，或单独或协作制定了关于可持续生计的不同分析框架。
国外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研究主要将其与社区发展、宗教信仰、社区卫生、气候变化导致的居民生活脆弱性相联系，随着近些年全球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极端气候出现得愈加频繁，国内外学者更热衷于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与气候改变相结合探究居民的生计脆弱性，因而这方面的相关文献较多。
较早对可持续生计框架做出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的Wood（2003），他以一项英国社区能源计划为例，通过激发单个项目的需求，使可持续生计框架以及延伸方法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工具。
随后又有学者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与宗教信仰和城市联系在一起，De Gruchy（2005）认为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督教参与世界需要提供了实践理论，通过神学鉴赏的方式考察了框架内的一些核心概念，并对城市使命进行了简要反思。Barnidge（2011）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社区卫生相结合，认为可持续生计框架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解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因素的分布，如何影响美国农村就业机会和社区健康，提供了概念框架，并利用一系列定性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Pandey等（2017）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评估喜马拉雅社区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反应和应对措施与喜马拉雅社区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及其适应这些变化的潜力，并期望通过地方职能增加互动机会，创造创收机会，建立有效的市场和农场联系，从而缩小“自下而上”的理解和“自上而下”的政策之间的差距，提出了针对所研究社区的预防性和持续性适应做法，从而有效地解决脆弱性问题。Yuniarti等（2017）认为，可持续生计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利雅加达的农村地区最贫困者如何利用他们的资产来应对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粮食问题而面临脆弱性的一种方法。Sapna A等（2017）、Srijuntrapun（2018）等对可持续生计框架均做出了相应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017年，国外学者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研究达到了顶峰；近两年，关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研究力度减小，相关文献也比较少。
国际上对生计资本的研究同样围绕可持续生计框架展开，主要是针对社区居民和五大生计资本中的一类或影响较为显著的几类进行研究。较早研究生计资本的学者是印度的Erenstein等（2009），他们利用可视化贫困空间维度的模式，将印度各地区的生计资本（自然、物质、人力、社会和财政）进行了空间对比。结果表明，随着贫困人口向东增加，出现了明显的梯度变化和生计资产明显下降的现象。Erenstein等（2009）将生计资本与空间维度相结合研究印度各地区的贫困情况，为生计资本的研究和发展工作提供了方法基础。Longpichai等（2012）评估了生计资本在泰国南部小农户橡胶生产商制定农业战略和确定农业成果中的作用，并认为生计资本的获取水平与多元化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应支持多样化和作物一体化，以此作为维持农民生计的途径。Nath等（2014）在考察锡尔赫特森林（哈希亚民族）的生计时发现，该民族的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已经能够维持其生计，但是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并不令人满意，作者呼吁当地政府尽快解决土地保有权不安全和定期续约等体制问题，并逐渐制订完善该国今后的参与性森林管理计划。Kopytko（2018）通过调查某个乌克兰合作组织由网络获得的信息增加了其他资本、改善了生计成果，并解决了气候变化问题，他人认为社会资本在能力建设和可持续措施执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Islam等（2019）在孟加拉国楚纳蒂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参与式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森林依赖社区（FDC）对森林的依赖性与社区管理对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保护区共同管理下的生计改善活动对森林依赖社区成员的生计资本指数有正向影响，为了维持FDC成员的生计并可持续地保护森林，作者建议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提供适当的制度支持。Uddin等（2020）调查研究了孟加拉国基于社区的奶业兽医基金会开展的自愿合作对小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发现奶业兽医基金会对社区居民生计最显著的改善发生在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资源方面，今后这种发展模式应该得到国家的广泛认可和推广。Gir（2020）对尼泊尔帕尔巴特区库马市的达利特人进行了生计资本的研究。
综上所述，国外大部分学者以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现有的生计资本能否维持生计稳定，并呼吁对维持生计的资源做出保护，以赢得社区居民与自然环境、其他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
生计脆弱性主要包括洪灾、冻害、干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疾病、意外、社会动荡等突发事件，还包括价格、市场、健康状况等的季节性冲击。国外学者对妇女生计脆弱性、居民生计脆弱性的研究主要包括矿区居民生计脆弱性、移民生计脆弱性、气候暴露下的居民生计脆弱性等方面。Obrist（2003）在调查了非洲城市的低收入社区后，发现所有妇女都面临着面对城市苦难的情感负担与克服这些苦难的智力和实际负担，因此该地区的女性生计脆弱性较强，需要对妇女保健做出关切。Santha等（2016）在考察了印度3个城市（科钦、苏拉特和孟买）非正规部门移民工人的脆弱性背景下，表明城市脆弱性是一种不断地、猛烈地重塑自身的状态，伴随着无计划地快速城市化、环境变化和社会排斥的过程与结构。Wang等（2018）对中国33个煤矿城市的煤矿工人生计脆弱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城市生计脆弱性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相对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煤矿工人生计脆弱性水平显著低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生计脆弱性水平相同的城市可能具有不同的脆弱性模式。Jakariya等（2020）通过研究孟加拉国沿海地区渔民生计脆弱性指数（LVI）衡量居住在孟加拉国沿海地区的渔业社区的脆弱性。研究发现，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导致的疾病、非政府组织和小额信贷、收入和海盗问题是影响渔民生计脆弱性最显著的变量。Surendra（2021）对印度本德尔坎德区两个地区的生计脆弱性状况进行了评估，缺乏非农业就业机会、单一栽培和收入多样化、文盲导致适应能力较低是引发该地区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原因。Thuy等（2021）构建并评价了越南兰东省小规模茶农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结果发现依赖风险的生计、贫困、获得熟人或当地政府的支持会恶化生计脆弱性，而培训和生产经验有助于降低生计脆弱性。Yen等（2021）、Meethale（2021）、Duc等（2021）均对当地气候变化导致的生计脆弱性进行了研究。
生计策略的选择、转移、替代是农牧民维持生计进行的重要生计活动，他们大多依靠居住地的自然条件选择生计策略，或是依据实际现存的生计资本优势有针对性地确定合适的生计策略，生计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最早对生计策略做出研究的学者是Brockington（2001），他认为土地使用和牲畜所有权发生变化后，牧区社会出现了许多贫穷与生计变化的情况，这种变化对妇女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妇女不得已增加牛奶或柴火、药品出售数量来换取更多的报酬，这是早期牧区妇女为改善生活条件进行的生计策略。Koczberski等（2005）在委内瑞拉一个案例中发现，农户为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将利用社会和文化资源获取更多土地、投入和劳动力的机制进行土地扩张、地块分散和增加佃农安排作为生计策略。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已逐渐增强。
在牧民生计策略的研究中，Achiba（2018）通过研究肯尼亚北部3个牧民聚落牧民收入多样化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发现，伴随畜牧业生产而来的净现值的增加表明了管理畜牧业生产风险和优化非畜牧业生计激励机制带来的生计安全日益重要，非营利机构不能替代畜牧业生计，至少不能作为基本生计。
在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中，Tesema等（2018）以水泥厂周边的农户户主为研究对象考察其生计策略与粮食安全状况，结果发现，拥有多种生计策略的家庭享有不同的粮食权利，以维持可持续的粮食消费，但是需求导致的多样化影响了家庭的粮食获取安全，这就要求采取包容性的政策和战略，将农村非农业活动纳入自给农业，以确保农村社区的可持续生计。Hayati（2018）以在沿海沙地上种植蔬菜和水果的农民为研究对象，探讨沿海土地上边缘土地农民面临的威胁及可持续生计策略。结果表明，农民可以将农业技术的使用、空间耕作的建立、作物营销的管理作为该地区的可持续生计策略。Yobe等（2019）为了解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因素，进一步提高决策效率，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正规教育年限、家庭规模、抚养比、家庭获得的旱地耕地面积、户主储蓄、家庭所在地和农业信息来源是生计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生计策略时，须设计对家庭层面特征敏感的政策。有学者将生计策略与粮食安全联系起来，Fikre（2020）探讨了农村生计策略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相对于从事非农业活动和混合活动的农户更有粮食安全，仅以非农业为生的家庭更缺乏粮食保障，这项政策和战略呼吁政府设计并实施综合战略，以保持非农业家庭粮食安全。
也有学者对非洲渔民的生计策略进行了研究，Sydney等（2021）评估了赞比亚小规模捕鱼和渔民生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渔业收入不足以改善其生计资产，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支持其他收入来源，并制定一个包括生计在内的渔业政策框架来提高当地渔民的收入。有学者对特色经济作物的农户生计策略做出了研究，Ishak等（2021）分析了某村咖啡向柑橘转化的过程，以及随之发生的农民生计策略的变化。综上所述，从事不同生计活动的主体会因为季节性变化、周期性变化、市场波动而进行生计策略的转移或者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