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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理论最早源于心理学研究领域，属于个体的内在感知范畴，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J.S.Adams（1965）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实际上也是公平理论的内容。公平理论涉及个体的内在心理感知层面，最初很多研究是针对劳动者个体薪酬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这些使劳动者个体产生的内在心理的微妙变化，如果是公平与合理的，那么个体的内在心理感知是良好的，但如果是不公平与不合理的，那么个体的内在心理感知则不佳，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劳动者个体行为的积极性。
国外对公平问题的研究起源于公平理论，公平理论是指认知的延伸理论（Folger, 1986），该理论试图将正义的不同组成部分整合到一个全球性的理论中的公平（Folger and Cropanzano, 2001），着重于认知过程中哪些人对负面事件负责对物质和心理健康的影响（Folger and Cropanzano, 1998）。随后也有很多学者对公平感知定义（Marie et al.，2021）、维度与指标（Sebastian et al.，2018；Carolyn et al.，2021）、公平结果（Federico et al.，2021）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根据国内实际状况来研究农牧民公平问题（周浩等，2016；王昌海，2015；邢成举，2018；郑沃林等，2020；张琦等，2019）。近年来，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聚焦于一个组织中，劳动者个体在生产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关注不同劳动个体间的差异并对差异进行比较，同时，还会与过去的自己进行比较（Jessica M.et al.，2011；Jason A.et al.，2018）。当劳动者发现自己目前的报酬或福利高于他人和自己过去拥有的报酬或福利时，他会感受到内在的公平，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待遇，从而能更积极地投身到工作中并提高工作效率；反之，则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且产生消极的心理从而降低工作效率（Konstantinos et al.，2019）。除此之外，公平理论不仅针对个体报酬进行研究，也针对过程研究、人际与信息等方面进行研究，这涉及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在劳动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和资源，体会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内在公平感（Jinseok et al.，2018；Sebastian et al.，2018）。
从20世纪起，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财政相关的政策支持逐渐被全球各国关注，从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都在关注有利于农业的相关政策（R.Douglas Hurt, 2010）。美国在1933年制定并颁布了有关农业优化调整的相关法律，之后，一些专家和学者也从财政支出角度分析、探讨积极有效的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例如，哈罗德和多马从储蓄与投资的角度研究投资对提升社会生产力及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通过乘数效应反映社会财富的增加，由此得出结论，增加对农业资本投入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Devan et al.，2015）。在支农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论证财政在农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效应。在社会收入分配等方面，学者关注一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阶层劳动者收入差距变化等问题，其研究焦点更多侧重发展中国家各阶层劳动者收入差距变化等，结果显示，农民收入增长处于不利地位（Matti et al.，2011）。刘易斯创建了二元经济模型，后来学者在此基础上研究劳动力城乡迁移模型（Özcan et al.，2019），他们共同揭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与劳动者收入差距及其变化规律等（John N et al.，2018）。
从古至今，公平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不管是朱熹提出的“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还是拿破仑认为的“在政府事务中，公正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也是一种力量”，这都反映出公平对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繁荣的必要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政府正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战，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实现上述目标，政府不仅需要依靠经济建设积聚的物质基础，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根据对实地的调查研究，针对农村土地制度下农民收入经过确权后达到的公平与效率，同时，当收入出现不平等的现象时，农牧民幸福感会在社会资本的影响下出现波动（李力东，2017）。无论是怎样的群体，在公平与平等的获取和享有过程中也会使其影响个体行为（李鑫远等，2018；刘连泰等，2019）。
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收入进行了持续的关注与研究，肖怡然和龚贤（2018）针对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农牧民样本进行调查，发现农牧民的收入存在差异，旅游扶贫会为农牧民提高收入。存在这样一种规律，在城市或者城市周边的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且收入总量较高；而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户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且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即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胡晗等，2018）。在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问题后，提出信息来源是非农转移的主要原因，且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建议政府建立与完善劳动力收集信息的相关制度，以此避免由系统机制信息流通障碍导致的农民增收问题。针对劳动力转移与收入的问题，研究发现，农户的生计资本不仅会提升农户的收入水平，易地扶贫搬迁也会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黄志刚等，2018；李聪等，2019）。鉴于我国农牧民的复杂与多民族文化特征，生计策略选择并不是单一简单的经济行为，从公平感的视角来看，它是农牧民自身意愿到选择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会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的深刻影响（钱文荣等，2013；牛静坤等，2016；杨奎臣等，2018；韦志林等，2016；郑雄飞等，2020；祝天智，2019）。在已有的文献中，农牧民公平行为和农牧民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尤其在国内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农牧民公平对生计策略选择的研究直接关系着农牧民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农民收入增长相当于获取未来资本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合理配置城乡劳动力资本与社会资源使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因此，劳动力的身份问题和生计问题也是资本与资源积淀后产生的结果，对个体收入产生影响（卢海阳等，2018；孙晓一等，2016）。
综上所述，国家历年来对农牧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倍加关注，相继出台了各类帮扶政策，同时，通过对产业优化升级、特色产业扶持等方式拓宽农牧民收入渠道，在学术界，农牧民增收问题一直以来是焦点问题，且多数学者对以外力因素推动农牧民增收进行研究（张丽霞，2020；王琼，2020；薛凤蕊等，2012）；近年来，多学科交叉研究愈来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心理学也悄然融入了经济管理研究领域，有学者关注到农牧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是来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在心理层面因素成了研究农牧民收入问题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万国威等，2016；李中锋等，2016；毕文芬等，2017）。然而，虽然学者普遍认同农牧民收入有多重影响因素，且从政策、经济、文化、技术、心理等角度已做出相关研究（李文龙等，2019；李芬等，2013），但是在考察农牧民增收问题时，对心理层面影响因素的分析仍不够深入，尤其从公平感知的新视角进行规范和系统的实证研究仍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