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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平的研究可追寻到人类诞生时期，可见，有关公平的相关理论研究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从未停止过，而基于许多学者的研究，在整个历史长河的积淀下，公平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分别是早期的公平理论、中期的公平理论和后期的公平理论。这些理论的研究经过梳理后，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早期的公平理论主要立足于分配方面，以古典自由主义对公平理论的界定为标准，主要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分配的公平理念，它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据。休漠、洛克为政治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斯密为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而当代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有政治哲学家诺奇克和经济学家哈耶克、弗里德曼等（Lutz Priese et al.，1987；Adel Azar et al.，2011）。早期的公平理论认为，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是不能被他人侵犯的，个人利益大于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人是社会形成的基本单元，只有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自由与权利，才能保证社会中出现公平。因此，只要在分配过程中充分尊重市场经济中个人的自由，保证人们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不论分配结果是什么，采用的分配方式就都是公平的（Haruto et al.，2010；George et al.，2006）。而国家的职责是要保护市场资源交换的公平和规范，避免在交换过程中出现欺诈和强迫行为。早期的公平观认为，市场机制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保证，更加倾向于推崇自由的市场功能，从而否定了政府在促进社会分配公平中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机会公平”观点反对通过社会再分配途径实现的“结果公平”，因为运用政府权力建立的社会再分配制度本质上属于将某个社会群体的意志或利益凌驾于整个自由市场经济之上，这样不仅不能实现公平，反而还会威胁到自由制度本身（Armin et al.，2008；Pragya et al.，2020）。
中期的公平理论主要以福利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公平观与收入分配公平观为代表。20世纪初，英国最早出现福利经济学的相关研究，随后传播到欧美等国家，经济史学家将福利经济学划分为新派与旧派。到20世纪50年代，新的福利经济学形成，新的福利经济学认为当一国的经济福利总和增加时，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也随之上升。如果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则整个经济就是最有效率的，从而能实现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Luis C.et al.，2001）。事实上，新、旧福利经济学都是根据边沁的思想提出的，都认为市场竞争是有效的，同时，政府也应采取措施以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Pragya Mathur et al.，2020）。因此，福利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公平观认为，应以完全竞争市场配置社会资源，并使之优化达到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同时，也把收入均等化作为社会福利极大化的重要途径。
而收入分配公平观认为，平等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平等、正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个理论是罗尔斯提出的，他认为产生不平等是由于社会文化和个人天赋，前者可以通过社会制度消除，而后者根本不可能解决（Tae-Youn Park et al.，2017）。
后期的公平理论主要以社会主义公平观为代表，社会主义公平观，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观，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公平观，也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观。社会主义公平观既具有市场经济公平观的一般特征，这是常见的特征，也是许多公平理论都具备的基本特征，还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因为这是在社会主义导向下的公平观，因此，这一公平理论的竞争权利和机会均等都是用于评价公平与否的必要条件（Mya Poe et al.，2019；Jessica B.et al.，2017）。同时，在竞争过程中的各项规则与要求也是需要公平公正的，尤其是在个人利益分配方面，既要保证公平平等，还要根据每个人的贡献力度不一致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公平观需要遵循四个原则，分别是共同富裕原则、按劳分配原则、防止两极分化原则、公平和效率辩证统一原则（方涧等，2017；韦惠兰等，2017）。
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没有政策保障农牧民收入的专门理论，最多的还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农业进行干预的研究，这里的“农业”是广义概念，是指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牧区畜牧业在农业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分量，既能对农业产业发展起到导向作用，还能提供重要支持，这种积极影响也会发生在牧业中，农民与牧民的收入也会得到增加。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对政府能起到怎样的宏观调控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具有双重性特征，既要从政治方面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也要从经济方面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在国家建设与生产中，市场机制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但在这种影响下会出现一系列不理想的情况，例如，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等，这些问题主要靠政府来解决，使各方利益得到协调，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主要体现（吕源，2016）。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必须从宏观层面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控。1936年，凯恩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向广大读者介绍了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建议国家层面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要以积极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调控。正因为要摒弃自由经营的做法，所以在解决各种问题时要发挥出财政政策的作用。世界经济于20世纪30年代整体上较为萧条，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产生了良好的实际效果，由于国家在经济运行中进行了调控、干预，充分释放出有效需求，消费量、投资额都有所增加，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也遏制住了失业问题，经济波动幅度有所下降，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成功，国家干预经济获得了良好开端（马军，2009；石磊，2011）。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同时掌握在政府与市场手中。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经济综合派理论的奠基人，他把现实经济描述为混合经济，他认为政府要起到干预经济的作用，而市场则要承担合理分配资源的责任，只有把两者的控制能力整合到一起，生产与消费才能变得更加合理。政府在整个市场中，无疑是最活跃、最有实力的经济主体，由于政府手中掌控着较大的政治权力，可以对经济资源加以利用，与私人经济单位一起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市场在发展中能得到政府参与，市场在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与解决时，价格机制将发挥出重要作用，供给则是由需求带来的。萨缪尔森表示，即使市场经济在建设中得到了政府参与，而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仍为市场，政府要承担对市场机制进行调整、矫正、弥补等责任
。经济社会的发展遵循市场原则，政府在对经济进行调控时要灵活运用政策工具，调控涉及如下内容。第一，需求弹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种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对于其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依据其弹性的大小可以分为富有弹性和缺乏弹性，即当某种商品价格的变动对其需求量变动影响较小、当某种商品价格的变动对其需求量变动影响较大。由于大多数农产品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无论其价格如何变动，其需求量都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产品往往被认为是缺乏弹性的商品。因此，农民单纯依靠生产农产品实现收入的快速增长是较难实现的，即使丰收年达到了丰产后也并不一定能为农民自身带来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与提高，大家熟知的谷贱伤农就是这一现象的现实证明，可见农业相关补贴政策是需要深入探讨的（Michal Brzezinski, 2019）。第二，帕累托无效率的前提是其他人一直保持原有的效用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对产品与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其中，一部分人的效用水平会得到提升，这也充分体现出在此之前资源配置并不合理，存在着较大的调整空间，即帕累托无效率。在此前提下，要想使部分人获得较高的效用水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农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收益，由无效率转变为最优状态。作为农民，他们的收入来源于种地、劳动，但如果从资源配置方面来看，两大资源的分配并不合理，即帕累托无效率，需要对这一状态进行调整（Travis et al.，2021）。第三，不完全信息理论是指在时、空两个方面，每种经济行为的主体与资源的分布并没有达到最均衡状态，甚至存在着不完全对等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获得完全信息，存在着各种不协调。在不完全信息背景下，行为主体很难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在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农民根本不具备改变外界发展情况的实力，不能及时利用新技术、新方法为自身获取更高的利益，只是满足于维持基本生产与生活。再加上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特征，而市场调节则相对落后，农民无法获得更充足的经营活动信息，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着农产品降价、腐烂等情况（沈宏益，2013）。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主体，他们不愿意为运用先进技术而冒险，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质性是由农业弱质性造成的，农民收入面临着风险。
为了使农民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政府部门极力起到良好的宏观调控作用，从整体上进行调控、布局，甚至要靠硬性制度进行调控，政府这些行为的发生都能起到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
农业产业经营化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化发展基础上的，也是农业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施，不仅要在农业领域创建完善的生产经营体系，在种养、产供销等方面实现一体化发展，而且要更好地与服务业相整合，把农业、工业、商业相整合，更好地促进生产经营服务水平的提升。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是多个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模糊了各产业之间的界限，但每个产业的分工存在差异。对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实质进行分析，就是把服务业与工业两大产业逐渐引领向农业领域。市场不完全竞争是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背景，重点对市场构造、企业行为进行深入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研究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与结构、发展规律、属性等，此处说的“产业”是指一些彼此之间的产品与服务能互相替代的企业集合（Pearce, 1983）。在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任务是既要对市场机制形成的竞争力提供有效保护，也要发挥出“规模经济”的优势，要想合理配置资源，就要对市场竞争提供支持与鼓励，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企业能逐渐实现技术升级，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由此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此外，也要靠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避免竞争过度现象的发生使效率降低。谢贞发对国内外学者的产业集群概念进行了梳理，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划分。一是经济集聚，就是要从横向与纵向保持联系，前者是要在不同企业之间形成互补，而后者是要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购销关系；二是地理集聚，就是在空间范围内，各企业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并把多个产业整合到一起，不同企业互相合作，企业成本由此得到了控制，形成了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效应。从中可以看出，产业集群、产业融合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产业在空间之中的集聚既能为创新提供依托，也能加快产业渗透与融合，当各产业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时，新的产业集群就会形成。
在前文中有过介绍，产业融合是指一些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产业与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渗透、交织，由此形成了良好的规模效应。在对产业融合进行研究时，学者最初绘制了三个互相重叠的图形，处于重叠部分的包括广播、计算等行业，在这一部分中的产业能实现快速发展（张功让等，2011）。在此基础上，欧洲委员会在下发的“绿皮书”中，对产业融合进行了定义。不久之后，大量学者涌入这一研究领域，认为产业融合的目的是要更好地顺应发展趋势，逐渐模糊发展边界甚至完全消除边界（Namil Kim et al.，1997）。有学者认为，在产业融合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放松政策、创新技术，使不同产业之间的制约逐渐减少，增强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并保持良好联系（植草益，2001）。技术立异能为产业融合提供强大动力，进而会把这样的动力引入其他行业中。技术升级现象的发生，使市场供求有所改变，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所有的商家都参与竞争、变革，把创新看得格外重要，希望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并获得更大利益。由于产业融合现象的发生，产业边界逐渐消除，逐渐出现了新行业。农业三产在融合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业态，包括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由此创建了农贸一体化、产销一体化等模式，产业链越来越长，就业岗位也不断推陈出新，农村产业在发展中实现了增值。
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产业内部以多种方式打破了原有的分工链条，形成了新链条，并在这一过程中增强了产业分工的合理性（王南南，2018），对产业融合进行分析，可以从四个视角出发。一是从衍生角度进行分析，最初只是在信息通信领域实现了融合，把数字与技术融合到一起之后，产业边界逐渐消除。国内学者表示，融合起源于产业分离之中，既不是原来留存下来的，也不是在产业分离过程中留存的，而是在产业边界由固定不变转化到不确定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纸媒、广播等行业的出现成为产业融合的主要标志（周振华，2002）。二是从发生原因与历程视角进行分析，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基点，通过交易与产物发展实现了融合，在融合的市场中，最明显的成效就是产业融合。还有学者提出，产业融合是把至少两个本来不存在必然联系的行业，在各自领域内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形成了融汇，在彼此联系的过程中形成了融合，而这种融合是由供求双方共同改变造成的（张丽君等，2012；苏毅清等，2016）。三是从行业组织与服务视角进行分析，产业融合发生在交易与知识密集的部门之中，最初的融合只是体现在产业结构中，产品机能发生了改变，能向市场提供这些产品的企业之间不再有分明的界限（翁钢民等，2016；李美云，2005）。四是从产业发展角度进行分析，产业融合便是指从整体思路分析，产业在整体中维持调和性和完善性的建设，在该过程中，差别行业间进行互相交错、共同交融、共同作用，最后逐步产生新生产业的流程（胡玮桐，2019）。
综上所述，产业融合是一种起于信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边界逐渐模糊化的，改变产业结构、发展的一种状态。
可持续生计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生计的相关概念，最早与贫困问题联系紧密，后常见于乡村发展、农户生活等方面的研究，由于国内外学者对生计的研究学科与研究范围有所不同，对生计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直至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生计”一词被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它主要强调不仅需要保护环境与社会发展，而且需要重视持续性保护与发展层面，因此，可持续生计的发展理念从20世纪末起，直到今天都被全球各界认同。
学界对可持续生计的相关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通过对实践中引发的贫困等问题逐步开始探索与尝试性的研究，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也积极参与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相应地产生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即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国际救援关怀组织（CARE）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冯茹，2015）。在这三种生计分析方法的框架中，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成了研究可持续生计的主流理论，其认可度与运用度最高，该框架强调在政策方面的行动力对生计产生的可持续影响（Carney, 2002）；UNDP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该框架更多关注人们拥有的各类资源，对不同资源的合理配置已达到为人们增收的目的，在这个框架中还包括各类资产、生计能力等因素；CARE属于美国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它是国际三大救援机构之一，由于该组织性质的特殊性，其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更多重视弱势群体生计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个人内在与社会外界两个方面的激励作用，在该框架中包含生计内容、生计策略与生计结果。
相较于其他机构典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最广泛且最受学界关注。2000年，DFID在可持续生计农村咨询委员会（IDS）等组织机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该框架由五个模块组成，分别是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其中，生计资本内容包含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五种资本。国外学者针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不同组成部分，研究其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发现各模块之间存在相互独立且相互影响的关系（Kale et al.，2000；Sen, 1997）。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对可持续生计从点到线再到面进行研究，且研究程度也逐步加深，其中，最常见的是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五个模块的深入探讨：一是针对脆弱性背景，学者大多运用脆弱性分析研究框架，构建研究对象的生计脆弱性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以此研究生计脆弱的变化，为实现可持续生计探索有效的策略（杨云彦等，2009；励汀郁等，2018；刘伟等，2018；梁爽等，2019）；二是针对生计资本，学者将其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探究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或在个体行为中起到的作用，发现生计资本中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下，贡献度都不尽相同，每种资本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邝佛缘等，2017；李聪等，2019）；三是针对结构与过程转变，对于政策的聚焦成为该部分研究的主流，政策实践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一些问题，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高政策带来的实际效益，学者详细解读了在生计视角下政策的实施情况，以此更好地为政策制定与落实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康晓虹等，2018；龙彦亦等，2019）；四是针对生计策略，通过不同地区劳动力群体的实地调查研究，采用实证模型分析不同生产决策下形成生计策略的差异性，从而选择出劳动力群体最优的生计策略（王娟等，2014；朱建军等，2016；苏芳等，2017；蔡洁等，2017）；五是针对生计结果，学者通常将家庭收入、可持续发展、生活水平等作为生计结果的衡量标准进行研究（吴孔森等，2016；吴乐等，2018）。国内学界对农牧民生计策略开展了不少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苏芳等，2013；赵文娟等，2016；许汉石等，2012；王洒洒等，2014；伍艳，2016；李丹等，2015）。这些研究大多是从生计资本、补偿等方面探讨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及不同群体生计策略的模式等，很少考虑到青海农牧民公平状况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