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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城市清洁取暖方案的环境及健康效益以定性分析居多，仅有少量的定量分析。这些定量分析研究利用第一手调研数据和污染物排放量数据，对燃气锅炉、热电联产、地热取暖、地源热泵等各种清洁取暖方式的烟尘、SO 2 （二氧化硫）、NO x （氮氧化物）、CO 2 （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量都作出了较为可信的估计，并以减排量为指标进行多种清洁取暖方式的比选。
张科（2018）根据单位标准煤的污染物排放量指标，结合对山东农村地区小型热电及小型燃煤锅炉实际污染物排放指标测算结果，给出了生物质、电能、天然气三种清洁能源取暖方式，相比传统燃煤取暖方式的年烟尘、SO
2
、CO
2
排放量削减量。樊金路（2019）利用不同类型锅炉的大气污染物标准排放量，测算出热电联产锅炉、燃气锅炉和地热供暖相比于传统燃煤锅炉的煤耗降低量，烟尘、SO
2
、NO
x
、CO
2
排放量削减量。史丹等（2018）从空气质量改善和能源效率提高角度对清洁取暖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以排放量变化、能源使用效率变化、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为被解释变量，以清洁取暖政策虚拟变量、政策实施时长、人均GDP、人口密度、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和能源工业投资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河北省各市2003—2015年数据进行面板数据
[1]
回归估计。并将京津冀13个城市中北京、天津、石家庄3个较早采用清洁取暖政策的城市设置为实验组，将河北省的承德、张家口、秦皇岛等10个城市设置为对照组，使用PSM-DID
方法，在未实施清洁取暖政策的对照组寻找地级市，使其与实施了清洁取暖政策实验组的城市观测变量匹配，判断清洁取暖政策是否对空气污染物排放、能源效率以及能源消费结构3个被解释变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清洁取暖政策显著降低了工业烟尘排放量，但并未对SO
2
排放量产生显著影响；未带来显著的能效提升效果，对人工煤气、天然气用气的负向影响同样不显著。
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在测算清洁取暖减排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所带来的健康收益货币化，并与其增加的经济成本进行对比，判断清洁取暖方案是否带来社会净效益。Fan等（2020）通过回归分析确定了居民取暖带来的AQI
增加、人群患病率的提升幅度，并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成本效益分析，认为“煤改气”政策在短期会引起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但在长期可以进一步降低人群患病率，带来社会净收益。Jin等（2017）也证明了，由于燃料价格高昂，在北京对全部锅炉实施“煤改气”只会带来社会福利净损失，不如使用生物质压块燃料取暖并进行建筑节能改造。张翔等（2019）发现“煤改电”在京津冀地区总体带来了社会净收益，也可以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北京市及天津市带来自身的社会净收益，但在取暖方式仍然比较传统的河北省只会带来社会福利净损失。上述研究证明了盲目地推进清洁取暖改造很可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但这些研究都停留在宏观尺度的取暖能源替代，尚未论证过除“煤改气”“煤改电”以外的其他手段。
本书期望通过对全部取暖方式所带来的健康损失进行货币化度量，并将健康损失与经济成本一同纳入取暖的社会成本计算，使得各清洁取暖改造方案的优劣比较可以兼顾经济投入与健康收益，使最终得到的最佳清洁取暖方案能够真正地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