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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0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00年，被西方称为“百年和平”。其间，西方国家内部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保持了相对和平。而这种和平是在对全世界的瓜分基础上实现的，是欧洲内部的暂时休战，用来消化之前对殖民地的战果。而这“百年和平”对于中国来说却是“百年危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对外部入侵，一次又一次战败，一次又一次救亡失败，已经到崩溃的边缘。
为了摆脱危机，清王朝先后动员了三种力量进行变革，“动员官僚，进行洋务运动，试图实现经济与社会转型；动员士人，进行戊戌变法，试图改变传统的政治体系；动员乡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保证王朝的地位。这些努力最终都无果而终”
。可以说，清王朝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方法与资源，但仍不能应对这种危机。
1856年，英国、法国、俄国等为争夺奥斯曼帝国而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这场战争重创了急欲向西亚、东欧方向扩张的俄国。英国、法国获得了重大战略利益，欧洲取得了暂时的和平。英国、法国和俄国在西亚和东欧方向上有所收敛，而将扩张方向瞄准了远东。
因此这一年，作为老对手的英国和法国才可以联手发动对清朝的战争，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又昏昏欲睡了十几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直接攻入北京，抢掠和焚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逃到热河。这一次战争使清政府认识到，这些所谓蛮夷与中国历史上面对的蛮夷有很大不同，不自强则无法应对。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清朝统治者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在内外的压力之下，洋务运动由此开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由国家主导的救亡探索，以军事工业为主导，并以国家安全为内涵，谋求“自强”。
“洋务”成为开明地主阶级的一时之盛。洋务派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制造厂等一系列军用工业生产厂，还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
洋务运动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而进行的一场“器物革命”，主要着眼于工具性的用途。然而，没有全社会观念的深层改变，难以达到其目的。就拿铁路建设来说，1865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但不久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有的地方修建的铁路，还被当地人买下后予以拆除。有的地方修建的铁路，还不允许使用火车头，而用驴马拉着车厢走。
1895年，甲午海战以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洋务运动作为一场运动就此终结。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我辽东半岛（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白银。签订条约的马关（今下关）春帆楼前，立着一块石碑，日本人在上面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依靠着巨额赔款，日本改造了金融体系，进入国际主流的金本位制，普及义务教育，开始了高速工业化进程，而中国由此跌入无尽苦难的深渊。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光绪皇帝深受刺激，允许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发动戊戌变法。但变法仅仅进行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镇压。此后，慈禧太后企图利用义和团来对抗西方，却遭遇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羞辱。洋务运动失败、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中国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上。
1905年，日本继打败中国后，又打败俄国。日本作为君主立宪国连续击败大清和俄国这两个君主制国家，当时很多人感觉其政治制度起了决定性作用，晚清的立宪运动由此开始。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当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接连去世。清廷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载沣摄政。
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粉墨登场，内阁成员13人，满族占了9人，只有4个汉人。这实际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宪努力的失败，民主革命的高潮随之到来。几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覆亡。
清政府现代化的努力无果而终。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已经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铁屋之中，条约体系更是囚禁中国的“囚笼”。打破这个囚笼不仅需要自身形成强大的内在力量，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农业社会想突破工业社会的降维打击，也必然需要合适的国际契机。不过即便有这种潜在的契机，也被中国身边崛起的日本打破。日本的崛起不仅由于其内部反应较为迅速，也因为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需要在远东扶植一个国家来看守东方。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等救亡运动都难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使命，这些运动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因为，在那样的国际与国内权力结构之下，中国国家权力被大大削弱的同时，国内市场也被大大压缩。洋务运动结束之时，就是维新运动开始之时，维新派认识到国家机器的重要作用，变革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但是，在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下，帝国主义不会允许中国建立强固的国家机器。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边缘地位是中国近代陷入苦难的重要原因。在殖民结构之中，中国是汲取对象，也是倾销市场。帝国主义不会让中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也不会让中国形成能掌握自身命运的现代国家。
1912年之前，“中国”这个词的意义与今天的有很大区别，中国的传统政治形态不同于现代的民族主权国家，是一种独特的体系。
在与西方相遇之前，中国古代的国家组织方式主要是拟家族式的。自隋朝开始，逐步通过科考来吸纳精英人才治理国家，而基层实际上高度自治。这种治理方式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是一种成本很低、效果相对较好的制度设计。但是，相对于民族国家来说，这种制度的组织化程度低，国家能力弱，民众与国家的关系是松散的。“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
“县以上是国家按照一定的地域结构和人员构成将疆土划分为层级分明的各种区域，并通过委派职官的形式进行管理。县以下的区划则基本缺少直接委派的职官，亦缺少制度性安排，故显凌乱而随意，各种组织兼而并存，层级也较混乱，在清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对外关系上，秉持天下秩序的观念，中国采取宗藩关系的朝贡体系，这是一种承认尊卑地位的礼仪性外交关系，后来逐渐注入经济功能。如果我们按照现代理念来说，朝贡体制好像并不那么平等，但并不是剥削性和压迫性的。如果我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审视这种体制，则其无疑是非常先进和有效的。这种体制避免了国家之间的征战，在实际中也维持了长久的和平。
自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在对外战争中接连遭遇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国家组织方式”的失败。因为清朝所面对的不再是“蛮夷”，而是一种崭新的国家体系——民族主权国家体系，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传统的王朝都难以应对这种新型国家组织方式的挑战。
相对于传统的国家组织方式，现代国家具有强组织性，也就是对于国家的人口、资源等的强动员能力。“当强制资源的积累和集中一起增长时，它们就产生了国家；它们在非常明确的领土上产生明显的组织，这些组织控制着强制集中的主要资源，而且在某些方面行使着超过在那些领土上的所有其他组织的优先权。”
“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
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制度，这种组织形式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形式的强大国家能力。“主权势必促成国家在内部空间管理上的空前深入发展。主权使一个国家有充分合法性和积极性去最大限度看护和管理作为永久合法排他性财产的国家，因此主权国家必定强化内政能力、国防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其结果是使主权国家变得比传统国家更强大，也使现代政府变得比传统政府更强大。”
“主权国家发明并且发展了与全民利益一致并且为全民所承认的整体利益，即所谓国家利益。这种属于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国家利益拥有了超越各个集体或个人利益的至高地位。”
这种整体利益在传统国家，即便不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全民都熟知的。正如梁启超所言，那时很多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陈独秀说，他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民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民族国家强化的国家能力，实际上是一种战争动员体制。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按照家族的形式组织社会以及政权，国家依靠乡绅治理基层，社会由大量分散的自治人群构成，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受到极大的束缚。这一体系在民族主权国家体系的挑战下走向崩溃。
从传统到现代，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实现这种转型？在中国的传统体系中，所有的重要力量都依附王权，没有像欧洲、日本封建制度中分散的主导性力量。中国的国家建设，必须进行重构，其力量必须来自对全社会的广泛动员，而这种动员需要从社会之中崛起一支强大的领导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出现，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
殖民主义势力的侵入，使得中国的农村处于饥饿的边缘。因为在传统中国的农村中，人均占有的土地极少。“仅占世界可耕地中极小一部分的中国土地资源，竟然向世界1/3的人口提供了似乎基本上还算令人满意的食物。”
农民仅仅靠种地无法维持生计，手工业品是弥补亏空的重要手段。鸦片战争后，大量白银外流，白银的短缺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货紧缩，摧毁了农村社会，而且工业国家的产品进入，中国农村的手工业被挤占了空间。“一旦农民被迫放弃了家庭手工业，变成了一名世界市场的消费者后，为了获取货币收入，只好在农业上扩大商品生产的比重，而且必然会去迎合外国侵略者的需要，扩大他们所需的原料的生产。这样，中国农民又不自觉地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他们的生产和消费都直接或间接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受其控制。”
菲利普·A.库恩在解释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指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充斥于广西省的社会混乱，部分地肇端于与外国接触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部分地为该地区独有的社会复杂性所使然。”
在广西、广东等地，大量的海盗迫于英国海军力量而退入河网之中，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同时，秘密结社与民族矛盾结合在一起，这些在1849年饥荒的激发之下，演变为巨大的毁灭性的力量。太平天国运动是对世界市场施加的中国社会内部压力的一种反应，随后的白莲教以及捻军、穆斯林起义席卷了中国东部、中部、南部以及西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内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的建设。……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内战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之所以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
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沿海新兴资本家阶级与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形成的民国政权，在当时的国际权力结构之下，难以完成对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听凭金融依赖外国，这是1567年（隆庆元年）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衰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更通过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借款和贷款的方式控制了中国，而由于中国的财政经济不能独立自主，中国的工农业也就不能独立自主发展，国防就根本谈不上了。”
亚当·斯密所称的看不见的“手”，是在国家强大、永久和平的假设之下的，没有国家力量，市场也无法发挥作用。“‘国民财富’看起来并不可能自动转化为‘国家能力’，农村的积累和剩余，亦不可能自动转化为城市制造业的资本和动力，因为这其间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和支配框架。具体说，就是必须有强有力的中央财政指导、必须有以金融方式向新的生产领域投资的动力、必须有严格有效的财政管理制度和会计制度——而这一切又都需要贯穿中央和基层的严密的行政体系来支持，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并非一个自动、自发的过程，它一定需要有组织的政治的支持、推动和保障。”
其间，中国处于殖民地经济的阴影之下，没有发展的自主性，也没有发展的规划。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权力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世界从列强争霸变为两极格局，在体系调整的间隙中，中国获得了重构国家的机遇，才开始了自主发展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