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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滑入了苦难的深渊。被纳入殖民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几乎亡国灭种。1950年，毛泽东同志国庆观剧后，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写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对中国百年磨难做了生动概括。这百年，是危机的百年，也是孕育生机的百年，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将以崭新的姿态站立在世界舞台上。
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需要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欧洲已经初步完成了对美洲和非洲的征服，而且一个连成一体的现代世界雏形已经产生，只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此还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欧洲人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之后，南美洲成为西班牙帝国的银窖。在秘鲁等地的高山之中，分布着巨大的银矿。西班牙殖民者强征印第安人在矿场劳动。17世纪上半叶白银产量高居世界之冠的矿城波托西一度达到十几万人，是当时美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美洲的白银、欧洲的工业品以及中国的茶叶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三角贸易。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中综合了巴雷特与阿特曼的估算指出：“美洲在16世纪生产了17000吨白银，几乎都运到欧洲。……美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37000吨和75000吨，各有27000吨和54000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81000吨。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39000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13000吨，18世纪为26000吨。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可能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绝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通过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000吨，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的一半。”
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也同意这个数字，但是两者的解释不同。弗兰克的解释是存在着银本位的世界经济，而滨下武志则认为，亚洲的银本位是与欧洲的金本位互为表里的，白银市场是国际金融的一部分。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在16—18世纪，中国的经济具有极大的优势，中国的茶、丝织品所向披靡。而且无论是在生产能力上，还是在竞争精神上都是如此，开关后的日本也难以匹敌。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是顺差。这种顺差在亚洲内部一部分是通过朝贡体系的厚往薄来弥补的，而在与欧洲、美洲的贸易上则通过美洲白银来弥补。
英国统治印度后，出现了如下几个三角贸易：美洲向英国出口白银、棉花，从中国购买茶叶和生丝；英国生产棉布，从中国购买茶叶和生丝；印度购买英国的棉布，经营一些香料等的转口贸易。白银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白银是东西方贸易，甚至是整个世界贸易的桥梁。如果白银的开采出现波动，那么世界贸易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清朝白银产量很小，只有云南有少量银矿，不足以支撑全国白银的流通。当时国内白银的需求基本靠进口，主要来自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墨西哥、玻利维亚、阿根廷。“欧洲商人除了白银之外，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卖给中国。”
1808年，拿破仑军队入侵西班牙。虽然法国失败了，但西班牙也遭受重创，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经营了快300年的殖民地纷纷起义，墨西哥等南美洲国家爆发独立运动。西班牙殖民地的银矿业大幅减产，迅速导致全球范围内白银紧缺。
16—18世纪，殖民地反西班牙起义此起彼伏。欧洲内部列强之间的争斗加速了这一进程。1821年，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的各个国家宣布独立。1823年，中美洲各国宣布成立中美联合省联邦。在东海岸，爱国志士为反对西班牙殖民者和后来的葡萄牙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26年初，西班牙最后一批守备部队宣告投降。至此，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除古巴和波多黎各以外都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战争严重影响了西班牙银矿的供给。银荒成为当时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造成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这是英国开始经营鸦片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因为英国人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白银。因白银的缺乏，英国开始丧心病狂地将鸦片输入中国，以减少贸易逆差。
说到鸦片，不得不提到一个近代历史上非常著名，但是又像迷雾一样的组织——东印度公司。长期以来，我们关注到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奴役，但是较少关注最初开展这种奴役的组织。
1600年，英国女王认可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授予其皇家特许状，准许其在东印度等地开展国际贸易。这是一家融合了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海盗业务”的特殊组织。170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改组，形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公司体系。这样专门开展殖民统治的公司，是国家的白手套，既拥有军队又拥有类似领土的“领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从亚洲进口的大宗物品中，茶叶是最为突出的。茶叶在英国乃至欧洲都没有出产。一般认为，英国人爱喝红茶的习惯是从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开始的。宫廷的习惯逐渐传到民间，茶在18世纪成为英国的大宗大众消费品。
蓝诗玲在《鸦片战争》中写道：“到1780年代，英国正在积欠严重的贸易逆差，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很乐意满足英国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除了银子外，它对英国没什么需求。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盈利不能抵消英国统治印度需要付出的成本，英国的茶叶消费者就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亚洲贸易的逆差。从1780年到1790年，英国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利润共200万英镑，在为了征服印度而留下的2800万英镑的债务中，这只是个小零头。”
这时，英国人发现了解决他们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鸦片贸易。大英帝国一位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在盛产罂粟的孟加拉地区任职时，了解到鸦片这种毒品。他将这种毒品作为毒害并且榨干中国人民的“吸管”。这种非法毒品取得的效果超乎想象，它吸走了中国11%的货币供应量。随之而来的是毒瘾泛滥，还撕裂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英国政府得到了鸦片贸易的绝大部分利润，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政府的代理人。不过，东印度公司并没有直接把毒品运往中国。“它只是委托、安排印度数以千万英亩的罂粟种植，监管鸦片的制造过程……，最后，监督着把鸦片打包装进芒果木制成的箱子，运往加尔各答拍卖。从这一刻起，东印度公司就洗手了，剩下的事是任由鸦片走私贩子把鸦片运到中国海岸……”
数据表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白银开始外流，东西方贸易开始逆转。印度鸦片的种植，不仅导致中国国内政治与外贸上出现了重大问题，而且削弱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19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茶叶遇到了印度与日本出产茶叶的激烈竞争。而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茶叶的结算开始集中到伦敦。“由于进口中国茶叶的缘故，通过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结算机构，各国的负债都集中到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通过付出棉花和黄金而得以对自己进口的茶叶进行结算。而英国则因为掌握中国贸易结算机构权利的缘故，通过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结算，不仅确保了本国棉纺织工业的原料，而且为着更加容易贩卖棉织品扩大信用的缘故集中了金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假如中国茶叶的出口越来越广且出口量逐渐加大，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将被开拓成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
英国通过集中双边与多边贸易结算奠定了世界工厂与世界银行的坚实基础。从另一面来讲，中国沦为世界体系边缘地位已经开始确立。而对这一点，当时的清政府是浑然不觉的。也就是说，中国在1840年之前就已经被深深裹挟进体系中，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英国霸权体系之下，中国的边缘地位最终确定了。这一地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彻底扭转。
清朝的白银流出从1808年一直持续到1856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外流约3.68亿银元。当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几千万两白银。施行银本位制，铸币权掌握在银矿所有者手中，而这些银矿主要在美洲。对于白银缺乏的清朝来说，是吃大亏的。货币主导权的丧失是中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清政府当时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即便认识到，转换币制也需要巨大的成本。日本也曾长期受制于银本位制，在甲午战争之后获得了清政府的巨额赔款，这笔赔款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将银本位制转换为金本位制，由此获得了工业化的巨大动力。
1816年，英国立法确定了金本位制。黄金价格比较稳定，保障了英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金本位制。而中国直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制度，才废除了银本位制。
白银流失使得清朝通货紧缩加剧。因为政府税收要收白银，老百姓要把铜钱换成白银，银价上涨，同等的银子，要付出更多的铜钱。这加重了税负，酝酿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鸦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祸患，英国政府用战争来压制清政府的禁烟行动，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战争失败后，中英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被迫开放五个口岸通商。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
战争失败，鸦片大量输入，流毒全国，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据估计，1835年全国吸食人数为200万，鸦片战争后，很快增加到300万以上。地主、官僚、军阀常常以鸦片款待客人，茶坊酒店也常设烟榻，许多地方变成了吞云吐雾的世界。
白银的大量外流，使银贵钱贱的情况比鸦片战争前更为严重。中国此前几百年积累的财富也在这种“对外贸易”与多次的战争赔款中渐渐消无，中国的大国地位当时已经到了没落的边缘。
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给英、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英印殖民政府在1850年到1856年，每年从鸦片贸易中所获得的收入，占印度全国总收入的1/6。对于当时另一个殖民国家——美国来说，也是如此。鸦片贸易满足了新生的美国工业化的资本需求。中国人民的血汗，喂养了英、美资产阶级。
19世纪初，英国人控制了清朝绝大多数的鸦片贸易，其余部分多数由美国人把持。位于美国麻省首府波士顿的珀金斯公司是当时的鸦片巨头。珀金斯公司和其他几家鸦片贸易公司通过走私鸦片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公司很多人都摇身变为百万富翁，成为社会精英。美国很多大家族都是靠着鸦片跻身豪门的。
而美国的一些大学和不少的公共机构也是依靠鸦片发展起来的。2017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波士顿新闻台发表的《鸦片利润如何塑造了19世纪的波士顿》一文指出：“鸦片家族通过慷慨的捐赠直接资助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美国名校，以及麻省总医院（美国排名第一的综合医院）、波士顿图书馆、邦克山纪念碑等公众机构和市政项目。”
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指出：“十九世纪，对于美国精英的上层而言，中国是一个毒品的大金矿……美国东海岸的许多地区，比如哥伦比亚、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是用倒卖鸦片的毒资所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工业革命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那么这笔资金从何而来？来自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毒品交易市场——中国。”
鸦片贸易是英美等国工业革命的一种原始积累，通过卖毒品进行残酷掠夺，直到将古老的中国从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榨得一贫如洗，民不聊生。
《学习时报》曾刊发过一篇影响力很大的文章《落日的辉煌》，文章这样写道：“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加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
对中国素有好感的李约瑟，对中国没有继续领先于世界感到疑惑，后来被人们称为“李约瑟之谜”。康第将“李约瑟之谜”归纳为两个问题：“一是为何中国在前现代时期，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二是为什么现代中国科学和技术不再领先。”
这两个问题被无数人回答过。很多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从中国自身找原因，实际上这是有问题的。如果对全世界其他文明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只是西方文明的特例。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分析了美洲殖民地的作用，但是将解释的重点放在了生态上，显然这仅仅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方面。
道格拉斯·诺斯则是从制度角度考虑的，他认为，有的国家保障了私有产权是其兴起的重要原因。诺斯的观点实际上是为某些国家以及私有产权者辩护，是因果倒置的。诺斯考虑的这种国家本身就是在漫长的战争以及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布罗代尔也指出：“这一革命决定性的、纯属英国本土的特征是煤的应用越来越广，烧煤成为英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这倒不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而是因为煤弥补了英国一个明显的弱点。大不列颠的林木逐渐变得稀少，十六世纪中叶木材的价格已极其昂贵，这两个原因迫使英国求助于煤。无独有偶，英国江河的流速太慢，必须修建很长的水渠才能引水推动水轮，以致成本太大，高于欧洲大陆。这一不利条件后来激发人们去研究蒸汽动力……”
布罗代尔的细致分析让人叹服，但是他没有将英国置于世界体系顶端进行深入的考察。
思考世界经济的“中心”和“边陲”是非常重要的，中心对于边陲具有支配性。欧洲国家之间激烈竞争“中心”的地位，就是对殖民地的支配地位，这种竞争既有军事的、政治的，也有产业的、制度的。这样的竞争以及市场的大规模需求，刺激了英国国内的生产，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机器生产，并使用煤炭作为燃料。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大背景。
先有工业革命，后来才有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在工业革命晚期才起到加速作用。所以说，工业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特例。在所有的文明中，只有西方近代以来大规模奴役包括美洲、非洲在内的全世界，加之欧洲破碎的政治结构、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才让工业革命在一个时间段上突然爆发出来。而当时，中国没有参加西方瓜分全球的竞争，也缺乏急速发展科技的动力。
在世界各个文明在重压之下凋落的同时，西方近代形成了越来越“精致”的殖民体系。
殖民体系1.0时代，以西班牙等为主，主要是一种商业殖民主义，通过占领土地，奴役土著人，获取资源，开展商业贸易。殖民体系2.0时代，主要以英国等为主，是一种工业殖民主义，主要占领殖民地，获取资源，倾销商品，占领或者征服市场与原料产地来构建排他性贸易圈。后殖民时代，主要以美国为主，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运作来构建国家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通过把控产业链高端、控制全球金融等方式，利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手段，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控制。
霸权一代比一代“精致”，隐藏越来越深，并越来越依靠技术、意识形态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知识和财富等精英阶层的收买来获取利益。而且，西方在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主的控制协调机制，西方内部基本不再发生战争，这也就是西方学者总结出来的所谓“民主和平论”，也就是“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实际上，西方国家之间已经完成了内部整合并控制世界，不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而是经常作为一个团伙，针对非西方国家采取行动。
西方对全球的统治，遭到了其他民族的反抗，但是来自内部的反抗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因为，其他民族的反抗在西方的降维打击之下都遭到了碾压式的失败，而西方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造成了现实的冲击，从长远历史来看，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武器，这一武器不仅是西方工人阶级的，更是全人类的。
1848年2月18日至19日，在英国伦敦瓦伦街19号的哈里逊印刷所，印出了几百册绿色封面、只有23页的德文小册子，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当时很少人能够想到这将成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强大的思想武器，将在那个不公平的世界里掀起惊涛骇浪。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党纲，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科学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自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之后长达332年的时间里，无数人思考如何摆脱这个羊吃人、人吃人的社会，如何实现一个理想社会，直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才找到了科学的答案。《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重要标志，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社会主义思想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压迫、掠夺、屠杀而出现的，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审判，其次是科学的分析，最后才有了实践与探索。这是西方殖民体系内部破裂而出现的一道巨大的思想光芒。
70多年后，这一思想才真正为中国人所知。192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单行本问世，这就是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一经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