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中国人是先行者。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带领200余艘船、2.7万余人进行了彪炳史册的航行。这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舰队。但是,在郑和第七次航行之后,这样大规模的远航在各种争论中戛然而止了。明朝重新施行海禁政策,官方对贸易进行垄断,逐渐脱离了欧亚大陆的大规模海洋贸易。
一个文明的内卷,就意味着与一个崭新时代的擦肩而过。
在郑和的船队封存近60年之后,欧洲的冒险家开始了寻找东方的探险。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奉西班牙统治者之命,率3艘船和90名水手,横渡大西洋,到达他一直以为是印度的美洲。后来,一位意大利商人阿美利哥·维斯普西(1454—1512年)断定那里不是亚洲而是“新大陆”。再往后,一位德国地理学家以这位意大利人的名字命名了这块大陆,即亚美利加洲,简称美洲。
所谓“发现新大陆”,当然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主义。这片土地上早就生活着人民,并形成了古老而灿烂的文明,根本不存在“发现”的问题。
在美洲,当时有阿兹特克与印加等奴隶制国家,仅仅这两个国家的广袤程度与人口数量都远超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西班牙人除了因为亚欧大陆文明长期交流而形成的武器装备等优势,还有一个无意间形成的巨大优势,那就是身上携带的致命的病毒。
美洲因为长期与亚欧大陆没有接触,所以对这些病毒毫无抵抗力。西班牙殖民者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两个帝国,开始对当地人进行惨绝人寰的盘剥、压榨和屠杀。与中国人不同,欧洲人在寻找新的大陆时有着明确的商业目的,寻找黄金、香料,并且施行殖民统治。地理“大发现”对于西方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于美洲人民甚至世界人民来说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是一幕幕历史的悲歌。
1532年,西班牙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着62名骑兵、106名步兵,来到了印加帝国。印加帝国盛情款待他们,他们却突然发动袭击,抓住了印加王,并要求用一囚室黄金来赎买。这个1.8米高、6.1米长、5.2米宽的囚室,估计需要120吨黄金才能装满。就在印加人忙于寻找如此巨量的黄金之时,皮萨罗却变卦杀死了印加王。殖民者洗劫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他们有火器、刀剑、骑兵。印加人因为和亚欧大陆隔绝,没有见过马和这些装备,而成为“降维打击”的牺牲品。这是一场种族灭绝,数以千万计的原住民被杀,或者因感染殖民者携带的病毒而死亡。
一位良知未泯的西班牙神父见证了当时的惨剧,在《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中,他写道:“西班牙人像穷凶极恶的豺狼闯进这群驯服的羔羊中来……40多年来(1492年以来——作者注),这些西班牙人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对当地居民滥施暴行,肆意屠杀,其残暴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由于西班牙人杀人如麻,致使原来生活在西班牙岛上的300多万土人,现在只剩下200人。”“他们闯进村庄,见到老少、孕妇和产妇便挑破他们的肚皮,然后剁成碎块,犹如宰割畜栏中的羔羊。歹徒们还打赌,看谁能一刀把人从中间劈开,谁能一下子砍掉人头或开膛破肚。他们还从母亲怀中把吃奶的婴儿夺走,提起孩子的双脚往石头上摔。”“基督徒们之所以如此杀人,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即攫取黄金。他们企图在短短几天之内就飞黄腾达,大发横财,由卑微低贱者一跃而成上层社会的一员。”
一拨又一拨殖民者的到来,遭到了当地人的顽强反抗。欧洲人对原住民开展长期屠杀,这一持续性的种族灭绝作为国家政策,延续了数百年。
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大规模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展开持续性的大屠杀。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都是大屠杀政策的坚定推行者。西奥多·罗斯福甚至还有一句名言——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马克思指出:“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2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5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
1830年,美国政府颁布《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将东部的印第安人全部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保留地。这种驱赶行动是血腥的、残酷的,大量印第安人死于路途中的袭击和屠杀。
这些系统性的国家种族灭绝行为,使得人口近9000万到1.2亿的印第安文明被毁灭。人口大幅减少,以至于让欧洲殖民者不得不从非洲运去更易于奴役的黑人作为奴隶。而非洲则因黑奴贸易等,丧失了6000万人左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藏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美洲源源不断的财富,让极其贫穷落后的欧洲,从血污中走向现代。许倬云指出:“这些黄金和白银的价值,我们现在已经无从估计,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贵金属的总数量,超过欧亚两大洲曾经积累的数量。我常常将之比喻为天上掉下来的第一篮金子。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凭借这一篮子金子做原始本钱起家的。”
今天,我们中国人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心情是复杂沉重的。中国没有抓住远洋贸易的机会,是因为中国当时作为一个整体上依靠农业的国家,想转化为商业国家,既缺少强烈的外部吸引力,又缺乏内部的动力。而西方通过大劫掠,获取了大量资源实现富强之后,转身就将屠刀架在了中国人的脖子上,使得我们的民族遭受了长达百年的大危机。1624年和1626年,荷兰、西班牙分别占领我国台湾岛南、北各半,并在台湾北部展开争夺战。1642年,西班牙人战败,荷兰霸占台湾。而这只是中国沉入深渊的序幕。
就在西方刚刚开启黑暗的大航海时代之时,一位有良知的英国人表达了另一种理想。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是莫尔有意创造的,有两个希腊语词源,既指现实中不存在的地方,又指人们理想中的乐土。
在这本书中,莫尔借航海家之口虚构了一个理想世界。在那个地理发现的大时代,“新的航路,新的陆地,新的人民,一齐涌现出来,使欧洲人眼界顿开,打破了成见,解放了思想。在这样的气氛中,莫尔从一位航海家口中叙出一个乌托邦来,的确真假难分,有如能迷惑人的桃源仙境” 。书中描述了在一个新月状的海岛上,有着54座壮丽的城市,有着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这里是和平宁静的农业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铜臭钱腥。这里的人鄙视金银。粪桶和奴隶的镣铐是用金银做成的。因犯罪而成为可耻的人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和一顶金冠。这对于在美洲疯狂寻找金银的殖民者来说,是一个绝妙的讥讽。
《乌托邦》中揭露了“羊吃人”的悲剧。“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 。这就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羊毛纺织业的飞速发展,开始了大规模对公共用地的剥夺。在《乌托邦》中,莫尔已经在有预见地批判工业资本不加控制可能发生的弊端。他认为这会“榨取穷人劳力”,“只对富人有利”。这是天才的预言,尽管书中整套的方案只是一个梦想。人们通常将这本书的出版,视作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
从16世纪初开始,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像一群灿烂的新星呈现在人类思想史上,为在黑暗中探索的人类带来希望。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托马斯·康帕内拉、杰拉德·温斯坦莱等,在启蒙运动前夕有梅叶,启蒙运动中有摩莱里和马布利,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有巴贝夫,19世纪初有克劳德·昂列·圣西门、夏尔·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在30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想到这与中国的联系。1895年,《乌托邦》出版380年后,严复在《天演论》中首次将“Utopia”一词翻译成“乌托邦”。乌托邦,对那个风雨飘摇年代的中国人产生了奇妙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