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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暴跌，股票价格“自由落体”般下降，该日共交易1300万股股票，超出每天正常交易量10多倍。许多人顷刻破产，当天就有多人自杀。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四”。
此前，美国经济已是连续十多年高速增长，楼市股价狂飙突进。这一猝然而至的股灾让美国经济如雄鹰坠地，各生产部门相继被波及，生产消费全面崩盘，并迅速蔓延到整个西方社会。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全面爆发。
出现经济危机后，美、英、法等西方强国相互“甩锅”，各自保命，加速了危机的蔓延。美国率先提高了89种商品关税，英法也纷纷跟风打起“关税战”。货币战接踵而来，英国从1931年起放弃金本位制，贬值英镑。美元也跟着贬值。全球经济更加动荡。
有人统计，这场危机使得西方列国的经济损失高达2500亿美元，比一战损失还要高。英国每年工业减产24%，法国每年工业减产1/3。美国工业生产每年下降46%，四年里1万多家银行破产，1300万人完全失业，另有500万人半失业。美国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大饥荒和普遍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估计，至少有70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美国人口的7%。
这场危机是二战的催化剂。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尚且如此，其他西方国家则更是无法自救。民众对政府极端失望，在德国，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并夺取政权，形成了二战策源地之一；日本加速侵华步伐，将屠刀转向中国，试图转嫁危机，缓解国内的尖锐矛盾。
正当大萧条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时，苏联的经济发展却非常迅猛。“1928年至1937年间，工业生产增长3倍，从不足国民生产的1/3发展到接近1/2。”
当时，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当时被很多人看成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计划经济理论渊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设想了一个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自由人联合体”，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有计划组织劳动生产以及公平合理分配劳动成果和社会财富。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根本上是要解决分配问题以及密切相关的人的解放问题。而俄国革命者在现实中建设社会主义之时，面对的最迫切问题却是如何将落后的国家改造为工业国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种设想的保留。马克思曾经说过，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情况，“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
恩格斯1893年5月在与一个法国记者的谈话中也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在苏联，首先明确提出计划经济的是列宁。
1906年，列宁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首先使用了“计划经济”这个词，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而且这里列宁第一次将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作为相对立的范畴提出来。
列宁的设想是“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成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
列宁的这种设想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又受到德国一战期间战时计划经济的启发，正如任晓伟指出的，一战期间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源起的过程中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
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危机四伏。1918年春到1921年初，英、法、美等国政府采取策动内乱、经济封锁、武装干涉等一系列手段，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在极度危机之下，苏联形成了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
苏联施行余粮征集制，将全部余粮集中并有计划地分配给城市居民。这在实行过程中，一度走向过激。西伯利亚辛集列耶夫乡的征粮队报告称：“向农民收粮进站糟透了。我们所去的那个乡已被征集了5次，粮食全没有了。”消灭商品和货币，经济关系逐渐被实物替代。加速对除农业外的全部经济实行全面国有化。列宁后来说，“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在战争基本结束以后继续强化这些政策，“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这个分寸。”
1920年底到1921年初，战争结束，苏维埃政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有以下一些重大举措：取消余粮征集制，改为征收粮食税。缴税后的剩余，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和买卖。可以实行商品交换，允许私人开办一定规模的工厂。允许外国资本在苏维埃俄国开办工厂和开采自然资源。正如陆南泉指出的，“国家在掌握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大企业的同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正确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与小生产者的关系，通过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迂回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是新经济政策”。采取这些措施的新经济政策很快就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苏维埃俄国转入了在整个苏联时期最符合客观实际与富有成效的新的经济体制。”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给一个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1926年，邓小平在苏联留学一年，见证了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新气象，给他在今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很大启迪。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这样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新经济政策由于列宁的逝世很快终止了。斯大林在1929年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推行斯大林模式。尽管很多人批评斯大林的这种转向，但是如果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也会有新的理解。当时，苏联仍然是个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家是极为迫切的任务。“根据1926年的统计资料，苏联82.1%的人口居住在农村，1925—1926年度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6.6%。农业生产以手工劳动为主。”
苏联当时面对的是极为恶劣的国际环境。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希特勒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执政，意大利法西斯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也迅速发展起来。英、法等西方主要国家采取种种方法，企图将法西斯的“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这就使苏联面临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巨大外部威胁，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加速经济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经济政策要推行的话，按照市场的规律，一定是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成为优选，而苏联当时却需要将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工业作为首选。因而斯大林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采用国家计划的方式，集中经济资源，采取剥夺农民等非常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
在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苏联的表现显得更加突出，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首次建立了拖拉机、汽车、航空、化工和机床制造等新的工业部门，建设了一批大型机械制造厂、冶金工厂和发电厂等。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超前完成，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共建成9000个企业，整个工业产值增长了9倍。苏联在短短12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这为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后来，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以经互会为依托实行国际分工，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扩展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模式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其弊病也是巨大的，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这一点，我们后来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
而美国则在大萧条期间发展了“罗斯福新政”，推出了很多类似计划经济的措施。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写出了《货币论》等著作，明确提出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20世纪30年代，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与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拥护“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之间，围绕凯恩斯的《货币论》和正在蓬勃兴起的苏联经济模式，爆发了激烈的论战。
这次论战在经济学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与深入的思考，这些理论的争论并不为普通人所熟知，但是其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清晰地看到，思想、实践以及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