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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内部的第一次大分化、大分裂。新老帝国主义的矛盾加剧，西方国家为了争夺奥斯曼帝国，加上其他种种矛盾，而发生了卷入30多个国家的世界大战。一战的结果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获胜，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失败，且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俄国则发生了革命。
西方作为全球的统治者，在对外掠夺过程中内部竞争加剧，出现了反噬。而俄国在革命后退出了西方压迫者的小圈子，成为当时世界秩序的颠覆者，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看到了希望，这使得西方的统治秩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中国作为“战胜国”，外交上“意外”的失败激起了民众的愤怒。1919年5月4日下午，3000余名学生举行抗议集会，五四运动爆发。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成为热潮。在所有路径都试过之后，中国内部的力量被激发出来，时代呼唤一种凝聚全民的领导力量出现，带领中国探索新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多个政党因为是否支持本国参战而发生分裂。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投票中，支持对战争拨款，实际上就是支持德国参战。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影响力很大。此后，第二国际多个政党都开始支持本国政府参战。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奋斗目标的第二国际已经濒临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1914年10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由列宁起草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声明，率先提出了建立新国际的任务。这一任务在十月革命后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出电报，建议成立共产国际，得到各国共产党响应。
1919年3月2日至6日，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召开，有来自欧洲、美洲、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52名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重要文件，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选举列宁等5人组成执行局。刘绍周和张永奎两位中国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共产国际章程》，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特别强调，必须服从共产国际领导，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建党，必须改名为共产党，必须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共产国际的成立等一系列举措具有重要意义，其作用在于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这一潮流，同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一潮流结合了起来，形成了足以震撼西方统治秩序的力量。
1920年9月，来自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的30多个民族的代表出席了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的口号流传至今：“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帮助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成长。这恰如一个历史的分水岭，“正是因为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才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应该可以和列强各国平起平坐，并会对公理和正义不能惠临中国，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正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诞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民政权，中国众多激进的小知识分子才意外发现，原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非只有那些官僚政客才能左右，社会的改造其实更需要从下层做起，即使是青年学生，也能组织起来，动员民众起来革命”。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突破了欧洲和北美的范围，迅速扩展到了非西方世界，成为具有世界规模的运动浪潮。
1899年，国内就有媒体提及马克思。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中，刊登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并意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大同学》，也就是寻求大同的学问，这个译名似乎暗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理想的微妙联系。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开始翻译日文版社会主义著作。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接触到马克思著作。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1904年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联系中国历史与现实，简略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给中国人做了一个示范。李大钊热情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撰写《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大量文章。他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20世纪革命的先声。他坚信：“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还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20年8月，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任书记，李大钊在北京策应。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相继建立起党的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十五条。明确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
这些基本明确了党的性质和奋斗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满足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抵抗需要。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也与中国的传统以及清末思想家们对于更加公平公正美好社会的设想相吻合。马克思主义对无产者作用的描述则成为民众争取正当权益的强大思想武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现实示范则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则汇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明转型和国家转型的关键因素，将主权、民族、民权问题都纳入了党的纲领。党可以联通政治与社会，将国家重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将让一个贫弱落后的国家，成为谁都不能忽视的大国。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等9个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地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进行了规定。大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923年中共三大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解释这一原因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孙中山也在第二年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形成了国民革命热潮。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
1923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也开始按照苏联的方式改组国民党。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前，孙中山认识到，只有以新的组织方式，以拥有暴力的政党重塑国民精神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受到苏联的启发，他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
可惜，国民党无法完成动员民众实现“以党建国”的目标。国民党是多种力量的联合，尤其在北伐之后，国民党吸收了很多军阀势力，军阀与传统的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民党不愿意将工人与农民动员起来，在国家政权中，沿海新兴资本家阶级与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它们并没有决心彻底斩断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联系，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
民国的土改在实际推行中受到推行者的阻碍，国民政府用“保甲制度”重建农村基层组织的努力失败。
土地、基层政权、国际势力等从根本上都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工农群众的动员。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又在内部受到变革的重重阻力的国家，只有广泛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打破内部与外部的枷锁。
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孙中山后来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向苏共学习，提出“党国”“党军”，还将早期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进行了新的阐发，明确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先进的领导力量带领人民建立现代国家。历史已经反复试错并最终证明，这一历史任务与责任依靠其他力量无法完成，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探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探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过程也是探寻中国道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比艰辛、复杂和曲折的。然而，正是这种艰辛、复杂和曲折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于任何外来思想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的认识更加深刻，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才更加深厚。
国共合作的局面，因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的突然逝世而逐渐改变。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路径等问题并未能给出切实可行的回答。确实，这种路径问题并不是能在讨论中解决的，而是必须在实践中探寻出来的。
当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会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攻打城市失败，当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军队各级建立党的组织，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之后，毛泽东带领队伍到了井冈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同样在攻打大城市失败后，一部分队伍转到井冈山，两支队伍实现会师。
井冈山的斗争探索出了革命的新路。学习俄国革命做法，直接攻打中心城市，当时被视为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然而，在实行过程中，城市武装起义却屡遭挫败。而革命力量首先需要生存下来，才能积蓄力量，这需要找到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
毛泽东这个时期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分析了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的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1929年的古田会议明确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古田会议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在不断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召开，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对苏维埃政权基本框架进行了规定。会议通过的《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也指出，“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于总暴动方针的破产，加之朱毛红军的出色表现和根据地的巩固，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赣南、闽西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使得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作为中共首次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装革命的思想和逻辑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个中央政权，通过对苏区的独立控制，显现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控制艺术……由苏维埃革命开始，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建国的道路。”
这是中共的第一次建政尝试，体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反映出党执政的诸多特点。“贯穿中央苏区之始终，苏维埃政权和军队、党的关系大体处于这样的框架中：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
“苏维埃政权十分强调人民性和民主监督。”
“苏维埃”一词是1905年俄国革命高潮时期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简称，最初是一种罢工委员会，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政府，采用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度。
中华苏维埃制度传承了苏维埃的基本特点，运行的组织架构主要如下。“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基层政权分县、区、乡三级，通过选举产生。”
这是延伸到村的政权体系，“村代表制度使苏维埃政权的触角有效深入到村一级，虽然传统的保甲制度也具有这一功能，但村代表制度网罗的人员、领域、层级都远较保甲宽广，加上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使政权效能发挥相当充分”。
中央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严格的权力监督体系。各级党组织设立监察委员会，各级政府设立工农检查部和工农控告局，对干部进行监督。后又设立中央审计委员会，进行财政审核。同时，还组织青年团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轻骑队”参与对干部的监督举发。
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宣传教育，设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彭杨军政学校、中央农业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院、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红色护士学校、无线电通讯学校、工农红军特科学校、游击干部学校等。开创义务教育，创办大量“列宁小学”，让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临时中央政府还颁布《小学教员优待条例》，规定小学教员生活费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同等。创办夜校，进行扫盲运动。推进社会革命，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规定妇女独立经济地位，推动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实行社会救济等。
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伟大尝试，尽管时间不长，却使得“以党建国”从理念成为实践，在党政关系、人民民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社会解放等各个层面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在继承苏维埃基础上亦有中国的创造，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体现了一种区别于西方政治体制的新型国家制度。“‘党国体制’不是民主体制的反动，相反，是民主体制中党国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持久地存续，是因为它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和推进着民主。”
同时，这种体制也体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发展道路。“在中国的逻辑中，‘党建国家’实际上是以人民共和的方式建立现代国家的一种战略模式，这种战略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人民通过这个‘党’实现有机聚合，从而能够在整体上成为掌握国家权力、当家作主的力量；这种战略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将人民凝聚一体的党能够成为社会核心力量，从而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成长提供有力的依靠和支撑。”
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下，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以及多种原因，红军陷于极端危险境地，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早期中国共产党遇到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新生的党，党的力量与经验不足，领导层整体上尚不够成熟。共产国际的指挥与指导基于苏联革命的模式，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生搬硬套等经验主义情况不断出现，甚至还有根据苏联自身国家利益或者有关考虑而做出的一些决定。同时，中国斗争形势极为复杂，敌对势力相对强大。胡乔木指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正是在这个困难时期中，党达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战斗和生活了13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来得以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关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识。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这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自发到自觉的真正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深入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1939年10月到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对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理论回答了一直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性质以及实现路径、步骤，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构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新民主主义理论“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党的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七大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方法必须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辟自身的前进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通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党夺取了全国性的革命胜利，一个全新的政府、一个全新的国家，即将诞生。
中国人经过80多年的探索，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开启了中国道路。这并不是说党诞生之前无数次的尝试没有实际的价值，而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这无数次尝试的一个伟大的结果。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从此有了核心的领导力量，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这个落后的东方古国将从任人宰割的羔羊一变而成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闯将。19世纪上半叶，中国命运的转折乃至整个东亚命运之转折，盖与此有关。
相对于派系纷呈的国民党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并在战争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领导核心。高度组织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成为既能动员群众又能组织国家，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坚力量与领导力量。“这样的政党完全区别于西方那些基于现代国家制度运行需要而产生的政党，它是为建设一个新社会、新国家而产生的政党，其使命是要构建一套新的国家制度体系。因而，它首先是作为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和治理国家的领导力量而存在的，其次才是作为代表人民运行国家和治理国家的执政力量而存在的。”
在战争与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九死一生、逐步壮大，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打败了各种反动势力，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党与各种旧势力没有利益瓜葛，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与一切旧势力划清了界限，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因为党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能够领导全党，带领人民与敌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理论，并且将之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形成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因为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了新型的组织方式，严密的组织性让党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力。因为党彻底地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彻底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生于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保持深厚的群众基础。
林尚立在分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时，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原因。“高举起解放劳动大众、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大旗，其目标和理想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承担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辟了既符合世界革命的发展潮流，又符合中国革命历史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政党，具有强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将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与社会的动员和组织有机统一起来。”“找到了既能生存发展，又能削敌强我的革命战争战略。”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几乎所有的大国在这一过程中都承受了社会动荡、内战、革命、暴动，或者是战争等重大挫折。巴林顿·摩尔总结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英美道路、德日道路和中俄道路，认为其差别在于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地主、农民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结构。在农业商业化程度高的英国，内战以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建立了英国的代议制。而在德国和日本，国家和地主贵族联合推进工业化，这种阶级关系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俄国和中国，数量巨大的农民受到资本的侵袭，走上了革命道路。
实际上，摩尔没有考察这些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处于分工最高端的英美，资产阶级力量强大，有能力领导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处于次级分工地位的德日，资产阶级与地主势均力敌，形成专制统治下的现代化的共识，通过战争和奴役等方式从外部获取资源；而在国际分工中居于边缘地位的中俄，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封建势力无法有效应对外部挑战，为挽救民族危亡，只能由觉悟者起来动员、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彻底重建国家和社会秩序。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对百年历史的归纳，是人民意志的结晶。百年屈辱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充分证明，器物层面的改革行不通，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走不通，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自由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能领导中国重归伟大辉煌的唯一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能指导中国的唯一正确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唯一的正确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