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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列文森指出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现代国家的构建有几个问题纠缠在一起——主权问题、民权问题、民族问题。主权问题，涉及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也涉及中国与藩属国的关系。民权问题主要涉及民众与国家的关系。民族问题，在当时主要是清政府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关系以及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三个密切关联的问题，解决主权问题需要动员人民、通过民权将国家与社会结合起来，而发动民权必然要调和国家内部的族群矛盾，使之成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主体。
主权的基本意识，只要是在相对平等的外交关系中就可以出现。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大清朝廷使用的名称是“中国”。“在这个国际条约的文本中，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中国’一称，更适合表述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更适合在‘国际化’的场合显示中国的主权。”
而在清朝与西方接触之初，视西方国家为蛮夷是普遍的做法。“英国商人在同中国的交往中，逐渐觉察‘夷’的贬义并表示极为不满。早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英商便对中国官方文书中称英国为‘蛮夷’提出异议。”
直到1858年6月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专条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夷”在公文中逐渐变为“洋”字，这暗示了传统华夷秩序观念的动摇。而同时相伴的就是，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逐渐瓦解，朝鲜、越南等藩属国逐渐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占领，甲午战争更是标志着中国主导的天下秩序的崩溃。
因为清政府的统治，彼时中国民权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欧洲国家的族群多数都相对单一、国家规模不大，因而民族国家的构建可以激发社会力量，形成“想象的共同体”，而较少产生大的负面效应。而对于中国这种多民族长期共生交融、地域复杂广大的国家来说，过于强调单个民族的独立性则会产生巨大的内部裂变力量。
天下中国如何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从理论上初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认为，我国一直只有朝代名，没有国名，而国名应该是中国，并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不过这里提的“中国民族”，主要还是指中原地带的各个民族。
但是，他在与世界各个文明的比较中来审视中国自身，必然会沿着这个线路思考国族问题。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对世界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华传承不息感到自豪，“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将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
接着，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不过这里，其所指主要还是汉族。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开始深入思考，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并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指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
由此，梁启超真正认识到，中华民族虽然“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但长期都不是一种血统的民族，而是主要经历史融汇而成的文化识别群体。因而他结合这种历史与现状，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并给西方意义上的民族赋予适合国情的内涵，也就是多元混合的民族大家庭。
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是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一种概括，并非无中生有的“创造”。这种概括最为关键的是将西方的民族概念，置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明概念。这实际上是对司马迁《史记》以来的多民族大一统叙事的继承，又在整个中华文明受到巨大挑战之时进行了时代性的概念创新。后来，革命党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沿用了这个概念。
不过这种创建还是理论上的，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文化理念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进行了全民普及，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精神的支柱性概念。在抵御外辱的大背景下，民权问题也是在上下一心、发动民众的语境下展开的。而这些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能逐渐统一起来。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当时的中国人选择了美式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外壳。革命党人空怀理想，并没有因为新的民国政府而获得广泛的号召力。1912年1月1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当时被清政府派来镇压革命的袁世凯握有重兵，最终，袁世凯答应迫使清帝退位，而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一职。
革命党人为了防止袁世凯篡权，1912年制定《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前者仿照美国，总统有较大的权力，而责任内阁制仿照法国，权力主要在内阁。袁世凯当然不甘于此，斗争由此展开。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以1130票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忙于铁路建设，于是委托30岁的宋教仁代理此职。
1913年2月，民国国会举行参、众两院大选，国民党以总计获得392席大获全胜，占到两院席位总数的45%。宋教仁马上就可以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总理之位似乎胜券在握。3月20日晚10点，宋教仁遭到暗杀。此时，孙中山还在日本为吸引外商投资铁路而奔波。突发的变故使孙中山认识到，不使用武力，无法遏制袁世凯的野心。随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而袁世凯则一步一步将国会边缘化。1915年12月，袁世凯撕下伪装，号称要搞君主立宪，开始称帝，定年号为“洪宪”。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声讨中撒手人寰。
短短几年的时间，美国模式、法国模式、日本模式纷纷登场，却都转瞬失败。袁世凯之后，国会再开，国家好像有希望步入正轨。但是，一场接一场的变故，使得士绅精英们所构想的宪政蓝图迅速灰飞烟灭。
1916年6月，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以责任内阁制的名义控制了中央政权，副总统黎元洪继任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黎元洪参加过武昌起义，是民国元老，在国会很有影响力。而段祺瑞实际掌握北洋军权与政府的行政权。这两人不久就爆发了公开的冲突。
1917年，这两派因为中国是否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公开摊牌。以段祺瑞为首的内阁主张参战，以黎元洪为首并获得国会大多数议员支持的一派则反对参战。两派冲突的混乱之中，张勋带着辫子军进京，从故宫中请出前清皇帝溥仪要复辟。最后，段祺瑞出兵才得以摆平。
掌握了主动权的段祺瑞，开始安排自己的党羽，重开国会，将很多以前的议员排挤出去。这时，孙中山在南方成立非常国会，号召议员南下，组织军政府，南北就此分裂。
在段祺瑞的皖系统治4年后，直系军阀、奉系军阀接连过场。权力就是军队，选举就是大洋。军阀混战、武力决定一切的时代开始了。军阀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权力，纷纷对外出卖国家权益，人们生活愈加困苦。
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失败，表面上看是人的问题，或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难以达成构建现代国家的条件。在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之下，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政治上的头面人物多是国内外各种势力的代言人。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结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方式为这种代言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依靠资产阶级无法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根本走不通。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几乎试遍了所有传统的方法和西方“先进的方式”，结果却是在外部的入侵与内部的动乱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