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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
年龄：74岁 职业：银行高管 地区：天津
早期肺癌，根治手术后还会复发转移吗？靶向药服用期间可以减量吗？——面对西医的“加量”，中医的“减量”，肺腺癌复发，胸膜多发转移的金融专家，打了如意算盘。
来一刀，没事了
2012年5月，我体检时，CT发现肺部占位，医生要求入院检查，后诊断为肺癌。
到天津肿瘤医院做进一步治疗，院长说：怎么着也得来一刀。我想：来一刀就来一刀吧。
2012年5月29日，进行了肺癌微创手术。术后病理：肺浸润性腺癌（右上），腹壁型+腺泡型+微乳头型+实性型，支气管断端（-），纵隔胸膜（-），区域淋巴结未见癌转移，0/15（-）。
术后出院回家前，我问主治医生，要吃什么药。答：“你没病，不用吃药，拿掉就好了。”
听后，我心情大好，就兴冲冲地回家了。
会诊时，我中大奖了！
三年后，也就是2015年5月28日，体检时，PET/CT影像诊断：
（1）右肺癌术后，右肺相当原手术残端缝线周围贴着纵隔有软组织肿物，考虑是复发。
（2）右残肺中叶及下叶多发混杂密度结节，不除外恶性病灶。
（3）右肺尖胸膜增厚，考虑转移灶。
（4）梨状窦上方左侧口咽侧壁增厚，考虑炎性病变可能性大，不除外恶性。
……
这时候，我开始紧张了，因为我知道，复发的比原发的，还要难治。而且，是多个地方病灶。
拿着体检报告，询问当年的主治大夫——那位旅美回国的博士院长，他也傻了，一言不发。随后，找来了医院的几位专家，进行会诊，并做了一系列的进一步检查。
2015年6月22日，开始进行为期30次的放疗，同时进行基因检测。结果出来后，院长对我说：恭喜你中大奖了，你可以吃靶向药。药房问了一下价格，服用凯美纳（盐酸埃克替尼），一个月要花费一万多元。虽然贵，但它在国内刚刚生产，被称为“国产易瑞沙”，比进口的便宜多了，好在我的薪水勉强能凑够，吃就吃吧。
毕竟，并不是所有的基因检测后，都能吃够靶向药，我应该珍惜我的幸运。
然而，进一步了解后，初期的幸灾乐祸及小庆幸感，逐渐荡然无存了。
一是我借助深入了解后，始知晓所有的肺癌靶向药都会耐药，短则两三个月，长则一两年，几乎没有不耐药的。耐药后虽可以换其他的，但有广谱耐药概念，类同的药，也很快就耐药。耐药后情况更棘手，几乎是绝路……
二是虽然费用勉强可接受，但靶向药不是没有副作用的，有些副作用还不小。就像现在推荐我吃的，常见副作用就是肺纤维化（间质性肺炎）、皮疹、肝损害、肾损害等，有些副作用能够接受，但有些难以接受……
但不管怎么说，先吃了再说吧。也许，车到山前必有路。
让我怀疑的名医工作室
在服药期间，天津抗癌协会向我推荐了天津河西区的何裕民教授名医工作室。2015年7月，我来到乐园道文化中心对面银河广场，工作室在这个并不高档的写字楼里面，8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隔出了一个套间，不太宽敞的大厅摆放着几张办公桌，墙面粘贴着何裕民教授等专家的简介。看到房间如此简陋，我想：这到底是医院，还是工作室？到底是工作室，还是骗人的小机构？
接待人员上来问询，我也不予理睬。这并不是我的傲慢，对于医疗资源的警惕，是有原因的——
（1）本人曾是银行行长，经济状况还不错，刚刚退休，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却患了肺癌，而且术后复发转移了，打乱了自己所有的计划和节奏，非常地不解、不愿和不甘。
（2）确诊时，原发肺癌属于早中期，手术顺利，医生以为后续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和巩固治疗，导致术后三年时复发，右肺尖胸膜增厚，可以说悔恨交加。
（3）咨询了北京、天津、上海那么多的西医内外科专家，都认为复发后不适合手术，只能进行放疗。而放疗只能暂时缓解病情的发展，不能解决长期问题。四处求医问药，也没有明显有效的方法。放疗后的效果比较分析：2015年9月2日的片子与5月18日的比较，右肺门周围软组织增厚范围较前有所缩小，右肺部分结节略显增大，提示病情还在进展中……世上没有后悔药，也许，现在就是“温水煮青蛙”，如果再被延误，就完蛋了。
所以，我只四处打量。无意中，发现前台右侧高高的书架上，赫然摆着很多书籍，其中一本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就要走了一本，回家好好读了起来。
一本书对我的冲击
书名叫《癌症只是慢性病：何裕民教授抗癌新视点》，何裕民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书中的很多小标题，都扣人心弦，如“尴尬的局面：贫癌、富癌皆高发”“有害无益的放化疗”“‘好孩子，坏孩子’理论”“癌症乃机体‘内乱’也”“‘人’比‘病’更重要”“以不伤害为原则”“生存期预测：最不人道的科学”“‘乐龄癌’的积极意义”“与癌和平共处十要诀”……
记忆犹新的是，书中说道：“对于多数癌症患者来说，他们患的只不过是一类与冠心病、高血压类似的慢性疾病，癌症有时比冠心病、糖尿病要好得多。不少癌症患者5年以后病情完全可以稳定或者是治愈，不需要再定期用药。而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只能终身服用。对于老年人来说，癌症只不过是一类慢性病。”读起来，更是荡气回肠。
尤其是举例“黄又彭博士以其自身长期从事尸检的经历认定，若80岁左右病故的老人都做一遍尸检，会发现100%的人体内都会有肿瘤，越老风险就越低”时，我泪如雨下。
这对于我“癌症不治，等于死亡”的认知，简直是彻底的颠覆。
既然癌症只是慢性病，其发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就“以慢治慢”——想办法把已经发展形成的癌症进展速度慢下来吧。
看完书，对何教授由怀疑到信任，由信任到崇敬，由崇敬到崇拜。继续购买了他主审或主笔的《生了癌，怎么吃：何裕民教授饮食抗癌新视点》《何裕民话肿瘤》《何裕民教您抗癌的新生活》《好女人，别让癌症盯上你》等书，一本不落地都看完了。越看，对疾病越有理性的认识；越看，越增强了对自己康复的信心。
由书，我认识了何裕民教授这个人。于是，我放心约诊。
不一样地解释让我豁然开悟
2015年7月13日，我终于见到了何裕民教授，他认真看了我的病例记录，号脉查体完毕后，与我轻松地聊了起来。
他似乎洞察了我对凯美纳的疑虑及其带来副作用的不安。没正面直说，而是做了形象隐喻：中西医治癌症，就像围剿敌军——既有先锋部队突前，撕开口子；还需后续部队清扫，稳固成果，根本上解决问题。针对性强的靶向药（也包括一些放化疗），可能会很快获局部突破，因为其分子式针对性清晰。但肿瘤形成，每每是多因素综合所致的。即使针对性很强的靶点，一段时间后必然或变异或适应（化疗也有适应现象），那时就表现为耐药了。因此，单打一疗法难免顾此失彼。而同步的中医药治疗，虽及时性略显逊色，但其属综合性的，通过对周遭环境微调及不利因素消解，常可获得持久效果。故聪明的人，善于有机组合两者——既可借靶向药等，第一时间改善症状；又可借中医药综合微调，加以后续巩固，筑牢堤坝。两者结合，方可收获长期综合之最佳效果……
他的一通解释，让我茅塞顿开。毕竟，我这年龄段都是熟读毛泽东思想长大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当时都能背诵。而教授的一番解释，既凸显了中国游击战及孙子兵法思想，又契合当下癌症治疗现状，且能让我心甘口服地接受当下的治疗，并坚定不移。
何裕民教授同时给出明确建议：
（1）化疗不考虑。
（2）放疗见好就收。
（3）4个月复查胸部CT。
（4）可适度运用靶向药（包括已经在用的凯美纳），但剂量需调整；现每天4粒，那是极量，绝对超过了（说明书是每天3粒，医生可能考虑我经济条件不错，也可能希望效果更好点，遂加量了，但却没有考虑其他），先两天减一片，以其有所适应，尽快恢复正常用量（三四个月后，回到每天3粒）；一旦症状稳定，检查良好，再逐步递减，原则上是四五月后每天减半粒（两天减1粒）；依此类推；稳定一段时间后，每天服用1粒。最后，争取停服。
特别是他的第四点，既让我喜出望外，又让我心悦诚服。看了北京、天津、上海肿瘤医院的十多位主任，意见都是一致——让我终身服用靶向药。何教授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而且，给出了明确的递减步骤及细节！
我明明知道，哪有药物可以终身吃的？只是大家都回避后果，对此不想研究和面对，眼下先得过且过罢了！
只有何教授一人，一开始就让我知晓机制基础上，考虑让我逐步减量；而且，讲究递减的原则、标准、策略及评估方法等；情不自禁地滋生敬佩与折服之心。如此策略与智慧，能不折服吗？能不严格遵从，认认真真践行吗？
及时止损，真的有点不一样
2020年8月初，第12次看何教授门诊，教授对照评估了前后CT片及各方面检查报告，提出可以停服靶向药，其实我早就在盼望这一天了。虽然凯美纳早就维持剂量用，每天1粒了。教授还是认真地说：老李，你的靶向药没必要了。
殊不知，是药三分毒，服药以来，我肠胃受损，体质变差，吃药不就和吃毒一样吗？
何教授还进一步解释说，为何在8月份完全停药？因为天津气候，8月份最适宜于肺病患者。10月以后就干燥了，易伤肺；秋冬天气候不稳定，也容易感冒及肺部感染；而此时是最合适的。
我则暗中思忖着，教授之所以如此这样判断，一是靠他实践的经验，二是根据我片子的情况，三是体现了他的哲思水准。人们不是常说，西医师做到顶级，就是科学家；中医大夫到顶级，则是哲学家。而这些情况，西医主任们也都看到了，但是，没人敢说。
而何教授提出的“零毒疗法”，运用某些具有诱导癌细胞分化凋亡的中药提取物，促使癌细胞“逆转”，回归正常细胞代谢、凋亡，又具有无毒的特点，对人体正常细胞代谢并无不利影响。
我的最后一次系统检查是2023年8月做的。胸部CT示：①右肺中叶、下叶局部支气管扩张，并伴局部肺不张；②双肺多发微结节；③右肺上叶术后改变；④心包少量积液。总体结论，与前比较，稳定，基本相仿。而我自己感觉较前似有提升；与病友们比较，还要好一些。也许是自己更注意生活方式优化了，也许是长期中医药的阶段性调整了。
其实，教授早就让我平素隔三差五地运用中医药，如夏天炎热时可停用；冬天吃四天停三天。逢年过节，像是这些年春节，无须吃药。教授笑眯眯地说：“你等早就没必要一年吃到头……”有时候调侃地说：“根据国务院规定，也要放假……”这里面，既有他的学术和临床自信，又有他的深厚人文关爱，更折射出他无处不在的疗愈“工夫在诗外”；因为他看似轻松调侃的“春节吃药放假”，让患者接收到的则是满满的轻松、自信、与旁人无异、充满信心……
教授的一句话让我花了近百万元
2015年7月18日的第一次看诊，他开的中药方我已经淡忘了。可是他的一句话，却让我花了近百万元。
他在门诊叙说中告诉我：“肺癌，为什么京津冀居多？因为，三地秋冬季干旱，雾霾多，你最好多去相对湿润的地方。”
听了建议，我分别考察了大连、营口、葫芦岛、秦皇岛、烟台、威海、青岛7个城市，最后选择了蓬莱，这里属暖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2.5℃，于是我在这里买了套房，居住期间，我天天去海边散步。
清晨，海面上雾气缭绕，若隐若现。难怪八仙常聚在此，修炼仙术。漫步在海滩，听着海浪轻轻拍打，不由想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
是啊，万川归海海不盈，万川归海海澄明。疾病于身体，不就相当于河海于大海吗？
几个月后，我回到了天津，见到我的朋友，都说老李气色不错。
被亲友这么一夸，我研究了一下负氧离子，发现：原始森林每立方厘米能达3000～20000个；海边每立方厘米50000～100000个；而社区，基本没有了。
海边起作用了吗？没有量化。但是，我的身体好转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朋友是一面镜子，浑身的力量是一杆秤，我能感觉自己连走路都脚下生风了！
多人一条路？一人多条路？
每次在上海或天津参加圆桌诊疗，听着别人好转的消息，我总是信心倍增。
同样，如遇上肺癌患者，何教授也总是向他们推荐：这是老李，你们多与他交流交流。
记得有位天津老板，非常有钱，与我病情相似，可能是因手头太宽裕了；也可能心里忐忑不安，除了找何教授外，还到处寻方问药，结果在东北又找到民间偏方，很贵的，却没用多久，症状迅速加重，不久便完了。与教授谈及，教授唏嘘地说，这类情况太常见了，关键是心神不宁。心神不宁，疾病难以疗愈！因此，教授强调，此病从“心”治疗，非常关键。首先需要改变认知，完善自我。对此，自己深表赞同。
还有一位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女性患者，50岁左右，局乒乓球冠军，听了我所走过的路，非常赞同我的观点，有没有加以吸收及利用，我不知道。后来，她姐姐说认识这里的专家，认识那里的专家，同时交替轮换地服用多人的方剂，一年后，也不行了。
以上两位，颇让我扼腕叹息：一旦患病，患者自己已经乱了阵脚，再听取七大姑八大姨的建议，无所适从，更乱了套。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走多条路。
相反，我在圆桌诊疗候诊时，在不同的肿瘤康复患者故事里，求同存异，总结出适合自己的一条路，走到底，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所以，每当有患者咨询我，不等他们把问题抛出，我总喜欢“先发问人”：你可以静下心看书吗？你相信我的主治医生何教授吗？你能稳定情绪吗？
若不能，我则回答：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对李行长的深刻印象有两大点：一是他文质彬彬，非常儒雅而有文化，说话慢条斯理（当时并不知道他是银行行长）；第二他善于寻根刨底，一旦明确后便义无反顾，认真践行，一丝不苟。多年后方得知他是某银行行长。始悟：这也许和他职业生涯，尤其是从事金融管理，且已成为主要领导有关——因为不理性，没法从事金融主管；不执着且知行合一地践行，没法胜任领导一职。
我们第一次“话疗”时（也就是门诊面诊，因为本人习惯于先聊聊，也是叙事的一种亚型），他已开始使用靶向药了，有副作用，手足综合征非常明显，而且剂量偏大——国内医师间有个约定成俗的默契：化疗/靶向药剂量宁大勿小，宁积极用而勿保守观察。美其名曰：保险起见。我一看，他中等个，并不十分壮实。很显然，按常规剂量都偏大。人们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加大了用量，剂量大后，短期效果也许明显些，但副作用也成倍叠加，且很快就易耐药。这是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也是我们在本世纪初使用靶向药中悉心观察总结出来的）。故一开始就建议他逐步减量（这已见诸前文），且应允他，将辅导他逐渐抽减靶向药，但需一步步稳妥地来。这也正好是他的心病所在。因为知书达理者都知道靶向药会耐药，耐药后会比较尴尬。这一应允显然解开了他的心头大结。且的确如我们预料所言，几年后抽去了靶向药。至今已经4个年头了，一切都很好。
其实，我们成功地让不少于百余人成功地抽减以至完全不再依赖靶向药了。笔者不久前（2022年）在国内权威专业媒体以《应对癌：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更是智慧》为题
，分析报道了严重依赖靶向药而难以承受，最终合理治疗逐渐抽去靶向药的案例。在此作一简述：“日前，杭州患友张某来看我，他是多年的晚期肝癌患者。2008年10月他因乏力消瘦被确诊右肝肝细胞癌，二次介入后次年复发，介入没法承受，只能改用当时新的靶向药索拉非尼（Sorafenib），因副作用巨大而求助我。虚弱之极的他无法行走，需人搀扶……他当时严格按照说明书每天4粒。看其体态60千克上下，遂建议他减量，并给予中医药，同时叮嘱相关事宜；并告知靶向药是救急的，眼下可减量运用；一旦稳定，可逐渐抽去，因为早晚会耐药。他信且应诺了。当下笔者即示其减至3粒，2周后复诊，症状明显减轻。2个月余，检查结果很好，遂改成2天5粒。半年余，一切皆好，已恢复全天工作，再次减量。就此依次递减，他依旧信且应诺……2013年前后，他停用所有靶向药，只以中医药为主，生活方式调整为辅。2014年，他荣升一级，全面主持工作，现16年过去了，一切都好。”因此，李先生找我前，对靶向药的使用我们已很有经验。中医学强调“因人制宜”，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西医强调的是按人头算的，不管是拳王泰森，还是林黛玉，许多靶向药剂量差不多。这，显然不合理。
这里延伸出两个思考：一是靶向药使用需讲究智慧，要学会恰到好处。绝不是动不动就使用靶向药。我们看来，靶点准确的话，有时救救急，抵挡一阵子，靶向药非常好用。就像突击部队先上去，帮助控制一下局面。但与此同时需知己知彼，须知其后果，并率先作出防范。我们的经验中同时加减全身调控，就很关键。如调控良好，能从根本上巩固，便可逐步抽减靶向药。这样，既解决了靶向药耐药问题，也很好地融合了中西医学的求本与求标之治，并消解了很多患者对靶向药耐药的恐惧。
二是剂量的思考。剂量要因人而异，且随时调整。我们的经验：每个人的剂量都需要探索，说明书给出的只是参考值。一开始，有的靶向药副作用较大，可先小剂量做出探索，再行加减；如不行，用半粒（每2天1粒）也可试试；慢慢调整，逐步优化，调整到最佳剂量；一旦起效且稳定，三五个月后可逐渐抽减剂量；甚至只用小剂量维持。而且，抽减时要兼顾节气。例如，秋冬季易感冒，肺癌患者减药就需特别小心；开春病毒萌动，肝癌靶向药抽减要谨慎。与此同时，中医药的培本之治，则是第一时间就必不可少的关键；而同步强调患者需调整并巩固良好的生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这，才是最聪明的对策。
从李先生案例中接着提出的问题就是要理性地应对肿瘤。笔者认为，癌症的治疗中医学应对经历了四大阶段：①我们开始强调癌只是慢性病（2002年）。②强调癌是多因素导致的，纠治同样需要综合治疗，兼顾多方面。③强调癌的真正康复，需要个体提升自己的抗癌力（《抗癌力：何裕民教授抗癌之和合观》，2015）。④今天治疗癌症手段方法众多，甚至目不暇接；要强调理性选择、甄别，借助智慧以治癌（《智慧治癌》，2021）。⑤治癌中还要强调人性关爱，人文治癌；《癌症疗愈录——肿瘤门诊叙事纪实》系列就是人文关爱的一种体现。其中理性治癌、智慧治癌是一个概念；前文讲述的都包含有理性、智慧治癌的要素。李行长的顺利康复，就非常鲜明地显现出他的理性和智慧。
李行长的理性和智慧，表现为他当时对这一领域充满怀疑，甚至对我，对医疗机构都有质疑及不信任；这在当今社会非常正常，证明他不是盲从者，而是理性思考者。尔后，他一旦认准了，内心接受了，便展现出坚定不移、义无反顾的精神，执着地往前走。叙事中他特别提及了两个案例，反面的案例——就是今天找这个医生，明天找那个大夫。我行医近50年，接触了数万个肿瘤患者，发现朝三暮四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者，急于求成者，到处寻医问药者，往往效果最差。因为癌症是慢性病，纠治有待时日。当然，我们需要随时优化。而医生和患者之间是有缘分的，要找准医生的确很重要。一旦找准了后，就需坚定不移加强互动，在双方良性互动之中，不断锤炼出最理想的长期效果。而这过程中，医患之间沟通交流（文绉绉地说“双方叙事”）非常重要。前面讲的很多问题，包括靶向药的使用特点，如何调整等，第一时间我与李行长都有过较深入的沟通交流。在聊天过程中，在相互沟通中都已交底，做了分析。当然，这要看患者对象及家属意愿。如果对象是文化水准不高、知识储备不多的，或不太知情的，就少说两句，点到为止。但文化水准较高的患者则尽可能要完全交底，医患之间要充分进行沟通。也就是说，要好好地运用“叙事”这个语言工具。这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我们把人文治癌看作是癌症临床纠治的第五个重要节点，把叙事方法则看作为人文治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环节。
然而，毋庸讳言，今天中国临床（尤其是肿瘤治疗中），医生惜语（不愿意多说，不愿意交流）的情况十分普遍，这方面，的确需要补课！
天津定居也好，蓬莱暂住也罢；叫停靶向药也好，服用“零毒”药也罢；怀疑也好，信任也罢；西药起效也好，中药见效也罢。其实很难断论哪种因素立了赫赫之功，但是从字里行间可确定的是，李先生实现了自我疗愈。
李先生对何教授由怀疑到信任，由信任到崇敬，由崇敬到顺从，皆因读了何教授的著作，因为，文章是思想的理性载体。
林语堂先生说：“读书，所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低谷时蓄力，烦恼时放空，清醒时做事，烦躁时运动，独处时思考。
李行长在迷茫时，是“书”给他介绍了“医”，是“医”给了他“既借靶向药改善症状，又借中医药加以筑牢堤坝，后续再适时减量”的辩证思维。
不管是博尔特，还是苏炳添，创造奇迹的背后，其实都长期进行动态的、灵活的、复杂的、系统的、艰苦的FIRST[Frequency（频率）、Intensity（强度）、Repetition（重复次数）、Sets（组数）]训练工程。单靠单项训练，或者长期靠一成不变的组合训练，对于成绩的提高都是徒劳的。
这叫适时、适从、适当。
清朝陈颂幕先生治一肿胀患者，予《金匮》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八分，附子一钱，甘草一钱二分，无效。邀吴鞠通先生治之。吴认为陈氏辨证不误，此病确属阳虚水停，选方用药也精纯不杂，取麻黄发表，附子扶阳，甘草和中。之所以无效，是用量不够。吴氏改麻黄为二两，熟附子一两六钱，炙甘草一两二钱，才取得较好疗效。（《吴鞠通医案》）
可见，即使辨证准确、论治周全、选方独到、用药精纯，而用量不达，也断无佳效。岳美中先生说过：“不理解组方的原意，不掌握药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之处，就是原则不明。失去了原则性，则谈不上灵活性。”（《岳美中医话》）
这叫适量、适合、适用。
时期不同、体质不同、病情不同、药性不同、配伍不同、剂型不同，据此，适时、适量，这才是疗愈路上的见解之言！
肺癌在我国各种恶性肿瘤中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列第一位，其中，肺腺癌占肺癌总数的40%～50%。此外，我们常说的肺部磨玻璃影（GGO，不局限大小）和磨玻璃结节（GGN，3厘米以内）有良性感染病变和恶性肿瘤之分，其中的恶性肿瘤绝大部分是肺腺癌。
肺腺癌的发展分为浸润前阶段、微小浸润腺癌（MIA）和浸润性腺癌（IA），一般呈惰性发展、渐进式生长，每个阶段之间的具体时长还未明确。
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对于浸润性肺腺癌的认知又上了一个台阶，浸润性肺腺癌里面也分多个种类，也可分出“好”与“坏”：包括贴壁状腺癌、腺泡性腺癌、乳头状腺癌、微乳头状腺癌以及实性腺癌，一级级递进；随着递进，恶性程度越来越高；也就是说，贴壁型预后很好，腺泡型和乳头型预后稍次之，微乳头型又次之，实体型预后稍差些。其中，贴壁型Ⅰ期的浸润性肺腺癌的5年生存率高达90%以上。
不同类型的腺癌，其预后不尽相同，一般来讲：
AIS（原位腺癌）：理论上没有复发的可能。
MIA（微浸润腺癌）：仅理论上有复发的可能性，临床几乎没有复发实例。
IAC（浸润性腺癌）：复发风险增加，部分患者持续发展，可能影响生命。IAC以GGO为主者，多见于贴壁生长为主的浸润性腺癌，其预后一般比较好。而IAC中实性成分越多，则恶性程度越偏高。
浸润性腺癌的癌细胞侵犯周围基质超过5毫米范围，如果侵及血管、淋巴管，则有机会成群结队、大批量进入血液脉管系统及靶器官内。因此浸润性腺癌被列为高风险阶段，建议手术切除。
术后有效的辅助治疗，能够很大程度地延长患者的寿命。术后化疗和靶向治疗的选择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定，旨在提高治疗效果，延长生存期，同时保持患者的生活质量。
严格意义上来说，多数靶向药目前还称不上是一种成熟的治疗方法，只是一种短期内的应急手段，可以应急帮助解决一些急迫问题，争取点治疗时间。也正因如此，靶向药在开始用时就需考虑补救措施，或说准备好失效后的后续方案。
在使用的剂量上，根据我们的经验，靶向药一般都是从半量用起，逐步加加减减，尤其是一些毒副作用大的药，可以半量用起，“摸着石头过河”，也许更显智慧些。临床上，我们常常一点点加量，大多数患者只要半量就够了，少数人加到三分之二的量也就足以控制了，且见好就收。
癌症曾一度被视为无法逆转的死亡判决，如今在医学进步的推动下，逐渐被视为一种可以管控的慢性病。治疗慢性病所追求的，不是一味地“对抗”，而是尽可能地减少疾病给患者生存、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或减缓疾病之发展，及其恶化态势可能带来的恶果。
因此，应清晰地把“让患者活得长一些，活得好一些”确定为癌症治疗的真正目标，特别是在中老年肿瘤患者身上。通过合理运用一些西医治法，更多地借助中医药调整，零毒抑瘤，带瘤生存，才是优雅而有智慧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