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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厚光
这是一本医者、患者必看的书！
先讲第一个故事——
时间：2012年5月—2014年1月
地点：重庆
2012年5月，银行职员陈女士总是感觉胃部不舒服，吃了饭后就胀。她所在的重庆市开州区多家医院诊断结果，几乎都是开点肠胃药。
陈女士总感觉“药不对症”，又分别来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西南医院（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时做的CT、B超、抽血、胃镜检查结果均提示为：胃窦炎症。后面又来到新桥医院（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重庆市中医院检查，依然没发现问题。2014年1月，再次回到西南医院，能查的项目尽查、全查，最终还是没有发现问题。
陈女士终于忍不住吼了起来：“我很不舒服，还有没有其他项目可查？我有病。”
医生笑出了声：“你确实有病——神经病。”
直到2014年6月2日，被急救车送医院抢救时发现：腹腔里长满了密密麻麻像鸡蛋仔一样的恶性肿瘤，因无法手术，只能再次缝上（详见第276页“病，不会说谎”）。
再讲第二个故事——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一书中，李兰妮被精神科医生认定为抑郁症，并命令：必须服用抗抑郁症药物。为了证明不是抑郁症，她跑了广州的两家医院，找了四个科室看病。
肿瘤科判断：没事。
妇产科建议：少胡思乱想，多做家务活。
五官科结论：咽炎，多喝盐开水，常把话梅、陈皮含在嘴里。
眼科则认为：化疗副作用。
第一则故事中的医生，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仪器的数据；第二则故事中的医生，只带着自己的专业眼光，给出区域聚焦的诊断意见。
难怪，丽塔·卡伦（Rita Charon）在《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郭莉萍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5）中提到：医生更多地寻求如何提供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而忽视了聆听患者对疾病的倾诉，缺乏对患者情感的关注。
患者在忍受疾病折磨的同时，感受不到治疗中的理解与安抚，比疾病本身更痛苦的是，求助后依然看不到疾病的真相，着实令人唏嘘。
阿瑟·克莱曼批评当下的临床路径：只有病，没有人；只有公共指征，没有个别镜像；只有技术，没有关爱；只有证据，没有故事；只有干预，没有敬畏；只有告知，没有沟通；只有救助，没有拯救……
所以，克莱曼主张将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患者的世界；一个是被观察、记录的世界，一个是被体验、叙述的世界；一个是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一个是诉说心理与社会性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
2001年10月，韩国首尔某综合医院的某天夜里，一个仅11个月大的孩子被送往急救中心。本应活泼可爱的孩子此时却意识全无，身体条件反射也基本丧失。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确诊为硬脑膜下出血。
主治医生无法相信这个结果，硬脑膜下出血一般是头部与地面或墙面发生猛烈撞击导致的，基本不会自然发生在小孩身上。
几天后，孩子还是走了。主治医生在心痛的同时也很苦恼，因为患者死后要出具死亡诊断书，死因为“病死”的患者会被直接安葬，而这位医生认为孩子的死因并不明了。孩子没有脑血管疾病，即便摔倒，身材矮小也不会造成过大伤害。左思右想后，医生在死因一栏里写上了“外因致死”，医院行政部门按照流程报了警。
直到最终判决阶段，检方在查阅警方案件调查报告后，对案件有了新的看法，要求解剖验尸。孩子父母听闻强烈反对，他们声称无法接受在孩子的尸体上动刀。当然最终还是依照检方的要求，实施了解剖验尸。
在医院解剖死者尸体前，法医柳成昊确认了所有医疗记录和检查资料。随后，又仔细观察了整具尸体，发现右臂和右手腕有瘀青。解剖尸体后，肉眼可见头部左侧颞骨骨折、右侧硬脑膜下出血。
验尸结果显而易见，孩子死因是头部损伤，具体来讲是高速运动骤停对头部造成了冲击。同样的损伤在成人中多发于醉酒后跌倒，但是对于身高不足1米的孩子，如果只是像妈妈说的那样走路时不小心摔倒，是绝对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的。
最终，在警察问询和法医逻辑推断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让孩子妈妈说出了真相——
真相令人扼腕叹息：孩子的父母高中刚毕业就生下了这个孩子，极不情愿地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孩子爸爸找不到好的工作，每天借酒消愁。一天他正心情烦躁，孩子又在一旁哭闹，他一气之下抓起孩子扔了出去，可怜的孩子撞在墙上后就彻底安静了，并失去意识。警方后来在他们家中的墙上找到了撞击的痕迹。（《逝去的温度——法医手记》，马碧汶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3）
临床医学中的客观性是不可穷尽的，主观性是漂浮不定的，唯有主客间性（有共情而派生的医患水乳交融）的佳境偶成才能成就医患交往的和谐。（《反弹琵琶——医学的现代性批判》，王一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也就是说，循证与叙事的整合才是对客观诊疗规律的真实呈现，循证医学+叙事医学=疾病的真相。
鉴于此，2023年，本人采访了国内外数十位肿瘤患者，记录了他们的恐惧、哀怨、绝望、呻吟、挣扎、沮丧、悲伤、征服情感曲线，出版了《癌症疗愈录——肿瘤门诊叙事纪实》（何裕民主审，李厚光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一书，并参与了由《医师报》社与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共同主办，医师网、医TV协办的“2023我与好书有个约会·医界好书”评选活动。活动经过征集、严格评审、评委投票、学术委员会审议，最终统计出包括医学科普·成人类、医学科普·儿童类、医学学科类、医学管理类、医学文学类/人文类、医学编译类六大系列“医界好书”名单，《癌症疗愈录——肿瘤门诊叙事纪实》榜上有名！
郑州乳腺癌患者刘女士说：这本书给了我无限的力量，让我一点点纠正给自己带来内耗的性格，一点点淡忘痛苦的经历，让自己回归社会，有质量地生活着。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赵烨教授说：李厚光老师以优雅平实的文笔，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呈现出来，在科学诊断的基础之上关注肿瘤患者的人文关怀，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当代肿瘤治疗的心路历程。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对于肿瘤抱有忌讳、慌乱、害怕以及恐惧的感情，同时患者以及家人往往难以判断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容易患得患失。但随着当代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对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干细胞特性，只是生长和分化脱离控制。大量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开发也使得部分肿瘤在一定程度上可控，已能被大家认为癌症是一种慢性病。肿瘤是一个客观现实的存在，对于肿瘤的战斗并不只局限于患者个人，更需要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唯有保持乐观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才能够“活在当下”，进而理性思考，并将其控制驯服。
在广大读者的激励下，2024年，我继续采访、记录了本书的18个案例。
江苏常州的肺癌骨转移患者、92岁高龄的史医生是最后一位采访者。之所以拖延到最后，我担心：
（1）92岁高龄的她，思维不够清晰，记忆可能会有点模糊，方言过于浓厚，造成我的倾听障碍。
（2）“作为医生去看医生”，在很多医生潜意识里，会显得自己医术不够高明。尤其是身为西医的史老，去求助中医，我担心她难以启齿。
事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史老声如洪钟，笑声爽朗，思维脉络分明，碎片记忆深刻。
（2）史老心扉敞开，娓娓而谈，包容万象，从谏如流。
不由让我联想到，宁波某局一位领导Z先生，平时生活习惯良好，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但工作压力大，操心的事儿多。有一次聚会吃了两只甲鱼，开始腹痛加重，去医院一查，初步诊断为胰腺炎，进一步检查，确诊为胰腺癌，伴有肝转移。
因Z先生同床的一个病友也是胰腺癌晚期，没做任何的治疗（包括手术和化疗），已经安然度过一年多了。Z先生就坚持认为，西医的创伤性较大，遂采取自然疗法。
2024年1月底，Z先生女儿获悉4月份何裕民教授将来杭州巡诊，瞒着父亲，前来同仁堂国医馆咨询和挂号。回到家之后，把过程复述给父亲，可Z先生非常抗拒。
直到有一天，他的肿瘤压迫到胆管，引起了梗阻性黄疸，肝功能指标（包括胆红素指标）都在上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临床病症，需要去做支架，必须得去接受西医治疗。Z先生入院后，开始研究何裕民教授，几乎把他的书看了一遍。做了支架以后，黄疸指数和肝功能基本恢复正常，这才从心理上开始接受西医化疗，与中医方案整体治疗。
也不知是性格固执，心门上锁导致罹患胰腺癌因素之一；还是罹患胰腺癌后，才会把心门锁上，生性多疑。我当场目睹了多个案例，发现和医生难以沟通的患者多具以下特点：讳疾忌医、盲目自大、满腹狐疑、固执己见、冥顽不灵……大数据证明，这些特质并不利于患者的治疗和康复。
而采访史医生的70分钟期间，我至少听到老人家13次的笑声。考虑到92岁高龄的体力和嗓力的疲劳，约72分钟时，我示意结束采访，而史老还意犹未尽。
我写书，本来是想给叙事医学添上一笔，给病患及亲属一点教益，没想到在史老这里，我受教了！
教育学上，教学相长；
医学上，医患互益。
强烈建议，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要阅读这本书，用倾听疾苦的耳朵阅读，用热烈深邃的目光倾听。因为，18个故事还原了主人公与癌共存的换位思考，这样的谈话，更容易传达真实的信息，洞悉临床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