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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先生：
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电视台是CCTV，成立于1958年。而中国大中城市的居民真正能看到电视，是在20世纪70年代。此前人们看到的带图像的新闻大多是在电影院，电影幵演前加映十分钟的“新闻简报”，所谓的“新闻”已经是数月之前的。当中国满怀希望打开国门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处在弱势挨打的位置。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家传媒公司，其中美国4家，法国2家，德国、日本各1家。中国入选世界500强的企业18家，没有一家是传媒企业。美国文化产业年生产总值占GDP的1/3，中国的文化产业仅占GDP的31%。美国的音像业年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仅为1亿元人民币。
西方的媒体软实力远超过他们的经济硬实力。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人们被封闭在“国际化”的围墙中，强者的观点会强加给你，否则，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报告》对信息时代的国家进行了分类，认为当前世界的格局的组成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联合国专家告诫传播弱国，应该尽快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出版业发展，才能有效改善国内、国际只有某一种声音的畸形状况，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
星云大师：
媒体的功用与学校类似，是知识的传递者。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接触传播媒体，从中获得新知，它对知识多元化的推动具有很大的贡献，对知识普及化也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传播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就应尽社会教育的责任，引导正确方向，以提升大众的智识水平。
长乐先生：
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去破门，而是要开窗。先让空气能够流通，再让内外能够互望，最终做到人与人、国与国的沟通。而使世界和睦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新闻信息的全方位开放与多元化交融。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曾经说过：“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中。”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揭示事件真相和时代的本质变化，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安全的隐患，捍卫人类共同的利益。所以，让世界华人有更大的知情权，让外部世界对华人圈有更大的理解度，这将会给全人类带来福祉，也是“凤凰”的着力之处。
重要的还是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中国的封建传统是用“二桃杀三士”的办法去获得利益，杀来杀去，伤了民族的元气。
星云大师：
媒体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信息的分选者，负有促进人类交流、教育大众的功能，因此，尊重别人的隐私，多报道社会的光明面，是传播业者应负起的责任。
长乐先生：
我记得2003年“非典”暴发时，在宣布调整卫生部长人选之前，我们接到通知，不能直播，央视的转播车也已经走了。但是我告诉现场的“凤凰”记者：“你们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如果事情出现转机，仍然执行原直播计划。”后来，在电梯里，我们的记者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一起请求有关领导允许直播，终于获准了。那时，现场只剩下“凤凰”一家的转播车还坚守阵地。我们顺利地进行了直播，这成为一场使中国政府摆脱困境的直播。央视也第一次转播了凤凰的Live（现场直播）信号。当时，我非常激动，并非因为“凤凰”赢得了一场战役，而是我觉得中国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