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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对技术提出情感假设。
像《黑镜》这样的科幻小说背后的假设是，虽然现在尚且相安无事，但技术可能会引领人类走向反乌托邦的未来。
又或许，我们如今正走在反乌托邦的道路上，而技术是我们拥有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
教育、医疗保健和房地产的价格在上涨，但计算机和电子通信的价格在下降。在技术所能触及的每一个领域，价格都在下降。
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平等，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苹果或安卓手机使用体验，也共享着谷歌、维基百科、GitHub（软件托管项目平台）乃至任何数字化平台的所有资源。
消费者经济实际上创造了某种形式的平等。在规模经济中，你为每个人生产相同的产品。高端和低端智能手机之间没有太大区别。
政府触及的每个领域都会出现价格的上涨，因为法规或补贴阻碍了技术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例如，在医学领域，医生需要参与所有诊断决策，即使AI（人工智能）可以比99%的医生做得更好。（况且，99%只是早期实验数据。一旦AI吸纳了所有行业数据，它将变得比每个医生都优秀。）
也许我们能指派一位医生进行监督，让AI不再只是一个缺乏监管、自行运行的程序。但目前，受制于现行法规和补贴等原因，我们不允许实行自动化诊疗。
补贴与法规类似，它将特定的做事方式固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有黄色校车和2B铅笔。这些决策在财政预算中被设立并沿袭下来，然后它们就开始拖系统的后腿。
法律、医学、教育、金融、房地产等都是受到监管或补贴影响的滞后领域。技术对它们进行了部分改革，但并不彻底。如今，它们只是被强行拖入未来的文明遗迹。
传统有其显而易见的价值。人们说某样东西很“Lindy”，意思是它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者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传统与创新理所当然存在着冲突。飞向月球并不“Lindy”，而是棒极了。这是人性本身的一种冲突。
技术改变了微观经济杠杆，扩大了每个人的可选范围：
→ 从接受无知到使用谷歌；
→ 从接受广播到使用社交媒体；
→ 从接受法定货币到购买比特币。
你可能想了解、回击或选择退出。现在你都可以做到。
技术是历史的驱动力。
它位于文化的上游，因此也位于政治的上游。
技术决定论的历史观惊人地罕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部分历史与其说是关于人的永恒权利的，不如说是关于机器的最新特性的。
通过地图制作技术，我们能够创建精确的地图。今天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好的地图，就没有明确的边界，进而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会随着其领土向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渗透而逐渐减弱。
理论上，国家这一创新的目的在于减少暴力。你留在你的领土内，我留在我的领土内。明确的主权能够同时维持国内秩序并阻止外国侵略。当然，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州内和州际冲突仍时有发生。但这可能比之前国界模糊的帝国时代和主权冲突时代的情况要好得多。
封建制度是由马背上身穿闪亮盔甲、手持重剑的骑士捍卫的。但枪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点。枪支减弱了身体素质差异的重要性。任何持枪的男人（或者女人，这很重要）都可以杀死其他任何人，即便枪手年老体弱，而他的目标是兰斯洛特爵士本人。
枪支动摇了封建等级制度。强大的右臂突然被强大的左脑所击败，因为生产火枪的技术和供应链突然变得至关重要。枪支促成了封建等级制向民族主义共和制的转变，并使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共和”理想得以蓬勃发展。
今天，我们的武器是手机和计算机。无论是政治还是战争，都是从一台设备开始的。
我们心中对战争的想象来自历史频道。实际上，战争就像我们过去20年在互联网上看到的那样，充斥着恐怖主义、社交媒体、网络热梗、黑客、取消文化、平台封杀、去银行化和暗杀。这些就是互联网时代下的冲突。
这好坏兼备。好的一面是，它对财产和生命的破坏程度可能比导弹和核弹要小；但坏的一面是，战争前线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
反对技术就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就像你不能把妖精放回瓶子里一样，你无法剥夺数十亿人从技术身上新获得的话语权。
技术创新带动伦理创新。人性也许大致是恒定的，但技术却不然。新技术推动了对现有伦理原则的重新评估，有时甚至会促成新原则的建立。
“言论自由”在1776年的含义是一回事，在大众媒体高度集中的时代则是另一回事。在互联网时代，每个类型的数据都以类似言论的数字符号进行传输，“言论自由”又有着不同的含义。
道德创新也带动了技术创新。当日心说（把太阳当作宇宙中心）不再被认为是道德上的邪恶时，人们就绘制出了更准确的星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催生了海上导航、卫星和太空旅行等相关的技术。
技术决定了哪些小众的想法突然变得可行，以及当前共识中的哪些元素突然变得过时。
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新兴技术和概念：比特币、以太坊和加密货币；创业城市；逆转衰老；脑机接口；超人类主义；机器人技术；数字游民；AI辅助内容创作，包括AI视频和去中心化视频；VR替代办公室；增强现实提高生产力；远程医疗；个人基因组学；CRISPR（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基因编辑技术；健康追踪；纯粹的生物医学以及消费者生物医学，它们与量化的个人健康指标息息相关。金属3D打印则更有风险，但我认为情况正在逐渐好转。受到加密货币、AI声音和AI面孔助力的匿名体系也正在涌现。我认为我们将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匿名经济。
我必须提醒自己，这些事情对于99%的人来说仍然是新鲜事。验证这一点的方法是问普通人：“排名前五的3D打印机品牌有哪些？”“排名前五的无人机品牌有哪些？”大多数人无法说出完整排名。也许他们可以举出一两个，但无法告诉你所有正在发生的创新，因此该领域仍处于早期阶段。
什么事大多数人还不明白且令人难以置信？
技术才刚刚开始发展。我们还处于指数增长的底部。
政治可行往往依赖于技术可行。
合法政府的设计空间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其关键要素是能够不断获得民众的认可和赞同，而不是某种特定的政府形式。
各种政治思想都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但每种思想的技术可行性却在此消彼长。如今，在技术的推动下，那些不切实际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扰沌、多中心法、蒂布特群分等）不仅变得切实可行，而且势在必行。
要落实新想法，达成共识不是必要条件，只是不能有太强烈的反对它的共识。最低限度的共识是必要的，你需要与某人有一致的信念，才能不拘小节地朝着你们共同的目标前进。
任何市长或州长都可以选择一项技术，突破旧法的限制，并向技术专家广而告之。数百个国家有着数千名市长。在他们之中，总有一位会选择率先普及某项新技术。每一项新技术都为世界名城的快速形成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民主党人需要认识到专家并不总是正确的。
共和党人需要认识到专家并不总是错误的。
自由意志主义者需要认识到国家能够成功。
进步派需要认识到国家可能会失败。
我坚信遵守每一项法律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头颅上方高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但遵守并不等于屈服。你可以在法律范围内尽你所能去改变法律。
谷歌创始人兼计算机科学家拉里·佩奇曾表示，任何超过50年的法律都有重新审查的必要。任何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制定的法律都需要进行重新审查，否则就会走向崩溃。加密货币就是典型例子。
如今，70岁的人正挥动着90年前的法律武器，来阻止20多岁的人使用21世纪的技术。
归根结底，你有时还是需要与政府合作。但你应该始终相信技术而不是政客，因为无论哪个政客在任，技术都是切实有效的。
当国家失去公信力时，它的软实力就会下降。人民对国家的尊重程度降低，意味着他们的自愿服从程度降低。那么，国家就只剩下硬实力了。国家使用强制性的硬实力越多，其拥有的软实力（说服力）就越少，这意味着它会更多地使用硬实力。这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反馈循环。
政府不会自我限制。只有技术可以限制它。
社会在技术的驱动下经历着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循环。
去中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一件我学到的最有趣的事情是，20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心化技术的产物：中心化的媒体（电影、新闻、广播）、中心化的军队（坦克、飞机、核武器），以及它们中心化的生产模式（工厂制造）。这些都是由极其强大的中央集权所控制的。可以说，20世纪是中心化的世纪。
从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来看，在19世纪00年代，协调加州和纽约的关系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独立自治。这种情况在20世纪发生了变化，一个人的面孔可以向数百万民众传播，个人崇拜和人员的集中协调促成了全面战争。一个人即便是对的，也抵不过众口铄金。几十年来的经验显示，在许多地方，国家与群众唱反调就意味着自取灭亡。
20世纪70年代末，技术开始通过个人计算机实现去中心化，随后登场的是1991年的互联网，近年来出现的则是比特币。21世纪在很多方面可能与20世纪正好相反。
1950年是中心化的顶峰。在1950年，只有一家电话公司、两个超级大国和三个电视台，它们分别是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和苏联，以及ABC（美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它们都非常、十分以及极其地中心化。一切领域都只有几个瓶颈地带，人们几乎没有选择技术的余地，一切都同质化了。每个人都在电视上观看相同的节目。社会变得扁平化。
在这一时间点之前和之后，世界则显得更加去中心化。随时间线往后看，你将看到有线电视、互联网、博客、社交媒体和加密货币。而令人目眩神迷的是，当我们随时间线往前看时，就好像我们在倒带播放，过去的某些事件出现在未来，但出现的顺序是混乱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理论：未来即过去。
去中心化并不是万能的。
当过度中心化出现时，人们就会走向去中心化。如果过度地去中心化，人们就会重新走向中心化，但每次都会围绕新的中心集中起来。
因此，这是一个捆绑、拆分，然后重新捆绑的过程。
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没有领导者，它意味着有众多领导者可供选择。加密货币允许数百万人选择性地退出现有的金融和政治体系，进行自治和自决的大规模试验，即使这些人中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去中心化使被管理者能够重新拥有表示同意的权利。
那为什么从长远来看，去中心化会获胜呢？现在，世界上有数百万开发人员和数十亿部智能手机，互联网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而加密货币的构建目的是实现其国际化、私有化，并且使其在没有中心实体的情况下具有货币化能力。人们很难阻止这些去中心化技术的发展。
你可以把脸书的首席执行官召到国会，但你无法将“电子邮件首席执行官”召到国会，因为没有这样的首席执行官。这就是一切的发展方向。
审查制度激励了去中心化。
国家为孩子们提供每天6小时的义务教育。有趣的是，互联网占据了很多这样的时间，把这些时间从国家手中夺走了。孩子们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进行自学，而不是接受国家的义务教育。
当孩子们在幼儿时期进入并参与不同的网络而非国家认可的网络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融入了自己的社区和亚文化。如今，随着孩子的成长，国家对他们的控制力大大减弱。
你如果回顾俾斯麦建立公共教育的初衷，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为了培育那些“服从国家”的爱国者。这种文化适应的情况越来越少，因为孩子们在更年幼的时候就看到了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这带来了许多有趣的中期后果。
同时，这种情形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孩子进行眼神交流的能力较差，因为他们整天盯着屏幕。事实上，也许他们的眼睛再也无法进行中等距离的聚焦了。孩子们很难专注于书籍并进行深度阅读，因为他们经常被推送的通知和消息分散掉注意力。
当然，这样的好处是他们可以随时免费获取海量的知识。他们如果确实擅长数学或计算机科学，又或者对其他学科感兴趣，就可以在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他们不必被迫在现代美国公立学校度过12年千篇一律的、近似坐牢一样的生活，他们可以进行自我教育，实现自我进步和提升。我认为，很多孩子会在更早的年龄就开始远程工作。我们肯定会见证20多岁的亿万富翁的诞生。或许，一位青少年亿万富翁很快就会崭露头角，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
我认为，技术进步总体上是积极的，尽管我们需要想办法消除其弊端，让它变得更好。
总之，技术带来了更多的好处，也带来了更多的坏处。这就是我对未来的一句话总结：好处更多，坏处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