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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能够给国际政治中的“理性”下定义之前，对相关行为者的一些关键方面及其运作环境做出解释是十分重要的。政策制定者和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理性思考和行动对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对集体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此外，对于理性的评价既适用于政策制定者和国家为自身设定的目标，也适用于它们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战略。我们所称的“战略理性”和“目标理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然而，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关于理性的争论几乎全部聚焦于国家的战略是否理性，而忽略了评估其目标是否理性。
国家赖以运作的这个世界，其首要特征就是充满不确定性。换言之，国际政治是一项信息匮乏的事业，政策制定者做决策所需要的数据大多是缺失的，可获取的信息也未必可靠。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关于本国、其他国家（包括盟友和敌人）以及本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潜在互动方面的信息赤字。这些问题在今天都是相当棘手的，当人们试图预测未来时，它们就显得更加令人望而却步了。
在个体层面，理性是一种心理过程。因此，称个体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就是对他们的思维特征做出说明。首先，他们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其次，他们是如何就面临的具体问题做出决定的？ [7]
理性的个体运用了一种更能够理解自身所处世界的思维过程。他们运用自己的批判能力来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应该追求何种目标？为什么要追求？什么因素对塑造他们所处的世界最为重要？这些不同的因素之间存在着何种因果联系？为什么会有这些因果联系？特定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分别是什么？如何解释那些原因为什么会产生那些结果？换句话说，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理性的本质——包括解释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何如此运作。在执行这项任务时，理性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国际政治就是一个“社会世界”，一个信息匮乏并因此不确定的世界。
当理性的个体做出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的决定时，他们会选择自身认为可以实现目标的最佳策略，同时考虑自身处于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理性决策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维度。理性的个体在做决定时，会仔细评估面临的情况，这一过程包括搜集和分析现有的证据。此外，在做出选择以后，如果有新的信息出现，他们也愿意修正自己的看法。
在集体层面，理性事关制定对外政策的决策者如何通过共同努力来设定目标，并搞清楚实现目标的战略。制定政策的是一群个体，而不是国家本身。因此，国家的理性就取决于其关键政策制定者的观点是如何被汇集起来的。
一个理性的意见汇集过程有着两项关键特征。首先是拥有一种机制，它允许系统化考虑可用的选项。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政策制定团队的成员们根据自身对世界的认知把他们偏好的选项摆到桌面上，大家讨论所有的选项，还会讨论每位政策制定者对这些选项的看法。想要让意见汇集过程是理性的，这番富有条理的审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国家赖以运作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国家该追求何种目标又该如何实现目标，并不清晰明朗。其次是拥有一个程序，通过它在可用的选项中做出决策。毕竟，只有能够产生决策的意见汇集过程才是理性的；一个无法产生决策的此类过程是非理性的。
最后还应谈谈“理性行为者”的概念。有人可能认为，前面关于产生政策的个体决策和集体决策过程的讨论意味着我们会鲜少谈及理性行为者假设，因为它表面上看来是关于行为的。既然政策和行为在分析上属于截然不同的概念，我们似乎就显得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这么认为就错了。虽然政策和行为在概念分析上泾渭分明，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而言之，国家的行为是基于政策的。所以说，政策的理性程度有多高，行为的理性程度也就相应有多高。用一句话概括，我们的分析就是围绕着理性行为者假设展开的。
总而言之，在国际政治中对理性下一个合理的定义，其要求是十分明确的。在个体和国家层面上，该定义都必须描述清楚一个适用于不确定的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参与其中的行为者能够理解自身处境，并在问题出现时做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