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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将外国对手描述为“非理性的”已司空见惯。在过去25年间的某些时点上，萨达姆·侯赛因、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乌戈·查韦斯、穆阿迈尔·卡扎菲、金正恩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其他一众人等皆被贴上了“不理性”、“不合逻辑”、“疯狂”、“妄想”或“疯了”的标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拿来跟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而后者经常被描绘为非理性的典型人物。 [1]
在学术界，将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个人视作非理性的观点可能更具影响力——据说，“在过去几十年间，一场新的行为革命席卷了社会科学领域” [2] 。许多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子们在心理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经常违背理性的要求，从普通消费者到国家元首莫不如此。
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学术研究就遭遇麻烦了，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国家是理性行为者的假设之上。 [3] 发现国家经常是非理性的，这将破坏掉该研究领域的许多核心论点和见解，并促使人们对整个研究事业产生怀疑。 [4] 这也将使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毕竟，他们将无法预测其他国家会如何采取行动。总而言之，学术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是如此休戚相关。
我们写作本书旨在考察世界政治中的理性行为者假设。我们试图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什么是理性？任何关于理性行为者假设的讨论都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对国家来说，理性思考和行动意味着什么，以及反过来，非理性思考和行动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可以用来区分理性与非理性思考和行动的基准。第二，国家真的是理性行为者吗？也就是说，实证记录显示，它们通常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理性事关理解世界，而理解世界的目的是在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中掌控世界。 [5] 在对外政策领域，这意味着理性既有个体层面的，亦有国家层面的。理性的决策者是理论导向型的，他们运用可信的理论来理解当前形势，并决定实现其目标的最佳政策。一个国家是理性的，前提是其关键决策者的观点经由审议性过程汇集起来，并且其最终出台的政策基于可信的理论。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缺乏可信的理论作为基础，或者没有经过审议，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这个国家就是非理性的。认真检视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按照这些标准来评判，各国的对外政策通常是理性的。
我们的论点与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的现有文献形成了鲜明对比。 [6] 从主导这场争辩的两个角度——理性选择和政治心理学来看，很少有人探讨个体如何理解世界，这真是令人惊讶，因为这一步是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理性选择传统的学者们压根儿没考虑过政策制定者是如何运用其批判能力来弄清楚世界运作方式的，你本来还期望看到他们就此议题发表长篇大论呢。当谈及政策制定者是如何尝试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时，政治心理学家也基本保持沉默。
反过来，理性选择理论家和政治心理学家都专注于研究一个更为狭隘的问题，即个体如何在不同的政策选项中做出决定。理性选择学者们声称，理性的个体行为“好像”是为了最大化他们的预期效用。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个体实际上是如何思考他们的选择的。与此同时，政治心理学家确实研究了个体实际上是如何做出决定的，从而对理性选择的样貌形成了自身看法。然而，他们的理解与我们的不同：我们强调运用可信的理论，他们则说理性的个体通过使用预期效用最大化公式来做出选择。
比起谈个体层面的理性是什么，理性选择理论家和政治心理学家更少谈国家层面的理性是什么。他们承认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一项集体事业，但他们极少谈论不同决策者的观点如何汇集起来以产生理性或非理性的战略。
再回到国家实际上是不是理性行为者这一实证问题，理性选择学者和政治心理学家不同意我们提出的“理性是司空见惯的”这一主张。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理性选择理论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些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持有立场的人则坚持认为，国家经常是非理性的。政治心理学家还声称，非理性在国际政治中普遍存在。
所有这些皆表明，我们的观点是对这场辩论的激进干预。一则，我们对国际政治中的理性给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定义，而此前从未有人给过定义。再则，我们并非简单地断言国家通常是理性的，而是给出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