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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根据结果来评判理性。按照这种观点，一项政策如果带来成功，那么它就是理性的；如果造成失败，那它就是非理性的。理性思考经常伴随着好的结果，譬如在战争中取胜，而非理性思维经常招来坏的结果，譬如引致失败。 [93]
但理性是关于过程的而不是由结果来评判的。理性行为者运用他们的批判能力来弄清楚如何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运作。这并不能确保他们提出的政策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即使他们的政策是基于可信理论的并且是经审议产生的，外部约束性因素或者预料不到的情况也有可能阻碍他们实现目标。
首先要想到可信的理论并非完美的工具。由于它们简化了复杂的现实，便注定了有时会出现错误，因为事件中出现的重要因素可能正是它们所忽略掉的那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基于这些理论诞生的政策就不会如预期的那般奏效。举例来说，按照诺曼·安吉尔在其经典著作《大幻觉》中所描述的，信奉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国家本可以期待1914年的“七月危机”会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94]
即使支撑一个国家决策的理论良好地契合了当前的情况，政策仍然有可能失败，因为决策者要么对他们面临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信息，要么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在投入实战以前，很难对相关能力做出评估。意图、偏好和决心这些无形的因素则更加难以衡量了。使事情越发棘手的是，各国具备强烈的动机来隐藏和歪曲传达自身的能力和想法，以便在互动中占据优势。无论具体原因为何，信息赤字都可能使得国家在实际遭遇威胁时却认为本国是安全的，在采取威慑更明智时却认为应该奉行绥靖，在濒临失败时却认为胜利近在咫尺。
最后，由可信理论产生的政策有时候会失败，是因为情况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此，马基雅维利称之为“时运”（fortune），修昔底德和克劳塞维茨则称之为“偶然”（chance）。 [95] 一个国家可能运用了适当的理论，也掌握了正确的信息，却无法达成目标，这是因为对手内部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权更迭，抑或是开发出了某种改变力量均势的新技术。
同样的道理，外部约束性因素和预料不到的情况可能会帮助非理性的国家实现其目标，哪怕这些国家在理解世界和决策方面存在着缺陷。这一切便意味着理性的国家可能会失败，非理性的国家可能会成功，因此人们无法根据结果来定义理性。
然而，这并不等同于说理性和结果毫无关联。理性的政策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而非遭遇失败。它们以可信的理论为依托，使得国家就特定政策的潜在走向做出合乎逻辑且有证据支持的预测。反过来，非理性的政策更有可能遭遇失败而非取得成功，因为它们要么建立在对世界运行方式的贫乏理解上，要么产生于非审议性决策过程，或者两种情况都出现了。